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

　　这张相片中的人物，彼此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情。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们隔绝的十年断了音信。这次相见，照相时没有人叫喊“茄子”，却个个笑得咧开了嘴。相片中的人物，从右到左，前排：秦怡、张瑞芳、吕恩；中排：赵丹、吴祖光、唐瑜、丁聪岳母、丁聪夫人沈峻、丁聪；后排：黄佐临、张乐平、桑弧。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文化人的命，革得死去活来，幸存下来的，皮肉和心灵都受到无法弥补的摧残。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全国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开幕仪式上，秘书长阳翰笙宣读了文艺界一连串被害死人士的名单，足有一百多人，大家起立默哀。其中有老舍先生、舒绣文、郑君里、赵慧琛、孙维世、上官云珠等等。有的幸存了下来，可落下了病根，如白杨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夏衍被打断了腿，连我这个不起眼的文艺工作者，也没放过，先是被赶下舞台，抄家、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每天在烈日下暴晒，得了“红斑狼疮”，虽从死亡的边缘活了回来，但从此丧失工作能力，提前离休。
　　站在照片中排的小老头叫唐瑜（广东潮州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人，和潘汉年、夏衍、蔡楚生、孙师毅等人是莫逆之交。他一向好客，广交朋友。其兄在缅甸是一位很有实力的资本家，抗战初期，唐瑜先到香港，后去缅甸找他哥哥，40年代初，唐瑜经滇缅公路回国，哥哥送给他一辆大卡车，上面装满了国内紧缺的货物，唐瑜开着一辆小轿车到了昆明，又从昆明到了重庆，在中一路四德新村的坡下建起一座二层楼房，招待来重庆后无处可住的朋友。金山、张瑞芳、盛家伦、萨空了、吴祖光、高集、高汾等人，还有我，都住过这房子。经常去玩的还有黄苗子、郁风、冯亦代、郭沫若等人。“文革”中，这所房子被打成“二流堂”，唐瑜为堂主，和房子有关系的人，成了“堂客”或“堂友”，都成了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统统实行“专政”，关进牛棚。唐瑜在牛棚里受尽折磨、侮辱及皮肉之苦，叫他实在受不了，一个晚上，他偷偷跑去公安局，自愿被关进监狱，但是公安局不收，又把他送了回去。
　　唐瑜带回来的资产，据说可以开爿银行。曾有人说，唐瑜有个金梳子，没钱了，掰一个刺下来，兑了钱就可以吃一阵子。虽是戏言，但那时的他经济很富余是肯定的。
　　一个雾重庆的晚上，唐瑜和吴祖光走在潮湿泥泞的马路上，一辆高级卧车从他俩身后飞驰而过，溅了他俩一身泥水，唐瑜一看，不由得骂了一句粗话，再看那辆车，唐瑜说：“这辆车就是我的，我开到昆明把它卖掉，我还有它的钥匙呐!不想它竟溅了我一身，他妈的！”
　　唐瑜把钱都花在结交朋友上，为朋友们出版书籍，他开了一个出版社，培养了几个“育才学校”的贫困学生。到了抗战胜利，钱都花光了，唐瑜去了南洋。那幢房子他也不要了，后来是戴浩给他处理的。唐瑜现在已经91岁，耳朵失聪，头脑仍十分清楚。离休后，夫妇俩定居在北京昌平区，还经常写写东西，发表在《新民晚报》和各种杂志上。
　　后排右一的那位白发老人黄佐临，是我在“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与夫人金润芝（艺名丹尼）同在英国攻读戏剧。是最早把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带进来，由演员来实践的第一人。佐临老师1938年回国，任“剧专”高我一班的班主任，教“导演”课程，金先生教我们形体训练和表演。1940年，他俩回到“孤岛”上海开展戏剧事业，办了个私营的“苦干剧社”直到抗战结束，演了大量的好戏，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如石挥、张伐、史原、韩非、沈敏，沙莉等。老师慈祥，工作严谨，后来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在艺术道路上追求不断的创新。他也没有逃过“文革”的迫害，被关进了牛棚，走读，每晚可以回家。老师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房子也被霸占，丹尼老师一人照顾着家，丹尼说：“我每天提心吊胆，等他回来，到了晚11点还不归，怕被留下出问题，孩子又小，天天如此把我急坏了。”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去上海拜望他俩，黄老师说丹尼有病在楼上。“文革”中，他们下放劳动，被分在两个队里，中间隔一田埂，每次出工只能遥遥相望不能说话，成了牛郎织女。他们是一对出名的恩爱夫妻。十年灾难，丹尼受刺激太深，得了痴呆症。不认识人，不能说话。佐临老师带我们上楼去看她，我们呼喊她，她全然没有反应；佐临老师摸摸她的头，她也没有感觉，佐临老师有点凄然，连说她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他俩已经西归，好在他们的子女中，黄蜀芹和黄海芹继承了父母的事业，在影视界名声远扬，导演了不少好作品。

