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募基金会探路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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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募基金会探路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25日 18:12  《投资家》杂志
《投资家杂志》2010年第1期

  中国民企出资组建非公募基金会势头迅猛,可惜“老牛”似乎没带出好头,曹德旺和陈发树的跟进反倒让非公募基金会遭受质疑。如果钱不是问题,那什么才称其为问题?

  南都基金会一度是非公募基金会成功实施资本运作的典范,可惜先入后亏;大胆创新的友成基金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资产管理公司;遗憾的是,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依然选择了将资金放置银行蜗居……

  保值增值对走在路上的非公募基金会殊非易事,除了钱少风险多,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在阻拦民企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中国何日才会出现“国产”的盖茨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众生相

  “老牛”没带好头,唐骏在微软的经历,似乎亦未取回盖茨基金会的真经;普遍的基金“蜗居”让罕有的投资探路者(23.400,-1.10,-4.49%)依然孤单行走在非公募基金会的慈善之路上。

  文   本刊记者  李恩青  植美娜      《华夏时报》记者  夏华旺  梁裕

  商人致富有可能付出了道德成本,而有钱人做好事除了需要解脱原罪之说,同样也需要付出不菲的资本代价。

  190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突然将自己的产业以5亿美元价格卖给摩根集团,转而为炼钢工人设立救济和养老金,在纽约捐款建图书馆。纽约市民印象中,卡内基是在经济大恐慌中靠廉价收购亲友股权发家的,一些人质疑“卑劣的卡内基”这回到底想要图什么?

  随后20年,卡内基不再做一个敛财狂,先后捐资9000万美元创办了各种大学和学校,个人财富几乎贡献于各类慈善基金。美国大工业时代的第一代投资家,从卡内基到洛克菲勒等人,生命中都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前半生在惨烈的竞争中敛聚财富,后半生完全投入慈善事业。

  100年后的中国,也在经历这一幕。牛根生、曹德旺可谓先例,尤其当福建首富陈发树宣布成立新华都(18.86,-0.49,-2.53%)慈善基金会,捐出83亿元的个人股权资产,等来的不是掌声而是民众拍砖的声音。避税还是慈善公关?质疑不断。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组建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面临尴尬——大部分基金会的资金蜗居在银行,罕有的几家操作理财的表现也不甚乐观。

  南都基金会一度是非公募基金会成功实施资本运作的典范。2007年投资收益1000万元,但是遭遇2008年的熊市,又亏了。资本运作入不敷出,基金会的投资之路显然并不好走。

  友成基金会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资产管理公司。既然是公司就面对企业所得税,而且对于基金会来说,每年需要拿出上一年资产余额的8%来做慈善。资产管理公司的税后所得相比于基金会的慈善义务未免捉襟见肘,友成开始琢磨是否要将资产投资公司重新以“非盈利”的形式注册。

  自2004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以来,我国将基金会划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大类。2009年7月,“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布的《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显示,企业和企业家已成为非公募基金的主力军。其中,在民政部登记的由企业和企业家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有20家,占到总数的51.3%。而且2005年后,这一特点和比例更是占尽强势。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例如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平均数,已超过同期民政部登记的公募基金会,达到3905万元。

  数量上突飞猛进的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资本运作层面到底还有哪些瓶颈等待突破并实现质的飞跃呢?

  股权捐赠的尴尬

  唐骏在微软的经历,似乎并未取回盖茨基金会的真经。陈发树以一敌百的捐赠大手笔,为什么会在多重因素交织下,变成一次尴尬?

  作为新华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参股紫金矿业(6.97,-0.04,-0.57%)是陈发树最得意的一笔投资。今年4月份起,紫金矿业限售股的锁定期结束,陈发树先后售出紫金矿业A股,减持行为持续至11月30日,累计套现42亿元。

  9月份,市场对大小非减持的炮轰最为激烈。基于陈发树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上仍然是空白记录,有媒体因此质疑陈发树减持紫金矿业股份有逃税之嫌。一个月后,新华都集团在北京宣布新华都慈善基金成立,陈发树承诺捐出个人拥有的流通股股票,市值约为83亿。在新闻发布会上,陈发树说,股票主要来源为青岛啤酒(36.32,0.00,0.00%)7.01%的股份、云南白药(62.91,-4.69,-6.94%)12.3%的股份,还有他占有新华都集团的股份。

  陈发树从紫金矿业套现的资金,已经交由新华都总裁唐骏打理,今年5月份和9月份刚买入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股份,10月份这些股票就被陈发树捐出,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新华都面对逃税质疑所做的危机公关。

  陈发树对此显得很无辜,他说,2008年5月份我们就在准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并打算捐出自己90%的资产,只是需要民政部门的审批程序,今年9月30日才获批。目前,财政部已经消除了股权捐赠的制度障碍,为陈发树捐股开了绿灯。

