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业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做大做强？

武汉工业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做大做强？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为“两型社会”试验区），以此来探索在资源、环境、人口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无疑，这是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后，中央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如何实现中部崛起，已经走入操作阶段。

资源节约型实质上是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环境友好型实质上是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建设“两型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企业、社会、公众共生共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这样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试验区交给武汉城市圈，足见中央对武汉城市圈和武汉市的厚望。

武汉城市圈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明显，传统老工业基地，商业非常发达，高收入人员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熟练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但劣势也同样明显：下岗职工比较多；职工工资和人均收入比较低；知名品牌比较少；既不大也不强的企业多；9个城市之间存在着同质竞争；教育的城乡差别明显；武汉"一城独大"，辐射力不强。要解决这些中西部以至全国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武汉城市圈可谓重担在肩。

工业是武汉的传统产业，武汉建国后也是以因工业和教育而奠定特大城市地位的。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萌芽，为武汉这座传统商业名城打造了一张厚重的工业名片。此次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试验区，无疑给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那武汉工业该如何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持续做大做强？笔者认为有四点：

一 要做大做强武汉工业，首先要做大武汉本地企业。

武汉的本土企业应该是指那些在武汉土生土长并发展壮大的企业。本土企业一直被两大问题困扰：

（一）是主机厂与辅机厂、零部件工厂不能配套。像武汉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基本上是由招商引资的企业生产的。而神龙这样的合资企业，又对零部件要求很高，武汉的本土企业配套不了，只能望洋兴叹。2006年武汉整车厂发布150亿元零部件订单，本地订单不到40亿元。按照2008年神龙的新标准，零部件供应商必须质量上达到全国一流标准并具有全球竞争力，还要掌握核心技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长远看具备不可替代性。无疑，武汉的很多本土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二）是主机厂与主机厂之间也不能配套，单打独斗，削弱了武汉企业的竞争力。象原来的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长江动力集团虽然一个是生产锅炉，一个是生产汽轮机，但始终未能配套，做大武汉的发电设备行业。武汉重型机床集团被誉为机床制造业的“亚洲明珠”，华中数控则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典范，但两者的合作才刚刚起步。

经验证明，不搞主机只搞配套，企业难免受制于人，除非形成了配套行业的巨无霸。要配套也得搞核心部件和高附加值部件，否则不仅会掉进低价竞争的陷阱，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为什么必须扶持武汉的本土企业？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只有发展本土企业，才能带来全民富庶和可持续发展。指望外企等外来企业是靠不住的，因为外来企业是不会把利润用于本地消费的，对服务业的拉动显然不如本土企业。中国人几千年来浓重的乡土观念，使得发财致富后衣锦还乡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即使是外来企业带来的就业和扩大再生产，也都是面向全国的，对武汉本地企业的拉动有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地缘优势已大大缩小，物流费用显然不是最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与我们预期的相反，起点很高的产业或企业未必能给本地企业带来很多机会，也未必能形成产业链。究其原因，就因为起点太高，本土企业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来为之配套，也缺乏足够多的资金来为这种配套进行设备、技术和员工升级。因此它们的订单，就不可避免的会外流，这与我们招商引资的美好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反观吉利汽车的发展，却有效带动了本地的零部件生产厂商。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当初吉利就是以价格优势取胜的，它必须依靠那些价格低廉技术含量一般的零部件才能降低成本。以后吉利汽车在逐步改善逐步升级，而零部件生产厂家也用慢慢积累的技术和资金逐步改善逐步升级，最终完成了整车厂、主机厂和零部件的产品升级，形成了一条“多赢”的产业链。这充分证明了培养本土企业需要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足够长的过程，只能小步快跑，不可能一蹴而就。武汉光谷之所以成功，不就是因为有邮科院、烽火通信、三大激光等一批本土企业吗？不也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吗？

