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机遇期的发展与公平

“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撰文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重申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并据此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温总理概括的两大任务十分精辟。但在这两个任务之间，不仅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正确处理、合理利用发展与公正之间的相互关系，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有可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把握发展与公正的平衡，便成为对执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高了经济自由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美国有专家日前分析，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在30年前接近零，2007年达到54％；平均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现行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持续28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但市场机制的本质特征和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其胜负结果常常还具有累积和叠加效应，表现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此，市场经济伴随着贫富分化，如果任凭市场机制自由运作，贫富分化必然愈演愈烈。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82快速越过0.5，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承受线。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比为8：1，也超过发达国家6～7：1的比例。撇开城乡二元化这一基本国情，中国城镇的贫富分化程度已超过发达国家。
有观点认为，权力腐败及对某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因。然而，即使是市场体制高度完善的香港，尽管很少腐败和垄断，也同样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GDP高出中国8倍，但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可见，实行市场经济机制便意味着一定的贫富分化，绝对自由的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腐败和垄断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的不公正性。
即使就过程而言，贫富分化符合市场的规则和公正，但其结果并不符合普遍的社会正义。也正是因为市场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存在差距，所以要求政府适时介入经济领域，保持对市场的适当有效干预。正如绝对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一样，绝对的社会不公也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当弱势群体被市场竞争抛弃到社会边缘，痛苦与困境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底线时，他们会丧失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仇视富人，仇视社会，仇视政府。这种由物质到精神的社会“断裂”，将使稳定难以为继，更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枉然。
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是此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思路的结果。在温总理所阐述的发展与公平两大任务之间，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平衡；长期失衡势必难以持续。但要维持这种平衡，不仅需要主观意识和决心，还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温总理文章即指出：本世纪前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历史上这种大的发展机遇不多，机遇难得，稍纵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
这种机遇期的紧迫感，导致内地在过去20多年将发展生产力置于优先地位，而对分配公平的关注只维持在不至于损害社会稳定的底线水平上。客观地说，这种选择是清醒而务实的，因为在发展与公平这两大任务中，前者严重依赖于外部条件，后者却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和努力。但这种选择的负作用也难以避免。从1990年后期开始，中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公正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忽视；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悬殊也越来越大。有的城市，1995～2005年公务员群体平均收入增长了20倍，而占劳动者主体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还不到20%。在少数地区，由于贫富分化导致贫困人群的生存危机，引发一部分人对社会和政府严重不满，群体性突发事件愈演愈烈，支撑社会稳定的心理底线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和政府在两会之际，奏响“和谐社会”主旋曲，重申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在坚持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公正的实现，这对于正以破竹之势迅速发展，但同时潜伏着种种危机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向性意义。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即聚焦民生，以恤民之声赢得民众广泛认同。
即使在发展优先的战略机遇期，也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介入，既包括直接通过二次分配调节收入，为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生活、教育和医疗保障；也包括通过法律强制、政策引导等手段，划定市场中弱势一方的最低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收入。不管哪一种方式，其结果都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的普遍提高，导致一种对经济发展可产生关键影响的变化，即劳动力价格的提升。
温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强调，必须把发展放在主要依靠本国力量的基点上，依靠扩大内需来促进发展。这种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向依靠内需的路径转换，将使战略机遇期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客观上具有可能。能否成功实现转换，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挑战。一旦转换完成，中国即可步入生产力与社会公平同步增进的“黄金时代”。这将是一个比改革初期的共赢阶段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具可持续性的理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