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娱乐至死的精彩书评集<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22: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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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波兹曼的评价，能够与一代宗师麦克卢汉相提并论，尼尔?波兹曼在传播学界的地位和造诣可见一斑。作为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系主任，波兹曼以其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与尖锐批评而著称，手头的这本《娱乐至死》 是波兹曼的主要著作之一，一本仅12.6万字的“小书”。
《娱乐至死》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其中一针见血的观点在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从整本书的视角来看，波兹曼将所有的“投枪”和“匕首”都掷向了电视这一在当时已经迅速普及的新兴媒介，他用缜密的叙述对电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最终让我们认识到了电视对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冲击。
在首篇《媒介即隐喻》中，波兹曼颇具见地地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波兹曼眼里，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之一是媒介的作用，火灾、战争、谋杀或者恋情，一切可称为“新闻”的素材，“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一点类似于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即媒介造就了能够被人意识和感知的“虚拟环境”。
波兹曼肯定媒介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由叙述媒介的演变而转为对电视这一媒介的大肆批判。波兹曼认为，“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而正是电视的这种“娱乐的声音”，使波兹曼对电视的传播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道貌岸然的政治广告、利欲熏心的商业运作以及严肃新闻的娱乐化，所有这些都让波兹曼头痛不已，他在书中用调侃的语气写道：“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要多得多。”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波兹曼显然承认这一点，但他进一步认为，电视这种媒介所传达的讯息应该比以往任何媒介都要巨大，换言之，倘若电视自身表达的讯息是有害的，那么它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书的最后一个章节里，波兹曼对这种后果有这样一段精彩但却沉重的描述：“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充分表现出了波兹曼的大气与深刻，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位媒体批评家可贵的忧患意识。
总体来看，相对于麦氏晦涩难懂的传播学理论，波兹曼的这本《娱乐至死》无疑要易读很多，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是一本薄薄的书，但阐述的却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实际上，它可以写得更短一些。”
一开始，我就是不承认“电视天生就是娱乐媒介”这种观点，而现在我的脑子正在被洗礼。我承认媒介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但电视到底是不是可以用来传播“严肃”的信息呢？
每一种新工具的发明，都给人类带来亮光，但人们追寻它价值的过程才使得它真正光芒四溢，而这个过程是充满争论和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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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媒体时代，娱乐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娱乐不仅是躯体的欲望，也是一种精神表演。娱乐是一种表面化的生活方式，与灵魂相隔，与梦想无关，更无法解决精神困境的种种问题。娱乐是乌合之众制造的文化假相。在物欲的积压和时尚的追逐下，娱乐无疑是一种商业阴谋。在商业竞争激烈、社会分层加剧、人的命运愈加捉摸不定的今天，娱乐成为市场语境中的一种精神寄托。当然，这里所说的娱乐是泛化的，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体现在酒吧、舞厅、演唱会等物化标志上。娱乐不是一种生存状态的真实，而只是一种叙事，一种泛滥于广告、报刊、电视等媒体上的话语方式。白领、小资的形象、趣味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蔓延开来，足以遮蔽底层的艰难和弱势群体的困顿。当下的娱乐是复制的、模式化的，是非自我化的。在这个躁动的社会，娱乐的审美性质被物欲的膨胀大大冲淡。娱乐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意识形态，在金钱神话的驱动下制造着一种虚假的生活。娱乐是无意义的，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娱乐。娱乐时代的幸福生活是一种想象或谎言，通过华丽的修辞给人以虚幻的满足。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惊呼：“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娱乐至死，决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被控制、被操作的结果。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尽管这种娱乐不过是一种难以兑现的生活允诺，但是商业社会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的动机、态度。
