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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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诗的变奏——读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2005-03-18 作者：陈新
■陈新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彭刚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1966年，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的重负》一文，从此，他步入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1973年，怀特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下简称《元史学》）出版，它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怀特在《元史学》开篇引用了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常识中，梦想若以文字表现出来，必不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因为梦想是诗性的，不能“理”喻。然而，怀特相信，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学的，实质上，特别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于是，《元史学》便准备担负起一种使命：旨在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当然，论证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怀特也将藉此展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这便是他在研究前预期赋予《元史学》的两项理论成果。
建构、想象和比喻，这些曾经都是传统历史学家排斥的东西，却被怀特用来充当其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建构而来，它之所以为建构的产物是因为史学家是“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中的事件”；另外，这种理论的推理论证又靠一种历史学的语言规则来实现，它又是诗性建构的结果。怀特接受了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思想。我们记得维柯曾宣称：“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如果将诗人的感官与哲学家的理智都结合在怀特的理论中，那么，诗性的预构行为便决定了以后要进行的理性阐释的深度与广度。
怀特确实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当我们将诗性预构的概念作为怀特理论的一部分而纳入理性的解释系统，这一理论的前提便是相信历史叙事中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怀特以19世纪欧洲主要的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与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支持怀特进行证明的理论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它是怀特综合了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许多成就的结果。
怀特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一开始，他将历史著述分成五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他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与以往不同的是，怀特认为“创造”这一往常和小说创作相关的概念其实在编排历史故事时也起作用。历史学家从编年史中挑出什么样的事件编成故事实际上与他们编排故事时已经预料到的问题有关，换句话说，史学家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而选材。再进一步，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种方式。由此可见，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这是从年鉴学派历史家们、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以及哲学家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吸取的养分，怀特自觉地运用在他的理论中。
在论述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模式时，怀特都为它们更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
情节化模式包括浪漫式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式的四种类型；论证模式包括机械论的、激进主义的、喜剧式的、有机论的四种类型；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包括保守主义的、讽刺式的、情境论的、自由主义的四种类型。
对怀特而言，以上三种模式都有其学术来源。他区分四种情节化模式是借用了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剖析四论》中提示的线索；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证的四种范式；而细分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思想则借鉴了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
三种模式在历史叙事中各有侧重点，情节化模式针对的是所发生事件的内容，形式论证模式关注解释的外在形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侧重解释中的伦理因素。三种模式如果按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史学家独特的编纂风格。这样，历史编纂至少可以有64种风格。不过，怀特认为，它们并不能任意组合搭配，历史编纂仍须依循结构上的同质性，它决定了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之间那些“可选择的亲和关系”。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史学大师并不按部就班，顺应种种“可选择的亲和关系”，他们总是要将某种情节化模式与本不协调的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如米什莱结合的是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结合的是讽刺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怀特的研究进入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他认定，正是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诗性基础之上，史学大师们借助于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创造出了最终的一致性和融贯性。
在历史学领域内，诗性与理性的结合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过程，怀特在《元史学》中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当他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认为怀特是在努力对历史叙述中的诗性行为进行理性解释，将它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中来，因为提出一种理论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本未纳入到理性认识中的事物进行理性解释。不可否认的是，《元史学》出版之后，它的影响日益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逐步兴盛，《元史学》提供的多元解释体系更是受到新一代史学家的追捧。更有意思的是，怀特最初撰写《元史学》是尝试将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结合在一起构建史学理论的新体系，结果《元史学》不仅将怀特缔造成一位历史哲学的先锋人物，也将他缔造成了一位前卫的文学批评家。的确，史与诗在怀特思想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另一版本：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442
2005-03-18 作者：陈新
■陈新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彭刚校
译林出版社出版
1966年，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的重负》一文，从此，他步入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1973年，怀特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下简称《元史学》）出版，它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怀特在《元史学》开篇引用了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常识中，梦想若以文字表现出来，必不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因为梦想是诗性的，不能“理”喻。然而，怀特相信，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学的，实质上，特别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于是，《元史学》便准备担负起一种使命：旨在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当然，论证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怀特也将藉此展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这便是他在研究前预期赋予《元史学》的两项理论成果。
建构、想象和比喻，这些曾经都是传统历史学家排斥的东西，却被怀特用来充当其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建构而来，它之所以为建构的产物是因为史学家是“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中的事件”；另外，这种理论的推理论证又靠一种历史学的语言规则来实现，它又是诗性建构的结果。怀特接受了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思想。我们记得维柯曾宣称：“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如果将诗人的感官与哲学家的理智都结合在怀特的理论中，那么，诗性的预构行为便决定了以后要进行的理性阐释的深度与广度。
怀特确实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当我们将诗性预构的概念作为怀特理论的一部分而纳入理性的解释系统，这一理论的前提便是相信历史叙事中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怀特以19世纪欧洲主要的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与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历史写作为例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支持怀特进行证明的理论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它是怀特综合了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许多成就的结果。
怀特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一开始，他将历史著述分成五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他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与以往不同的是，怀特认为“创造”这一往常和小说创作相关的概念其实在编排历史故事时也起作用。历史学家从编年史中挑出什么样的事件编成故事实际上与他们编排故事时已经预料到的问题有关，换句话说，史学家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而选材。再进一步，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种方式。由此可见，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这是从年鉴学派历史家们、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以及哲学家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吸取的养分，怀特自觉地运用在他的理论中。
在论述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模式时，怀特都为它们更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
情节化模式包括浪漫式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式的四种类型；论证模式包括机械论的、激进主义的、喜剧式的、有机论的四种类型；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包括保守主义的、讽刺式的、情境论的、自由主义的四种类型。
对怀特而言，以上三种模式都有其学术来源。他区分四种情节化模式是借用了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剖析四论》中提示的线索；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证的四种范式；而细分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思想则借鉴了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
三种模式在历史叙事中各有侧重点，情节化模式针对的是所发生事件的内容，形式论证模式关注解释的外在形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侧重解释中的伦理因素。三种模式如果按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史学家独特的编纂风格。这样，历史编纂至少可以有64种风格。不过，怀特认为，它们并不能任意组合搭配，历史编纂仍须依循结构上的同质性，它决定了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之间那些“可选择的亲和关系”。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史学大师并不按部就班，顺应种种“可选择的亲和关系”，他们总是要将某种情节化模式与本不协调的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如米什莱结合的是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结合的是讽刺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怀特的研究进入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他认定，正是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诗性基础之上，史学大师们借助于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创造出了最终的一致性和融贯性。
在历史学领域内，诗性与理性的结合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过程，怀特在《元史学》中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当他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认为怀特是在努力对历史叙述中的诗性行为进行理性解释，将它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中来，因为提出一种理论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本未纳入到理性认识中的事物进行理性解释。不可否认的是，《元史学》出版之后，它的影响日益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逐步兴盛，《元史学》提供的多元解释体系更是受到新一代史学家的追捧。更有意思的是，怀特最初撰写《元史学》是尝试将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结合在一起构建史学理论的新体系，结果《元史学》不仅将怀特缔造成一位历史哲学的先锋人物，也将他缔造成了一位前卫的文学批评家。的确，史与诗在怀特思想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另一版本：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史学》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