二  要做大做强武汉本地企业，首先必须做大做强基础产业。

（一）武汉的铸造锻造和电镀、表面处理等基础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武汉的铸造锻造和热处理行业年产值40亿左右，武汉电镀行业年产值50亿左右，由于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绝大多数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有个别企业甚至停产。这两个行业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1是无证生产的地下作坊多，据估算最起码在两百家以上。这些作坊能耗大效率低，生产设备和生产条件极其简陋，不可能实现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和污染问题。

2是恶性竞争。小作坊、黑工厂投入低又逃避税收，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对正规生产厂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正规生产厂家之间也打价格战，当产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时，价格战几乎成了企业的唯一选择。

3，利润越来越薄，经营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环保执法越来越严格。一些企业宁可多花钱外购成品，也不愿意投资这些基础行业。

4是除少数大厂外，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资金不雄厚，技术工艺比较落后，既缺乏产业升级的能力，也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

这次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试验区，对这些行业可谓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甚至是挑战大于机遇。机遇之一是基础行业能伴随武汉制造业一起成长，机遇之二是“两型社会”试验区会消灭地下工厂的生存空间。挑战则是自身该如何升级，才能不被武汉城市圈淘汰出去？

（二）武汉需不需要基础行业？

武汉市有汽车及机械、钢铁、光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四大支柱产业，年产值都在1000亿以上，其中汽车及机械、钢铁、石油化工产业都与基础行业息息相关。即使是富士康工业园，也拥有50条电镀生产线。可见，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基础行业。

目前武汉企业对铸锻件每年的需求量在100万吨左右，本地却只能供应30万吨左右，缺口相当大。但武汉的几个大企业仍准备把铸锻件业务剥离出去。

当然把基础业务分离出去，也有逼着铸锻行业做大做强的意图。但关键在于剥离的辅业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和内部整合，会不会因此错过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剥离利润低风险大的辅业是明智的选择；但对一个行业整体而言，则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武汉没有门类齐全的配套基础产业链，也就失去了招商引资的优势。神龙第三工厂之所以迟迟未定，跟配套费用高有很大关系，虽然武汉的人力费用比较便宜。

无疑武汉城市圈要统筹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一部分传统的基础行业必然会搬迁。但如果幸存的企业不在环境保护、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只怕真的会被武汉城市圈淘汰。

（三）传统产业也可以是高技术产业。

 在大众的传统印象中，铸造锻造工厂基本上是“粗笨脏大”，充满噪音和灰尘。电镀车间则是铬雾迷漫，气味扑鼻，大量排放重金属废水。但精密铸造、精密锻造、绿色铸造、清洁生产等先进技术使这些传统的基础行业有了更多的高技术含量。

精密锻造和精密铸造能获得几何形状、尺寸、重量和表面质量、内部金相组织都能最大限度的接近零件本身设计要求的产品，精冲可以获得尺寸精度高、冲裁面光洁、翘曲小且互换性好的优质零件，并可以减少甚至取消后续加工工序，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产品质量的改善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几乎应用于所有工业部门。

清洁生产促进法所称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的原则是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

这与循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精密铸造、精密锻造、绿色铸造、清洁生产这些先进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1是节能降耗，在大大减少了能源、水和原料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污染。

2是极大地减少了机械加工量，大大降低了成品成本。

3是改善的生产条件和技术装备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4是产品附加值高，企业避开了低价竞争的陷阱。

5是企业的技术升级客观上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做出了贡献，因此能得到一些“政策红利”。

实际上这两年来,节能减排一直是要地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重要手段。至少有20%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强化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有些使用“高新特尖”技术的铸锻企业，应该享受高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制造业不是夕阳工业，先进制造业更离不开先进的基础产业。

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铸锻企业技术改造来看，厂区非常洁静，也听不到巨大的噪音，车间也比较干净，与传统印象格格不入。有些企业使用了自动生产线，只需工作人员遥控监测，比一般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含量还高。

（四）政府要给予大力扶持，建设专门的工业园区。

从以上情况看，仅仅靠企业自身努力肯定是不行的。这些行业本身就是微利行业，却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一环。

