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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 作者:汇溪流 于 2010-06-24 20:09:05 发表 只看该作者 
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
摘自2010年第11期《世界知识》
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弗兰克说：“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发展先进与财富，也发展贫穷与落后。而发展贫穷落后比不发展更坏。” 日本《选择》月刊2009年6月号刊登一篇题为《中国能否坚持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认为，“市场主义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会主义进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被统统抛到脑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两极分化，富人不断强化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势，提高财富分配份额，不仅在挤压贫穷大多数的空间，而且也在挤压中产阶层的空间。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提低、扩中、调高”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实践中，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以及偷税逃税，使中产群体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如此强化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在中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65％左右；在美国，占全部纳税人10％的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超过70％。更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的主要是中产群体，但是在股市上大资本与境外资本联手、房市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勾结，从而使中产群体的资产不断缩水，中产阶层的数量难以稳定与成长。
有专家认为，中产群体占到一个国家人口 60％以上，即“橄榄型社会”，社会才可能稳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国的穷人有10亿，中等的人有2．5亿，高收入者大约6000万”。而在10亿穷人中，“国企改制”一下子“改” 出6000万失业工人；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一下子“圈”出5000余万“三无农民”。若以一家三口计算，至少有三个多亿“弱势群体”。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由于资本与权力交媾，一些政策向富人倾斜，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两种矛盾又互相交织，互为深化。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如此，使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不断流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狭窄。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曾经严正告诫党和政府：“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是走了邪路了。”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根源。现代犯罪社会学分析：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犯罪率是反映社会变迁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极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对于幼儿园、小学发生的多起惨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承，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且日趋尖锐化。在2010年3月5 日做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要坚决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沦为暴力群体。
防止“沉默的大多数”成为“愤怒的大多数”摘自2010年第11期《世界知识》
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弗兰克说：“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发展先进与财富，也发展贫穷与落后。而发展贫穷落后比不发展更坏。” 日本《选择》月刊2009年6月号刊登一篇题为《中国能否坚持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认为，“市场主义的巨大成果就是把社会主义进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被统统抛到脑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两极分化，富人不断强化在财富分配中的优势，提高财富分配份额，不仅在挤压贫穷大多数的空间，而且也在挤压中产阶层的空间。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提低、扩中、调高”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实践中，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以及偷税逃税，使中产群体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如此强化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在中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65％左右；在美国，占全部纳税人10％的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超过70％。更为重要的是，出入股市、房市等资产市场的主要是中产群体，但是在股市上大资本与境外资本联手、房市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勾结，从而使中产群体的资产不断缩水，中产阶层的数量难以稳定与成长。
有专家认为，中产群体占到一个国家人口 60％以上，即“橄榄型社会”，社会才可能稳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指出，“中国的穷人有10亿，中等的人有2．5亿，高收入者大约6000万”。而在10亿穷人中，“国企改制”一下子“改” 出6000万失业工人；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一下子“圈”出5000余万“三无农民”。若以一家三口计算，至少有三个多亿“弱势群体”。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而形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由于资本与权力交媾，一些政策向富人倾斜，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两种矛盾又互相交织，互为深化。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如此，使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不断流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狭窄。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曾经严正告诫党和政府：“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是走了邪路了。”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经济根源。现代犯罪社会学分析：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犯罪率是反映社会变迁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犯罪率尤其是极端暴力犯罪迅速上升。对于幼儿园、小学发生的多起惨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承，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且日趋尖锐化。在2010年3月5 日做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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