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个时代——关于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起重大事件的进程都有重要影响。

中国大陆有许多人认为他有“伟大人格魅力、潇洒从容的仪态、处事风范”。很多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将其视为“完美”和“最高尚”的代名词。

周恩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具有卓越的行政管理长才和折冲调停的外交手腕，但批评者认为他原则性不够强，这反映在他在中共建政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多次违心地自我检讨、对毛泽东的决策妥协退让。

有人认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40年，一直持续到周本人病逝为止。尽管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共同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对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毛主要扮演“掌舵”的精神领袖的角色，周则扮演小心翼翼的执行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周恩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从20年代初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到1976年逝世，历时超过半个世纪）。

在中国民间，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受政府监管控制的公共领域内，亦出现了不少对国家领导人的调侃内容，然而在这些调侃内容中绝少见到周恩来的名字，包括在言论最为无忌的网络上。在大陆青年一代中甚至出现了以他取代毛泽东成为国家凝聚与团结核心的倾向。

在文革高潮时，少数红卫兵要批斗周恩来，毛泽东说：“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被批斗吧！”1974年，毛泽东又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的评价，基本上代表了1978年后中共的官方立场，他说：“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指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晚年说：“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他去世的27年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也进行检讨，曾经罩在领袖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在国内外出现了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周恩来评价引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就是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对周恩来评价，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认识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地位后发生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它是由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十年浩劫，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全面内乱。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认为：周恩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个人思想、感情、行为的简单直接的反映。他是从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发，在动乱的年代里，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智慧，总理着国家的事务，协调、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相忍为国，相忍为党，相忍为民。他顾全大局，担当大任，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如果没有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起了“灭火器”、“消防员”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甚至诋毁。有人说他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有人认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留恋名位，等等。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对周恩来的评价，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不仅仅涉及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涉及到刚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否稳定持久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这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评价。

在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外界十分迷惑的问题。她问到：“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法拉奇的提问真是大胆。周恩来，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长期居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在党和国家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甚至在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都相继被“打倒”了，而周恩来却依然是国家总理，这在“文化大革命”后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异议，法拉奇的问题正是由此发出的。她提的问题，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邓小平也略有耳闻。是啊，尽管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敬爱的周总理”的周恩来最终实现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但人无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为了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为了保护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也被迫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声邓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后，邓小平沉思了片晌，习惯性地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在轻缓的烟雾中，他语气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通过回答法拉奇的问话，就周恩来的工作精神、他本人与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错误与失误等敏感问题，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立足大局、全局，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他多次指出：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国不能走苏联赫鲁晓夫那样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评价好领袖人物，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充分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认为这句话很有水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 时，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说：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这样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关键是引导人们一心一意向前看。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历史决议》评价的第一句话，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分论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地位、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巨大影响等。这个评价是对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盖棺定论，它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无限惋惜和怀念，也中肯地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是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在灾难的深渊中苦斗的时期。一八九八年，即周恩来同志出生的那一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新界。他三岁那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周恩来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救国救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探索过、奋斗过，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历史的地位，但是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依然苦难深重。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0年一月，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出狱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同志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保卫了党的中央机关，保护了党的大批领导骨干。他为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为扭转这种危急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总理国务，组织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开国之初，他和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边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抗美援朝，一边下大力抓水患严重的淮河治理和全国铁路的修复。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负责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几次出访莫斯科，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协议。这些重点工程和环绕它的几百项工程建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大跃进”之后，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经济形势实现好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和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坚持排除干扰，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在他重病期间，仍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周恩来同志不仅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他特别关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解放之初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而到六十年代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很快相继研制成功，周恩来同志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同志领导制定并组织落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提前五年于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恩来同志还领导制定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尽管规划的实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仍取得不少成就。周恩来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人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为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继续进步。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论述，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多次提出重要的意见。他同许多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他不仅参与领导制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而且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为促进世界和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推动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普遍尊敬。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反对好高骛远，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在经济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很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同志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处理危急事件的巨匠。他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同志喜欢引述毛泽东同志《咏梅》词中的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寄托着他对无数为革命牺牲而没有亲眼看到事业成功的先烈们的深情，也寄托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欣喜和取得更大胜利的期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是：他离开我们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九七年，中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洗香港被侵占的百年耻辱；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部署。我们的事业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同志一生的杰出功业和伟大精神，将会继续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外国朋友：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中国人：

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党楷模”。

毛泽东主席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他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员。”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也盛赞周恩来：

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