经多方呼吁，已经成立了一个集中治理、集中管理、集中达标排放的一个电镀及表面处理工业园，模具工业园也进入政府视野，但尚没有专门的铸造园区。建立工业园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可以规范生产条件和生产秩序，实现安全生产；二是企业可以分摊污染处理费用，降低治污成本；三是可以集中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实现清洁生产；四是扎堆经营，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也便于规范管理，形成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五是可以培养一定规模的第三方现代物流业，企业也因物流成本的降低而受益。200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l8.3％，同期美国的比率为8.2%，世界平均水平为9.3%。在物流费用上企业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三 要做大做强武汉工业，必须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光靠房地产、商业、金融、仓储、餐饮、旅游和物流业当然不可能带来武汉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提升，要实现“两型社会”必须依靠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现代制造服务业又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发达国家以现代制造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模式已占到服务领域总额的50%以上，欧盟达到52.3%，日本超过了54%。世界巨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则超过了70%。

国际大都市有“两个70%”的现象，即在大都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GDP的70%，在第三产业中占70%的是生产服务业或者专业服务业。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时，服务业的需求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格局。2006年武汉市人均GDP已达到3790美元, 武汉第三产业占GDP比重50%，这两个条件都非常接近，可以说武汉服务业的腾飞已在眼前。

现代制造服务业是指围绕制造业生产制造过程的各种业务，尤其是前端（研发、设计等）和后端（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的各项服务。制造服务已从单机到成套，从成套到工程承包，从“交钥匙”工程到金融服务，再到工程咨询、维修外包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其特点就是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以核心产品为纽带，最大限度的创造产品的高附加值。

   武汉目前大力发展的桥梁与钢结构产业，就属于工程总承包或工程公司的性质，可以说是武汉现代制造服务业的一种雏形或一种尝试。2006年武汉桥梁与钢结构实现总产值近500亿元，力争到2010年达到1000亿元，将武汉建成国家级桥梁与钢结构产业发展基地。

四 要做大做强武汉工业，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不能以劳动者的低工资为代价。

武汉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或者说劳动者的报酬低，是个不争的事实。过低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简单再生产），使得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素质、技能不能得到继续教育、培训、提高，更难以解决如医疗、住房、社保、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改善生活状况等很多社会问题。劳动报酬普遍偏低也使得社会的贫富悬殊差距日趋扩大，社会公平面临严峻的挑战。

对企业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导致其倾向于选择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失去科研投入、设备和技术更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更无意于自主创新，企业由此停滞不前，武汉城市圈经济也因此难以可持续发展。纵观世界企业的发展历史，资源和劳动力制胜是初级阶段，资本制胜是中级阶段，技术和人才制胜才是高级阶段。

由于高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以及发达国家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企业成本大大降低，也使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几年制造业一直在发达国家复兴，就因为现代产品和服务中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本身的重要性，这从一个残酷的事实可以证明。

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 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3%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显然，这不是“两型社会” 试验区的选项。

笔者就武汉工业如何借战略机遇期这个议题多次与业内人士深入交流后，还形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此次“两型社会”试验区会给武汉城市圈的其它8个城市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武汉市经过多年发展，工业用地已越来越紧张，地价也越来越高。所以，一些行业早就向武汉周边城市发展了。象纺织行业绝大多数已经外迁，武汉的化工企业早就在向武汉化工新城迁移。

（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不仅面临着自身的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的挑战，也面临着外部的严峻挑战。武汉是不是中部崛起的龙头？没有答案，毕竟国务院也同时批准了“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关键是武汉能不能充当中部崛起的龙头？只有在竞争中取胜，才能充当中部崛起的龙头，才能充分体现武汉“副省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位，也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三）“两型社会”试验区不能廉价供应土地，不能引进污染企业。据报载，自武汉城市圈获准“两型社会”试验区以来，已经有600多家企业表达了投资意向。但其中很多是因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成本上升而迁移的，也有很多是被东部的环保政策逼走的。象曹妃甸国家级重化工基地就坚决拒绝企业带污染入园，武汉城市圈应该借鉴，这样才会带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也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