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曾宪：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7 05:31:53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ＸＸ基金、获取一个ＸＸ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标、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
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Ｅ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遍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
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辫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辫子”， 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４、“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５、“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６、“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五、中国式腐败的治理对策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悠久民主政体的北欧与南美国家间的巨大廉、腐反差证明：一个国家的廉洁政治程度与其廉洁文化程度正相关。这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当然也就没有腐败了。这和人们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样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将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则让人吃惊。。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提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中国法官愤怒了：您这意思是中国法官枉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对方赶紧说“不”并致歉。坦率地说，我为这位法官廉价的爱国精神感到悲哀。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儒家中“开”不出任何现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兴儒的言论，都属误国误民的欺世之论。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开发表如下观点：其一，从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角度讲，儒家曾是伟大的价值体系。它以德辅法、减少了治国成本，使中世纪中国专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蛮，这在同期人类史上，绝对是奇迹。其二，儒家在当代仍有积极方面。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儒家伦理功不可没。其三，传统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烂的。把传统“打到”一百遍、“孔家店”“砸烂”一千次，我们仍生活在传统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证明，无文化比传统文化更可怕，国人一旦彻底“破四旧”、无法无天，后果必是灾难性的。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厘清中国式腐败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关联，目的就是要“顺天应变”，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核心任务，是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标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实例所证明的，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孔子确是“至圣先师”，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极。“格”，就是要自觉就范、各归其位。如果国人能自觉因“有耻”而守法，彻底解决道德“两层皮”问题，那么，违法腐败现象便会大幅减少，“从众腐败有理”论也会消声匿迹。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是：尽管同样违法，小偷却从不宣扬“从众偷窃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会公开显耀偷术。原因是，对偷窃、抢劫之类犯罪行为，古今刑律一致、“礼”“法”内外一致，不存在评价分歧问题。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这却是一件知难行更难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倍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作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继承这种“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凭借现代比古人强大无穷倍的思想传播手段，我想，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标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