　　赵丹和叶露茜，1936年在杭州六和塔结婚。1938年，他们和另三对夫妇去新疆盛世才处开展抗日戏剧工作。不久时局骤变，盛世才把赵丹等四名男的投入监狱，几年没有消息。夫人们熬了几年，生活实在困难，三位另找了出路，只叶露茜一人苦苦坚守。到了1943年，依然等不到赵丹消息的她回到了重庆，托亲友帮她探听赵丹下落，后来见到了一名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叶楚伧。见叶楚伧回来，叶露茜一脸悲痛，泪流满面。赵丹在狱中多年毫无消息，盛世才是个杀人的魔王，看来凶多吉少。
　　朋友们为赵丹悲痛，也想帮露茜找一个好归宿。那年秋天，作家杜宣从昆明来重庆，他单身，经朋友们介绍，杜宣回昆明时和露茜一起走了。杜宣、露茜、赵丹，在上海也都认识。朋友们促成了这对，都认为是件好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局又发生变化，赵丹他们四人从监狱释放出来，回到了重庆，中秋晚上，重庆文艺界在中国艺术剧社老板任宗德家里，开晚会欢迎他们。四人中只有赵丹一人知道妻子的下落，他不顾一切地去了昆明，露茜只是流泪，赵丹哀求到了疯狂程度，露茜仍是不肯点头。最后才说出自己已经怀孕了。赵丹只身回到重庆，情绪消沉，喜怒无常，说杜宣也是朋友，不然抢也要把露茜抢回来。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大家都复员回到了上海，陈鲤庭导演的电影《遥远的爱》秋季去无锡拍外景，演员有赵丹、秦怡、吴茵、顾而已等，我也随去了。赵丹那时还是独身，正在追求秦怡，秦怡对他若即若离，他很苦闷，对我倾诉，我劝他不要着急，他一定会找到一位美满可爱的意中人的。可能还不到时候。
　　1947年夏，黄宗英从北平飞到上海，参加《幸福狂想曲》的拍摄，从天上给赵丹送来了一位才女。两人一见立刻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重建了赵丹等待已久的家庭。“文革”期间，赵丹被整得死去活来，家庭始终稳固。这次我们相见，又看到了一个活泼、调皮、热情、喜欢开玩笑的赵丹。朋友们称他是长不大的阿丹。
　　张乐平和桑弧，长期在上海，没有去重庆，和丁聪、吴祖光为好友，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拍成了电影，影响甚广，震动社会。桑弧是位谦谦君子，说话低声细语，态度温文尔雅，他在文华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部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太太万岁》，蒋天流、上官云珠主演，感情细腻，妙趣横生。上映后，“太太万岁”成为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秦怡1944年婚变，从重庆偷跑到了成都。在中华剧艺社演了很多好戏，成了“中艺”的台柱。抗战胜利了，她回到重庆。我和她都是下江人（她是上海，我是江苏常熟），离家八年，回家心切。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夫妇，送给我们两张回家的交通局公路车票，和报社的同仁坐一辆车，领队是张恨水先生。用酒精做燃料的陈旧卡车，走走停停，半个多月才经贵阳到了长沙。秦怡带着只有五岁的女儿菲菲，晕车，天天呕吐。我们只好和他们分手。在长沙好不容易买到两张船票，穿过洞庭湖到了武汉。在武汉又走不动了，所有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征用，运兵去了。我们被困在汉口，一筹莫展。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我在马路上流浪，巧遇一位先生，他是我的一位好友、又是同乡姐姐的丈夫，他从重庆派来武汉搞接收。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武汉过了1946年的元旦，4号早晨，他送我们到了机场，塞进了一架运输机，当天下午，我们回到了久别的上海，共计走了一个多月。吴祖光比我们运气，他在重庆比我们迟走一个多月，坐飞机比我们早到上海好几天。这段艰难的旅程，我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发表在1946年上海文联半月刊，题目是“我们是怎样复员的”。
　　秦怡，美丽、大方、高雅，一对水汪汪会说话的眼睛，人见人爱，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有一堆人围着她，喜欢她，爱她。我就知道有几个男的为她倾倒。在武汉街上，不相识的人，见到她都会停下来注视她。秦怡曾对一位记者说过，她一生从没有爱过一个男人，金焰是主动追求她的。我说非也。
　　刚回上海，我和秦怡经常在一起逛街、吃饭。她家住南市，有时还在我家过夜，我住江苏路、大西路(现在的延安西路)口。她和老金接近以后，和我们疏远了，有时我们一起外出回来到了大西路口，她不再同去我家，借故有事分开了，我看她向安福路方向走去，我就知道她主动找老金去了。老金住安福路，为了老金，她同一位小学同学、有过亲密关系的空军飞行员毅然断绝了来往。这不是对老金真诚相爱的表现吗？自从他们组织了家庭，几十年里没有破裂，直至老金去世，也是一个证明。秦怡现在仍然非常漂亮，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除本职工作之外，还兼了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在上海国泰大戏院的楼上开着俱乐部性质的餐饮业（酒楼，咖啡厅）。她的晚年，精神生活十分丰富。
