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为右派时他还是个孩子

[转贴]被定为右派时他还是个孩子
文章提交者：十面伏兵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木人·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又经过几个月，作了一番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都腾出了地方，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象“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哎，这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这大概应该是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从开始，劳动强度就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撩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撩到这儿，还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点儿，上学了，起床。”你该这样儿叫，安树大调侃着。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我说，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成闹着玩儿了？”…………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成员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也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上也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到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当时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傻小子！”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他队，我们就分开了。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饿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层乾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转贴]十个右派青年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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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这死去的十个青年

杜高
我要写一张死亡名单，以慰藉那些死于一九六一年冬的不安的灵魂。这是和我一同劳教的十个右派青年。当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而他们比我更年轻，他们都是纯洁的大学生。但是他们都因饥饿死于劳改农场，有的死得极为悲惨，像清华大学的学生郭道宏，就是“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他的死，当时被当作“反抗政府的下场”来“警告”所有在饥饿中挣扎的劳教分子们，强迫我们忍受、驯服。我的良心告诫我，不要忘记他们，只要我还活在人间。
我却是幸存者。所有活过来的右派都是幸存者。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而面孔又都肿得圆圆的，虽然我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呼吸到了春天的空气。我们终于熬过了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多么凄怆多么可怕的冬天啊。
那是死亡的冬天。饥饿使人全身浮肿，而后夺走人的生命。在那么大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谁也不会去关注那每天夜里被匆匆抬走的死者叫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灾难最先降临到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的头上，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像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由电影局送去劳改的老演员黄若海，戴着“历反”帽子由北京人艺送去劳改的老演员戴涯，还有我在儿童时代就认识的桂林“新中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姚平，也戴着右派帽子在农场劳教，他们都在这个冬天静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更压迫着我的心灵，使我悲哀和痛惜不已的，是一群如花年华，本应享有美丽人生的年轻学子，竟一个个在饥饿中痛苦地结束了生命。为了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再有他们的悲惨遭遇，我有责任把我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几张公安局当年内部登记的死亡名单抄录下来，留给未来。
一、郭道宏 25岁 四川隆昌人 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1953年考入）
右派罪行：他辱骂领袖，说“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也不例外”，“党员有党性，没有个性”。他说，“党不能领导一切，党要退出科学艺术部门”，“现在的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一样，有圣经、等级制度统治，是黑暗的。”
61年12月12日，他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即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二、姚有余 21岁 浙江吴兴人 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右派罪行：整风中他说“党天下是客观存在，胡风问题、肃反运动在法律面前是说不通的。”1958年1月9日中午，同学在饭厅广播他上述右派言论，他大怒，当即摔了两个碗遂往外跑，同学们阻挡他，被他打了二人，用脚踢了一人。态度顽抗，坚不低头认罪，定为极右分子。
突因腹痛死于清河农场，埋葬在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三、谢继先 23岁 河南灵宝人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
1960年12月31日8时半体弱死亡，埋“584”西公墓13排4号。
四、黄恩孝 23岁 江苏江浦人 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物理系气象专业。
右派罪行：整风时说，“阴毒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民主自由看不顺眼，一方面不报道民主运动的情况，一方面有意识消灭民主运动。”
1961年2月11日重度消瘦死亡，埋584公墓166号。
五、张行陶 24岁 江苏海门人 清华大学学生
右派罪行：贴大字报要公审肃反干部，“组织法庭公审犯有逼死同学罪行的直接负责者”。鸣放会上书面发言“党员是踏着别人脑袋做垫脚在向上爬”。煽动群众鸣放取消班上党团领导。
1960年11月29日晚心脏病死 埋福田村南盐场地公墓
六、朱祖勋 22岁 浙江人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
右派罪行：诬蔑党是特权阶级宗派集团。
1961年3月15日晚7时腹痛死亡 葬584西公墓17排9号
七、李国光 26岁 上海人 外国语学院学生，下放第三通用机械厂劳动
1960年10月5日12时急性心力衰竭死亡 葬于家岭公墓四排6号。
八、蔡 季 25岁 山东梁山县人 1953年10月入清华大学
右派罪行：1958年送城子矿监督劳动，在矿上公开扬言：我是大学生，我不是右派。1959年12月将一个价值30元的地滚铜套偷走，卖得人民币一元多，被抓获，送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14日体衰，死于胃病。
九、董恭裕 29岁 浙江衢州人 解放军第三坦克学校政治系教员
右派罪行：鸣放时期说“肃反后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肃反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诬蔑政治主任是“缺乏起码人道主义精神，变相的国民党作风”。
（解放后考入清华大学，1951年7月参军）
1960年7月29日晨6时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十、许雨铭 27岁 福建安同人 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到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
右派罪行：对党怀有刻骨仇恨，听到同学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时，要把歌词改为“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学习会上说：“现在生活这么苦，劳动这样紧张，真正体会到了苦战的苦，原以为苦战三年后可松口气，现在指标修改就拖长了。”
消瘦浮肿 1961年1月27日晚死亡（清河三分场，埋于北砖窑63号）
我只想说一句，这些表格上登记的都是他们死亡时的年龄，如果往前推算一下，人们就会叹息，他们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多么年轻，有的还是一个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