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上)(林蕴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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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实述评
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上)
林蕴晖
(一)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会发动这样一场“无法无天”被称为“革命”的内乱。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向他指出: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3页。)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对周恩来当时的心情,有研究者认为是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熊华源、廖心文著:《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应该说,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二)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弄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党?
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党“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说:
“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
“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刘少奇:《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11月。《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0-321页。)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末,什么是大局呢?毫无疑问,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我们得进一步问,什么是党的利益呢?
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
可见,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是服从领袖个人的意志,或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时间:2006-06-13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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