　　张瑞芳，抗战初期从北平来到重庆，和大批从上海来的电影明星不一样，她不施脂粉，朴实无华，像一个学生。在重庆第一次登台，扮演《全民总动员》中一位清纯的卖花少女，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大不了我几岁，是我师辈的朋友。曹禺、张骏祥、吴祖光都是她的好友。曹禺在重庆写的第二个剧本《北京人》刚脱稿，交给他在清华的同学好友、获美国戏剧硕士后归来的张骏祥导演。张骏祥指定张瑞芳来演愫方。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演剧中的孙媳妇瑞贞，称愫方为愫姨。张瑞芳的表演自如真实，使我学到了一些在学校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她不但在表演上开导我，在生活中也非常关心我。以后我们还同台演出了《家》、《牛郎织女》、《安魂曲》等戏，有时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她成了我无话不谈、亲密无隙的良师益友。
　　张瑞芳在重庆舞台上扮演过许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家》中的瑞珏是她的代表作。曹禺在改编剧本时就指着瑞芳说：瑞珏是为你写的，将来你演。张瑞芳重感情，富有同情心。她在“文革”中被“专政”。造反派把瑞芳视为专政对象、不花代价的劳动力。有一天，瑞芳等人被拉到粉尘满天的工地上劳动，一边做工，一边咳嗽，呛得喘不过气来。有人从她身边经过，瑞芳回头一看，原来是右派陈天国。陈天国在重庆舞台上是位好演员，把《蜕变》中的马登科演绝了。此人性格暴躁，脾气直爽，反右前演过不少角色很重的电影。他是东北人，和金焰是朋友。反右中他憨直，打成了右派，这时已是一只死老虎，在锅炉房劳动。没一会，陈天国又走过瑞芳身边，偷偷地塞给她两个口罩。瑞芳谈起此事很激动，说：“我们都被‘专政’，他的处境更坏。若被造反派发现要打骂动刑的，他不顾个人安危塞给我口罩，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陈天国不幸死于“文革”中，是自缢的。
　　如今的张瑞芳，已是86岁的高龄了。她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还要参加不少社会活动。她和亲家合作，办了一个叫“爱晚亭”的老年公寓，为老年人服务。
　　丁聪年纪很小，出名很早，排在许多大漫画家如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的行列之中。生活中的他很谦虚，敬重前辈。张光宇兄弟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就叫他们伯伯、叔叔，直到光宇去世。他和光宇夫人汤素贞见面，总要恭恭敬敬地叫声“张妈妈”。从没有因自己的地位上升而改口。
　　丁聪在事业上出道早，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大器晚成。他说，这是把父亲的教诲铭记在心的结果。父亲告诫他，对待男女问题，一定要认真严肃，不可儿戏，不能一时冲动，更不能勉强。抗战八年、三年内战，没听说过小丁有什么绯闻。直到反右前夕的1956年，小丁宣布和沈峻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已经三十好几了。不久，小丁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劳动，孩子出生都不在妻子身边，沈峻那段日子好凄苦，好在有母亲做伴，总算熬过来了。等小丁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孩子已经长大，能走会说话了。小丁称自己的爱妻为“家长”，一切行动听指挥，自己当甩手掌柜，读书作画，逍遥自在，其他一概不管。小丁现在已过米寿，仍在伏案工作。沈峻为他担起一切杂事，小丁的成果中，有沈峻很大的功劳。一年前，小丁得了一种　　不能吃油质、高蛋白食物，只能吃粮食和水蒸蔬菜的病，体重减轻了40斤。见到老友，他便诉苦：看看我的胳膊，手表都快挂不住了……其实他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有“家长”在关心、控制、管理他。
　　小丁的家乡，上海金山区枫泾镇收集了小丁的作品，为他建起了一座展览馆。去年秋季，江南正是菊黄蟹肥之际，家乡的人们邀请丁聪夫妇、郁风等人去赏菊吃大闸蟹。他们欣然前往。小丁怎么能吃螃蟹？也许就是去坐坐，看看，闻闻吧？我给黄苗子打电话，苗子说，在“家长”的严格控制饮食和医生的治疗下，小丁的病情已大为好转了。小丁又可以开荤了，这又是沈峻的功劳。
　　时间过得飞快，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中年龄最小的沈峻也已经七十出头了，赵丹、佐临师、吴祖光、小丁岳母等人已谢世。我注视着照片中的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似在眼前。我总愿回忆他们青壮年时代那段生龙活虎般的生活，大概是童心未泯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