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二十九）在学习解放日报中引发的思考

我是1945年10月25日，由新市场对面的山头搬到清凉山的。这天，边区群众报社的全体人员都搬到了解放日报社内。我作为边区群众报的总编辑，兼任解放日报的采访通讯部主任，分管解放日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宣传。
八年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盼望进入国内和平建设时期的努力，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一场新的国内战争，看来是在劫难逃，整个陕甘宁边区立即进行各种具体准备，适应解放战争时期的到来。
党中央决定，准备在必要时把领导中心从延安迁到华北，到时候解放日报要随同中央迁移。西北局决定先把边区群众报社搬到解放日报社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记得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 、边区群众报社的社长李卓然，向我交待了新的任务。归纳起来是三条：
一是准备在解放日报迁移时，接收遗留下来的东西，主要是印刷设备。
二是学习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准备将来把边区群众报从四开周报改为对开日报。
三是决定我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把两报的记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统一起来，加强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宣传。
1942年，解放日报大改版时，已经加强了对边区的宣传。记得改版以前，解放日报主要是采用国内外通讯社的稿件，刊登国内外的时事新闻，对边区和延安的大事，都安排在很不显眼的地位。比如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的报告 ，动员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只登在第三版右下角一个三栏题的地位。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开整顿文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是登在三版左下角的三栏地位。从党的工作的重要性和群众需要的迫切性来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都应该把它们看作特别重要的新闻，放在一版头条的地位。
改版时，中央批评了这种“为国内外通讯社办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指导思想。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时的社论《致读者》中明确提出：“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 ，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还说：“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泣的奋斗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传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可见，只有作到这两点，才配称为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
仅从改版前后版面安排的变化，就可以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精神。例如，改版前大体的安排是：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陕甘宁边区，下半版是付刊。改版后的安排就大为改观：一版是要闻、战况、社论，二版是生产、政治和战斗通讯，三版是思想、艺术、文化、科学，四版才是国际。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消息上了一版头条，陕甘宁边区的稿件也大受重视了。
《边区群众报》比《解放日报》创刊早一年。《边区群众报》是西北局的机关报，又是一个专为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因而它同地方党委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显得比较容易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我认真学习了改版的有关文件，从内心里还感到有点自豪，觉得我们的办报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对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我并没有看出它的缺点，还以为中央级的大报就应当是那种格调。在学习了《解放日报》改版文件以后，看到改版后《解放日报》的报纸面目大变化，才算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道理。
我们搬到解放日报社以后，两个报社的通讯网合并起来，两个报社的记者队伍统一使用，陕甘宁边区的新闻报道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在质量上也大为提高，以边区为题材的各种评论和文艺作品也更为充实了。
学习了解放日报的改版文件和改版后的报纸面目以后，边区群众报也更为活跃。一是办报方针更明确了；二是工作活动范围大了。报社的记者编辑如鱼得水，好像从小河沟游到大河里一样，更能施展才干了。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方面，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受到了党和群众和称赞。
至于向解放日报学习办大型日报的经验，我也是有很大收获的。一般地说，解放日报编辑记者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水平，比我们高。边区群众报的记者在发现新闻线索、采访和写作新闻稿件等方面，向解放日报记者学到很多东西。我在柳林区吴家枣园蹲点那么多年，我所写的关于吴满有的报导，比起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同志写的新闻通讯来，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就差得很多。
一九四六年九月 ，边区群众报在处理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失误，就暴露了我们编辑工作落后于解放日报的状态。当时，李季同志在三边专区工作，写了一首叙事长诗《红旗插在死羊湾》，送给三边报和解放日报，《三边报》全文登了。解放日报付刊部的编辑认为很好，还特别找我们采访通讯部管理三边稿件的同志了解作者情况。原稿很长，一段唱词、一段说白，这位编辑同志把说白删去了，改成一首长诗，标题也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副刊上连载了三天（1946年9月22至24日）。这是一首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的长诗，歌颂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两个动人的形象，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很优秀的。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陆定一还特别写了一篇短文大加称赞。可是，作为一贯注意刊登民间文学的边区群众报，却没有发现和重视这篇以后成为流传全国的文学精品。当时认为《三边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边区群众报》就不必再登了 ，这表明编辑部在识别和衡量稿件质量高低上，有很大的不足。两年以后，李季同志到边区群众报来工作时，我还为此向他说过一番道歉的话。
在学习编辑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稿方面，我的兴趣很大。我常常到解放日报新闻部的编辑室去参观学习。他们当时对解放战争情况，确实是了如指掌。对双方军事力量配备，战略布置和战役动向，以及双方的军事实力、武器装备、高级长官的姓名和特点等等，都相当熟悉。编辑室墙上贴的战争进展情况的地图上，插着红蓝小旗，标记着每天的变化和动向。我很佩服他们对于时局形势的记忆力、观察力和分析力。
