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完全违反了文学史的通则

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完全违反了文学史的通则 « 于: 六月 15, 2010, 16:3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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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闲情赋》的评价违反了文学史的通则

     中国文学史对于陶渊明的评价采用了双重标准，具体地说，就是对于陶诗和《闲情赋》采取了不同的评判标准和方法。如果将陶渊明的作品分为，字面上所能看到的景象和字面上看不到社会意义，那么，对于他的诗和《闲情赋》应该同等对待，遗憾的是没有一家文学史是这样做的，大多数的文学史对于陶诗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陶渊明的思想和陶诗的社会意义，而对于《闲情赋》则作了简单的处理，仅就“情”论“情”，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滑入“诲淫”一途。东方树在《续昭昧詹言•卷八》中说：“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如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如果将陶渊明的《闲情赋》定为“淫诗”，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将《闲情赋》略而不论。那么《闲情赋》到底还有没有社会意义？有没有思想性呢？当然有，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各家的文学史没有注意到而已。

                    一 冰山效应
      对于陶渊明作品的评价，其实就像海上的冰山一样，对于陶诗除了要看到字面上的意思，还要通过分析，结合当时社会的因素，综合得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是一般文学史常走的路子，这也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加深对于作品的理解。那陶诗字面上的意思是可以一望而见的，它便是浮在海面的冰山；通过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陶渊明自身的遭遇结合他的诗篇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的出作品的思想性，这便是在海面以下的冰山，也就是说，冰山是由海面以上部分和海面以下部分这两部分组成的，而不是只有海面上的那一部分。文学史一般对于作家的作品，都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经历来作出综合判断。下面请看各家文学史通过分析社会背景、人生经历对于陶诗及其人格的综合评价：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P276）；“诗人生活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同上）。马积高的《文学史》：“诗人看到，在那种庸俗、卑污、没有人生自由的环境里，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天真纯朴的本性，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善美属性。这是陶渊明把追求目标转向田园的根本思想原因”（《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P348）。“诗中经常写到孤松、秋菊、白云、归鸟，这些都带有某种象征意义，象征着自己孤高傲岸，不拘世俗的品质情怀，这是对诗骚比兴的吸取和发展（P353）”。这种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

              二 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却没有了海面以下的冰山
      由于各家文学史对于《闲情赋》的评价仅局限于以“情”论“情”的阶段，以至于漏洞百出，不能持论，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谨慎一些的文学史家则持保留的态度。
      马积高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赋（指《闲情》）的主体，‘十愿’部分，把主人公对所爱女性的热情追求描摩得十分痴情而又大胆，以至引起萧统的不满，称陶集中‘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陶渊明集序》）。”（P354）作者凭什么说萧统的指责是因为《闲情赋》写得“十分痴情而又大胆”？萧统是给作者打过电话、发过短信、还是网上留言？袁世硕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更有意思了，在综合分析时说：“陶渊明从小就有高洁的人性追求”（P206），“陶渊明在困窘的时候能够坚持操守，显示了他高洁超俗的人品”（P208）。而在分析《闲情赋》时，又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流荡之邪心’，陶渊明的人格才显得更加真实和丰满”（P217）。照这样说来，陶渊明有了“邪心”就“真实和丰满”，那陶渊明盗窃和抢劫，是不是更加“真实和丰满”？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与此不同：“要之《闲情赋》是要规范感情，而非纵任感情。然自赋实际内容观，作者初衷似未完全体现，‘卒无讽谏’之论，似乎不无道理。”（《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P588）从文中的“似”、“似乎”可以见出先生态度的慎重和治学的严谨；北大的袁行霈也坦率地承认对于萧统为什么要批评《闲情赋》表示不理解；游国恩干脆就避而不谈，这三位学术界的前辈都是负责任的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解决学术问题更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起那些蒙着眼睛强下结论的文学史作者更值得人们敬重。对于《闲情赋》的评价，就“情”论“情”的情形，是只看到海面上的冰山而否认海面以下还有冰山，因为《闲情赋》的题材比较特殊，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点，就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处理方法，这完全违背了文学史对于作品评价的通则。

              三 《闲情赋》的主题已经得到确认
      拙作“陶渊明《闲情赋》的主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百度可以搜得。
文史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承认历史的真理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拙作《男宠之风对中古文学的影响》（亦可在百度搜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引入了“男宠”一词，这一概念的引入不仅解决了《闲情赋》主题的问题，还可以解决长期以来文学史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什么中古时期只有男子容止的描写等。

             四 出给文学史界的两道思考题
     《闲情赋》的主题是长期以来聚讼不休的问题，以“言情”说为例，论述得较好的有北大的袁行霈先生，在1992年写的“陶渊明的《闲情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一文中(见《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月)，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虽然言情之说勉强成立，但在萧统为什么要指责《闲情赋》是“白璧微瑕”，而不批评同是言情的宋玉和曹植两家时不能自圆其说。其实陶赋对异性的赞美，得罪的并非萧统一人，与萧统同时的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对他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大家，刘勰不仅对他的作品只字不提，连陶渊明的名字都未提及。如果说别人不理解陶渊明的作品，我信，说刘勰不理解，我绝对不相信。陶渊明与刘勰中间隔了几代，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使刘勰这样恨陶渊明？还是“男宠”问题在作怪，即陶渊明与刘勰的性取向的不同。
    据《梁书。卷五十》记载，刘勰曾因“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而本传又说刘勰的祖、父皆为朝廷官员，因此“家贫”之说难以成立。最大的可能是刘勰是个男同性恋者，寺庙是男性最为集中的地方，是男同性恋的温床。如果未婚因为家贫，当刘勰本人做过了一些列朝廷命官，应该是富有了，此时他又“启求出家”。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男宠在当时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是一种时尚、一种新潮，梁简文帝便以男宠之事入诗，中国如此，古希腊也如此，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中便有同性恋者。所以，刘勰很鄙薄陶渊明的“土”。                       
题目如下：
     1 萧统为什么要批评陶渊明，指责《闲情赋》是“白璧微瑕”，而不指责萧统以前描写爱情的作者（此为北大袁行霈教授尚未解决的问题）？
     2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很多作家都写过爱情，为什么他唯独要将陶渊明排除在他的文学批评著作之外？
     如果有专家、学者、教授能将以上两个问题解释清楚，本人将自愿放弃“反同性恋”说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