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亮：吉尔吉斯斯坦20年不变的民族问题

此次事件是一次在由政权更迭造成的权力真空中由多种因素促发而成的族裔冲突。而这种族裔矛盾的根源则需像后苏联时期大部分民族矛盾一样追溯到斯大林时期

方亮 独联体事务观察家

尽管曾有不少论者警告称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权更迭引发政治真空之后有可能出现族裔冲突，但6月11日发生在吉南部的这场大规模骚乱仍让许多人感到猝不及防。仅仅过了5天，一场局部冲突就发展成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大规模骚乱。

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场族裔冲突，在吉南部占据一半人口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是骚乱中对立的两方。但是，直至现在，仍没有准确的说法来说明这场骚乱的导火索。说法一是乌兹别克人强奸了吉尔吉斯女大学生；说法二是两个民族的青年在奥什市内的清真寺旁发生斗殴；说法三是有某种势力雇佣了一些塔吉克人，驶车向车外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开枪，挑起两族冲突……

尽管没有定论，但这种“花样百出”的说法本身就说明许多参与到骚乱中的人们根本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仅仅是出于对对方民族的厌恶甚至仇恨而投入到了“战斗”中去。

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仍不健全的治理能力成为骚乱的促发因素。16日，临时政府已经开始征召吉南部所有19－22岁的青年来维持当地秩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临时政府根本无法指挥当地的警察。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生命危险，居然是政府连警察的饮食都无法保证。

据俄“REGNUM”新闻网报道，一位俄罗斯的人道主义物资飞行员刚刚架机降落到奥什机场上就被一群警察围拢，警察请求他给他们找一些东西充饥。这一事实说明了骚乱缘何可以轻易发生并且迅速扩大。骚乱发生后，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紧急向莫斯科方面求救，甚至希望对方派兵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来维持当地秩序。这些都说明了吉临时政府在4月份推翻了巴基耶夫政府后面临着怎样的治理困境。

除了政府治理困境之外，中亚地区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普遍缺乏法制观念也是问题的重要一面。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一种奇怪的传统，只要一爆发革命，“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抢劫”马上开始。就像两次革命中展示的那样，商店民居都遭到洗劫，而且农民们还会冲进城里“圈地”，并立即在圈好的地上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这种先例早已有之，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所以就愈演愈烈。而打劫的人们往往会拿少数族裔下手，比如今年4月革命爆发之后就曾在比什凯克郊区爆发针对土耳其和俄罗斯人的抢劫、“圈地”事件。

这一切在斯大林时代就埋下了伏笔。在斯大林的“民族融合”命令下，大量的乌兹别克人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生活。苏联存在时，这种矛盾不会爆发，但是解体以后，矛盾立即爆发出来。1990年，就在同一地点，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族就曾经爆发了一场冲突。官方数字是造成了1200人死亡，而非官方数字则称共有10000人死亡。事件最后是在苏军的镇压下解决的。时隔20年之后，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并且在遇到了合适的土壤之后大规模爆发。

自1990年那场骚乱之后，两族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20年中，乌兹别克人一直谋求吉政府将乌兹别克民族语言设为官方语言，并保护乌兹别克人的生活工作权力和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阿卡耶夫政府还是巴基耶夫政府实际上都十分脆弱，这种脆弱在时隔5年的两次“中亚速度”的革命中清晰可见。

脆弱的政府尚无法解决本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就更加难以得到解决。1990年骚乱的一大原因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高层没有一位高级官员是乌兹别克人。而直到2005年，乌兹别克族的官员才开始出现在地方政府层面，而高级领导层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

更要命的是，在吉国内工作的往往是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反倒要远赴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打工，加上近年来吉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使得两大民族在工作机会问题上矛盾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由于恐怖主义组织“伊扎布特”崛起于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往往会在宗教问题上遭到刁难，这更加挫伤了乌兹别克人的民族感情。

一方面吉尔吉斯人反感甚至仇视乌兹别克人，另一方面，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弥合双方分歧，比如在少数民族领导人和官方语言问题上，吉高层一直没有做出合理的决定。如此一来，矛盾便仅仅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在后苏联空间内，无论是车臣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乌克兰的东西对抗问题还是中亚的族裔问题都十分突出，而且它们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根源——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民族政策。这段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而面对其遗留问题是则必须探索一条有效的道路。

在笔者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凡是遵循“自由表达、自我实现”原则来治理民族问题的国家都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普京在治理车臣问题时使用的是“车人治车”的策略，利用车臣“名门望族”卡德罗夫家族来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尽管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兴起这种策略遭到了挑战而且车臣恐怖事件仍然频发，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别于车臣战争期间分离势力对该地区的占领，车臣“整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得益于普京让车臣人“自由表达并自我实现”，即由车臣人来实行符合当地民族心理和习惯的管理模式。

而乌克兰的东西对抗则一直被该国的自由选举体制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比如，在俄罗斯人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地区，该地区地方议会立法恢复前苏联标志。尽管这种做法在基辅中央引起了极大争论，但争论却没有爆发为冲突，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仍是“自由表达、自我实现”的原则得到了遵循。近期，由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导致乌克兰东西对抗空前加剧，甚至出现了乌克兰将分裂的说法，但即使这样，更多的人还是谋求通过法制渠道来解决分歧。

“自我表达、自我实现”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科索沃问题，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极端，科索沃问题是将少数民族的民意放大的极端，而本文所说的则是另外一种极端，也就是掩盖民族问题、拒绝给予少数民族表达权利的极端。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即使像后苏联时期的那些文化传统都极为相似的国家也会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策略，但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不能掩盖问题和封杀少数族裔的声音。吉尔吉斯斯坦这20年的实践可以说正是犯了这样一个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