很可惜，在学习评论写作方面我的收获很小。这主要怪我的认识不对和努力不够。《边区群众报》的评论对《解放日报》来说，只是“小言论”。《解放日报》的社论都是毛泽东、杨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大作，谈论的都是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对于写这类评论，我在思想上就望而生畏，根本就没有勇气敢去动笔试写。就是评论边区的大事，我也没有勇气去试写。在土改宣传中，我经常撰写的供边区县区干部阅读的述评文章，都是夹叙夹议、叙多评少，虽然也在《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上同时刊载，但我当时也没有雄心去试写成社论一类的评论。今天回想起来，我这种“安份守已”的工作态度，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解放日报学习一年半当中，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党报的办报方针上有所觉悟，虽然是很初浅的，可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当时很简要地提出：党报所必备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或者说，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按我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党报同党委的关系；
二是党报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三是党的喉舌同人民喉舌的关系。
在第一方面，我们边区群众报同西北局关系是很正常的，双方都很满意。那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经常例席西北局的常委会和边区政府的例会，阅读很重要的文件，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正如我前面说的，我自始至终参加习仲勋同志主持的关于边区土改工作的一系列会议，边区群众报关于边区土改的宣传，都是在西北局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既做到了比较正确、比较及时地宣传了西北局有关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步骤，也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边区土改的实际情况和各界群众的意见呼声。
我很佩服西北局的领导。就拿土改来说，毗邻的晋绥分局，在一段时期内，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晋绥日报也跟着犯了错误。而西北局既遵照中央的精神，又善于从实际出发，对下面某些左的倾向坚决及时地进行了纠正，没有犯左的错误。尽管当时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晋绥日报一些左的宣传，边区群众报在西北局的领导下也没有犯这类错误。
在整风运动中，特别是抡救运动时期，党中央也犯了左的错误，但从边区群众报的情况来看，西北局的领导还是比较冷静稳当的，对发生的偏向也纠正的很快。当时，《边区群众报》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因此，我们对延安高级机关的活动一向很少报导，对机关整风和抡救运动都采取一律不反映的方针，西北局也同意这种作法，因而也避免了犯错误。
当时，西北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领导作风是很正派的。无论是种勋同志，还是宣传部长李卓然，或者是组织部长马文瑞，都很平易近人，有说有笑，我们很容易到他们办公的窑洞去当面请示报告。宣传部几位经常同我们联系的同志，更是常来常往，商商量量，丝毫没有上下级间的隔阂和顾虑。说老实话，这种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在进城以后就越来越疏远了。
搬到解放日报社以后，我的工作受到西北局和解放日报的双重领导。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博古、陆定一，还是直接领导我的余光生、艾思奇、范长江，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他们出的主意、写的文章和改的稿子，都令人钦佩。他们和蔼可亲，总是很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很虚心地尊重我们的意见，从来没有板起面孔指手划脚的官架子。所以边区群众报同党委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也有很大加强。首先是通讯员队伍和记者队伍扩大以后，对边区的情况和群众的苦乐了解得更及时更深入了。报上采用来自基层的稿件增多了，报上反映实际问题和群众呼声的稿件也更加丰富多彩了。无论是《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都更加受到边区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喜爱。
在党的喉舌同人民的喉舌两者之间的统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和作法也有进步。事实证明，只要党委的方针政策正确，真正合乎人民和利益；党报又善于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报纸就自然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如果党委的方针政策错了，党报也跟着错了，党报虽然是党的喉舌，甚至受到党委表扬，但却不是人民的喉舌，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在一段时期内，晋绥分局和晋绥日报的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点，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记得当时在学习解放日报改版文件时，在两个喉舌的理解上，显然存在着分歧。有的同志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自然而然也是人民的喉舌。一些同志对这种“自然而然”的说法抱怀疑态度。在《解放日报》改版一年以后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对两者关系讲得相当明确。社论说：“我国现代报纸的历史……亦已百数十年，然而属于人民的报纸，则仍寥寥可数……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喉舌的报纸，报道自己的活动，畅谈自己的意见，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求之而不可多得。本报是中国*的党报，当然义不容辞，要坚持这一方针。这个方针即是，使本报成为抗日人民大众的报纸，成为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我们要把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大众的抗战活动，人民大众的意见，在报纸上反映出来。”
这里所说的“义不容辞”同“自然而然”就有原则上的分歧。可惜当时我对这一分歧，认识还很肤浅，也没有从理论上去加以研究。
谁知，时间一下就过去五十年了。没有想到，这一分歧竟然时轻时重，延续发展下来，成为我们新闻工作实践上和新闻学理论上的一个争论的焦点，也就是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成为党报办报方针上的原则分歧。这是后话，只能放到以后再去展开论述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日报随同中央转移到华北的日期逼近了。对于接收解放日报带不走的物资器材等方面的工作，由行政部门去负责，我基本上没有过问，只是埋头于采访通讯和编辑工作。
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军事布署开始行动。11月，一部分先疏散到延安以北的瓦窑堡，以后又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河北省涉县。留在延安的一部分，从11月20日起，把《解放日报》由对开四版缩小为两版。在这之前，《边区群众报》于11月2日由周刊改为周二刊。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大肆轰炸延安，清凉山上也落下了炸弹，报社的中文译电科被炸。这天，解放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以后，全部人员随中央机关撤出延安。15日，疏散到瓦堡的同志继续出版《解放日报》，由对开两版改为四开两版。从3月15日起到3月27日又出了十三期。
3月18日子夜，我们边区群众报的全体人员，随西北局机关撤离了延安，沿着山沟沟向北撤退。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们一定能够很快回到延安！
1996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