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存在与发展所面临的“派性”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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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存在与发展所面临的“派性”尴尬
杨凡天 [2006-09-12]
智库是一个思想的海洋,人们可以把这样的海洋,去分为思想的“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北冰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这样的思想海洋完全分开——一如人们不可能将这地球的海洋分开一样。因此,主观而片面地将智库以“派性”的态度、立场,来割裂其思想的相互关系,无疑是一种画地为牢的智库观。而这样的智库,已经不是思想的海洋,而是思想的风暴,其岂能如海洋的洋流那样,持久地影响着全球的战略气候;其只能如一个又一个的这样或那样的风暴,威力不小,却总是难以持久地发挥其所需要发挥的战略影响力。
中国受“传统”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影响,什么事都“喜好”用粗暴而简单的“派性”,来“确认”思想的正确性、代表性,而作为思想领域的表表者——智库,也“难免于难”地逃避这样的“派性”的袭扰。稍有不慎地被“派性”的某一派“盯上了梢”,那么,其思想的所谓正确性、代表性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态度”、立场的“左”或“右”,就足以让你百口莫辩地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此,智库的“阶级性”一“上纲”、一“上线”,那么,你的智库的生存危机也就接踵而来,还谈什么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战略思想研究呢!如此的思想“非典”一来,谁还能碰得了国内、国际所出现、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存在与发展的变化与实质呢!
可是,“不幸”的是我们的思想,的确是存在某些态度与立场的,但是,这个态度与立场,不是人的“左”与“右”,而是人认识事物的温和、激进与保守,这就是笔者对所谓的智库的“派性”的认识。而如果我们转变了由来已久的“派性”观,那么,以新的“派性”观来对待中国——乃至国际——的形形色色的智库,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地打通了人类思想的海洋。如此,我们的战略思想,才能在更为广阔的思想海洋里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腾跃。
在对外的战略思想研究上,我们的智库所面临的“派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推动中国的崛起,以及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战略关系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个核心目标上,各“派性”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比如比较“看好”的“温和派”的“和平崛起”,就比较在时下得到“主流”的支持。不过,在对内的战略思想研究上,“温和”的“中间派”就表现的“左右”为难。
在对内的战略思想研究上,我们的智库所面临的“派性”障碍,实质就是触及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就是生产力的社会权利与地位问题。从整个国家利益角度讲,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生产力的社会权利与地位的深层次的讨论,必然涉及中国的一系列的、包括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以及法制体制等在内的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被打上了“派性”的烙印,那么,其讨论的本身就难以深入,自然也就难以客观、系统了。这实质也是智库向前发展所面对的最大的“雷区”。
在中国,智库发展的最大风险,不在于战略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在于所谓的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的利益矛盾,而恰恰就在于上述所谈的智库的“派性”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一些复杂性、矛盾性的社会问题,被极端的歪曲;被“上纲上线”的阴谋所利用。除这个“雷区”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威胁到中国智库产业的存在与发展,又有什么可以使包括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的利益矛盾,激化到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呢?
所以,不能从思想上根除“派性”,对中国智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刻影响,无疑等于在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为中国智库的存在与发展“设置”了最难以预料的思想“雷区”。这对于中国智库的现实存在与未来发展,是非常有害的,其危害之大,远远超过智库本身的研究的失误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