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张露萍平反昭雪

“潜伏者”张露萍平反昭雪：叶剑英亲自为其洗冤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民主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们。张露萍作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曾一度被蒙上“叛徒”、“特务”的阴影，沉冤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1939年，叶剑英派张露萍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秋，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每逢大小集会大家都欢迎她指挥演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干一场”成了黎琳的代称。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派黎琳利用其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到重庆后，立即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领导。叶剑英与曾希圣商量，决定改派黎琳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时被敌人发觉，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的妹妹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相机发展党组织。这样，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得到了安全转移，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也被捕获。

■1941年爆发了“军统电台案”，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一起被敌人杀害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成都地下党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局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在途中也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押上刑车。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在向她开枪时，第一发子弹没有打中，她大骂了一声“笨蛋!”第二枪也从旁边飞过，她又骂了一句。直到第三枪被击倒后，她还抬起头来瞪着敌人大喊:“再开两枪嘛!”张露萍身中六弹，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为了还历史真相，叶剑英、韩子栋、沈醉以不同方式为张露萍烈士洗冤

但“军统电台案”却成了疑案，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张露萍烈士被蒙上了“叛徒”、“特务”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们，遗憾的是张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他们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即不列为革命烈士)。

为了还历史真相，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沈醉开始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1962年他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的帽子。面对造反派的质问，沈醉淡定地说“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文革”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

除了沈醉，还有一些人为张露萍冤案而牵肠挂肚，韩子栋就是其中一个。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对张露萍等人的英雄行为赞佩有加。每年清明时节，他总要到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扫。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立即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了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遇难者问题的重要指示。经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重点调查，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重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多，基本上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和张露萍，原是同一个人。

原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同志后来也证实:“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

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最后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册。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韩子栋在碑文中这样写道: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胆肝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这些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作者：王锦辉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努力工作，处危不乱。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