娱乐是一种资本行为。吃、喝、玩等等无不打着消费拜物教的痕迹。娱乐实质是在商业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所制造的一场幻觉而已。各种明星轮番上阵，文化快餐一道接着一道，刺激着大众的感官，给予他们莫名的快感。密不透风的娱乐氛围是媒体霸权的一种载体，它包围着人的身体，消解着人对意义的探求，麦当劳的诱惑和小资情调的蔓延是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不论是都市贵族，还是郊区贫民都卷入这场虚伪的游戏之中。欲望越膨胀，娱乐越疯狂。电视不但压迫着大众的视觉，而且也影响着大众的精神气质。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居然会在同一个时间段观看着同样庸俗的电视节目。这种一致性是何等惊人。娱乐瓦解了大众的自我记忆。用娱乐的方式造梦是物质时代的乌托邦技巧。这种娱乐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个人的真实选择，而是一种群体性想象。
博得大众一笑成为流行文化的共同追求。在这一目的的照耀下，艺术成了杂耍，文学成了调侃，无厘头大行其道，搞笑术直截了当。当下资源不够用，就戏说“皇阿玛”，或者演绎“红色经典”；本土的资源不够用了，就“哈韩”、“哈日”，靠仿效别人来尽情自娱。“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开心词典”、“幸运6＋1”之类的娱乐节目充斥电视频道，嘉宾奇形怪状，主持人哇哇乱叫。谁在不知疲倦地生产快乐？是媒体，是看不见的商业之手。但是，在媒体设计的“互动”格局中，大众成为在场者，在从“看”到“被看”的角色转换中，大众得到了虚幻的心理满足，娱乐由商业炒作无形中转化为大众的疯狂需求。作秀成为明星偶像招惹大众青睐的“杀手锏”。秀得越出格、越肉麻、越酸人，大众感觉越过瘾。明星还千方百计通过绯闻、私生活曝光之类的新闻事件，迎合大众的“偷窥”期待。大众需要笑料，没有笑料就无法得到心理满足，大众情愿用金钱来购买笑料。这恰好给商业利润的攫取者带来机会，他们巴不得天天都是大众的狂欢节日。将娱乐日常化，其实是取消了真正的快乐。没有激情、没有高潮、没有精神的愉悦，在一次性的、短命的、快速的重复、模拟和批发中，审美理想消散得无影无踪。
大众视域中的“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这种快乐，没有理性的光芒，没有诗意的缠绵，而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娱乐对人的驾驭和控制无孔不入。当你突发感慨，对人的境遇和命运感到悲哀的时候，电视依然在喧闹，广告女郞在搔首弄姿，歌星在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娱乐改造了人们的语言和说话方式，港台腔、黄段子、伊妹儿、拇指传情等等，在东施效颦中降低着人们的智力。我们清楚，娱乐并不是优越闲致生活使然，而是一种隐喻。哈哈大笑的本质是对现实的逃避。之所以硬要做出“一点正经没有”的姿态，是因为正经起来，会惹麻烦，会自身难保。不问真理，不谈爱情，所以，只有娱乐。娱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环境，诸如春节晚会、张艺谋电影、冯小刚贺岁片、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歌星歌迷互动的同一首歌栏目等等。每一场娱乐都有各自的理由，也都有各自的利润。娱乐特权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实行着。尼尔波兹曼称这种流行的娱乐场面为“伪语境”。他说：“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沉浸在“伪语境”之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不觉得。泛娱乐时代的危险性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他们忘记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何而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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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波兹曼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从印刷机走向电视之间的某种偶然性或必然性，也并没有对印刷机背后的东西做赞美以外的探讨，我想如果仅如波兹曼所言，也许事情并不像他担忧的那么糟糕，或者说这样的担忧也许并无出路。
逻各斯的死亡
逻各斯即言说，当古希腊人站在广场上进行滔滔雄辩时，他们的逻各斯闪耀着伟大的光芒。但逻各斯又不能仅仅认为是言说，因为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声音信号，更代表了思想、逻各斯马上就死去了。因此苏格拉底从不著述，智者学派也是口口相传，因为真理是文字无法承载的。
