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9:45:21
中国建设内需社会需要做什么   作者:panetiere 于 2010-06-23 20:55:32 发表      只看该作者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例如环保和低碳经济,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是会继续,但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无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没有发展,问题会恶化得更厉害。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作为当今公认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GDP本身是中性的。但GDP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如果GDP来自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但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那么就是负面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面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

解决市场化不足的弊端

  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因为缺乏继续的改革,大型国企逐渐成为了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

  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

  如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中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盲目流动状态。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它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例如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即使是一些有必要保留一定国有垄断的部门,例如能源、电力、交通与通讯,也可实现参与型发展,例如容许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却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获取,国有企业向国际资本开放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可以向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关闭大门。

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会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持续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障碍。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

  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

  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30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30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

  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势操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操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