波兹曼在第三章里也讲道，最有魅力的布道者怀特菲尔德在传道时感染了所有人包括富兰克林总统，富兰克林立即为其出版了布道词和日记。但我相信，这些出版物永远不能拥有布道者本人在演说时的那种鼓动人心的力量。另外，波兹曼也指出马克思说过印刷机会使公众对话变得理性，从而造就一种严肃的话语结构。《伊利亚特》将会因印刷机而不存在。我想波兹曼的意思是否指《荷马史诗》的浪漫娱乐会被印刷机排除呢？但我觉得事实正好相反，文字必然会将荷马的感染力削弱。如果没有诗人的吟唱，它必然不会如此光彩照人。文字的魔力在于其广泛的传递性和可保存性，古希腊语有最具严密逻辑和复杂的语法却没有文字，不得以还是借用了别人的文字记录语言，因为一次的讲说并不能让所有人听到。可惜其实在这一过程中，逻各斯已经死了。话语结构变得凝练，但却缺失激情。
文字的死亡
当第一份小报在威尼斯出现，文字就开始变得廉价，工业化的社会要求的不再是知识，而是信息。因为当波兹曼指出印刷机带给人们话语方式的改变是一种严肃而理性的革命，我不得不怀疑他是否忽视了出版物的多样性，文字是可排列性很强的媒介。如果随意运用一样会变得毫无思想性可言。文字因为流传的长久性和扩散的广泛性而出现，但新闻却让前面的功能失效。因为过时的新闻等于失去价值，而印刷术的大量使用往往与新闻联系在一起，于是乎文字常常被轻率的使用。波兹曼论断说：“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的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乱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在这样的文化中，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但他没有看到，其实文字并不是严肃的象征。如果他知道郭敬明被指抄袭却仍能横扫各大排行榜，而最畅销的书永远不会是思想学术类，估计就不会下这样绝对的论断吧。
印刷术的死亡——人性的必然？
对于印刷术的没落，波兹曼分析得相当透彻，但波兹曼整体对于《娱乐至死》的观点是技术决定论的反映，也就是说人类变得日渐娱乐、日渐贫乏完全是因为媒介的改变所至。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人是被动的出于不情愿的。整个娱乐化的过程中，人总是主宰者，至于被娱乐所愚弄这同样是心甘情愿的。
这么说让我想起了古老的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它之所以成为警世通言，就在于人们往往不遵守它，同时却认同它，自律的痛苦和放纵的快感总是一种悖论。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快乐地生活下去，即不至于像苦行僧一样克制，又不会在疯狂的娱乐中灭亡。
媒体这样东西从一开始是话语，然后是文字，接着是成批量的印刷，现在演变成为电视网络短信，这样的变动不是自动的，而是人类在不停地驱动。让文字发生革命变得平民化的是大工业革命，在其伊始似乎是主动让平民变得有思考能力。但当媒体向工商业一样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和受众成为供求关系。讽刺的是，理性的光辉所推动的现代性恰恰强化了技术的重要性，技术使文字泛滥，但当这种泛滥跟不上更快速的信息泛滥，具象化即时性媒体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我们看电视并不一定开始就是为了娱乐，只是文字带给我们的最大化娱乐比不上荧屏，凡是有自然人本性的受众都会主动地选择电视。根据“使用满足”理论，不同的使用带来不同的满足和不同效果。传媒效果因人而异，受众掌握主动权。在受众“满足”的四种类型中，消愁解闷的功能被无限扩大化了，以致娱乐的趋势越来越强了。
媒体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依托着现世的。当现世的人们在不断地改变，他也随之变动。在古老的年代，人们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悠闲的生活中无须过多娱乐，故也不向媒体索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理性在现代性那里极致到扭曲，人们在各个领域都被技术所奴役，于是他们同样用技术制造了生动轻松的图像媒体来放松身心。人类的理性不会减少，但会偏激。我相信过多的娱乐会让人厌烦，正如我刚收到一条关于“王菲产后消息”的短信后立即鄙夷地删除，因为我对铺天盖地的此类新闻厌烦。但同样在考试轰炸之后，我很可能长期不会看任何所谓理性而有意义的书，而是天天在电视或电脑面前娱乐，直到我厌烦为止。进行学术探讨和理性思考的人通常是集中在较有闲者之间。奔波于生计的普通人压根没有精力去思考甚至是娱乐。问题涉及儿童，那些非劳动力，又将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儿童们对电视的依赖只是源自于潮流，他们被影响去接触大人们所接触的媒介。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因大家不看电视所以孩子也不看电视，但到了现代，让一个孩子孤立于社会之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成人普遍娱乐化的时代，孩子也会从出生就娱乐起来，如此的循环，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地位将越来越稳固知道出现更娱乐的替代品。故我认为，波兹曼对技术的批评是对的，但并不应仅仅局限于媒介技术，一切非理性恰恰是源于理性畸变后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现代性。
我并不认为赫胥黎的预言一定会实现，我也认为电视网络在一定时期内会被更强大的媒体所替代，他们会变得更娱乐更轻松。在这仍是现代型主导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物欲横流让人们需要在现实和媒介中寻求平衡。媒介确实能够改变话语结构如波兹曼所言，但这种改变不是媒体自己强加于人的。说到改变，在后现代掀起各领域对古典反思的潮流时，我相信人类也许可以从无休止的娱乐中解放出来，因为一旦现实变了，媒介的职能很可能如同记录思想到传递信息一样再次发生转变，而人类的智慧常常能够在自律中自救。如果我们有可能逃离现代性，那我们必然可以从娱乐中解脱出来。但同样的，我无法预知如此快速的发展脚步究竟能否停下来，因为我们正是跟随所谓理性之光的指引来到这里，如果历史不可假设，我们还将走入这个轮回，那是否意味我们只能乘着媒介的翅膀飞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