  在新华都基金会成立仪式上,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雷也到场祝贺。盖茨基金会集合了美国两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财富,影响力早已经跨出美国国界,受益者遍布100多个国家。从微软出身的唐骏,去年就到盖茨基金会学习经验,并表示要模仿基金会财务透明和专业投资的模式。

  唐骏是新华都慈善基金会零薪酬的理事长,他说新华都基金会已经开始运作,目前招聘了十多位员工,比起盖茨基金会,这才是个开始。盖茨基金会超过780位员工在位于美国西雅图及华盛顿、中国北京、印度德里和英国伦敦的五个办公地点工作,并独立出自己的资产信托。

  据称,陈发树的股权向新华都基金会过户,部分仍处于搁置状态。根据陈发树和云南白药签订的协议,陈发树所持有的云南白药股份要锁定20个月,不能对外转让。

  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基金会的机构——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对《投资家》记者解释说:“用股票来捐赠,这些股票必须是自己名下的,或者通过自己决策就能够过户到慈善基金会来。但问题是陈发树的股票很多都是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上市公司的股票5%以上股权变动要经过股东大会,而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

  陈发树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风波其实只是当下中国民企出资组建非公募基金会遭遇尴尬的一个新典型,这样的先例此前已有两例。

  今年2月份,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就提出要将70%的股权捐出,成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基金会。从10月份至今,曹德旺控制的鸿侨海外先后减持10%的福耀玻璃(8.75,-0.18,-2.02%)股份,获得现金20多亿。股权捐赠如果迟迟不能获批,曹德旺最终可能把这笔现金直接用于慈善。

  而就在2008年9月份,遭遇三聚氰胺事件引发资本市场危机的蒙牛集团掌门牛根生通过万言书向国内企业家求助。他一手建立的老牛基金会将股权质押给高盛集团换取贷款,差点把蒙牛的控股权拱手让给了国际投行。牛根生是国内第一个捐赠股份的人,并专门成立慈善基金会。但是股权质押的事情一曝光,股权捐赠的公信力被打了折扣,难怪公众会怀疑,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是否会重蹈覆辙,沦为出资企业的资本工具?

  对于基金会涉及股权的问题,黄震介绍:“我们国家目前基金会设立时只允许用现金的形式设立,而不允许用股票等其他形式的财产设立。所以只能用现金来设立基金会,然后把股票捐赠给基金会。”

  黄震同时表示,涉及股权捐赠的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明朗:“股票如何确定价值是一个问题。如果有的企业挑一个股票价格最高的日子捐款,随后股票价格大跌,那么国家税收就流失,而且基金会的资产也相对缩水了。”而对股权捐赠的定价,我国并未出台明确的规定,基金会各自根据自己的章程确定股权价格。

  实际上,我国对于股权捐赠之后运作问题的相关规定非常少,只是说要“安全、合法、高效地保值增值”。对此,参与讨论《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的黄震表示:“法律上没规定,是对它们提供大的自由空间,让这些基金会去成长。立法规定了,可能会水土不服制造麻烦。”

  不过,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是一种新的模式,它是一种信托的模式,“其实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并没有83亿,这83亿元是存在于捐赠者和基金会之间的信托当中的,捐赠者通过信托,再向基金会进行拨款,不仅新华都如此,蒙牛的老牛慈善基金会也是如此。”

  “比方说,个人炒股是不需要交税的,而成立基金会之后再炒股则是要交税的,这样就导致拿出来做好事的钱要先打个折扣,还不如成立个信托,信托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盈利,然后每年盈利的钱再向基金会进行拨款。”窦瑞刚强调,信托在国外是很流行的一种非公募基金模式,但在我国来说,它在法律上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认可。“总的来说成立基金会是无利可图的,公益之心不该受到质疑,新华都的本意是好的,可能是83亿的巨额把人们给震住了。”

  资本运作的摸索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运作模式:第一种是企业定期向旗下的基金会进行拨款,这样的基金会基本依赖于企业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腾讯基金;第二种是企业只在成立之初向基金会进行一次拨款,而后续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基金会的投资进行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三种非公募基金会则是在成立之后,依靠自己的项目来吸引其他的基金会对其进行投资,具有代表性的有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按照我国规定,非公募基金会必须将上一年资本的8%作为下一年的捐赠,窦瑞刚认为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之下,非公募基金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慈善基金会也是要保八的!首先,慈善基金会自身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做高风险投资,其次,若是依靠委托理财的话,又有哪个公司敢对你承诺每年保证8%的收益?这就意味着你除非每年能保证8%的收益,要么总有一天你的钱会被捐光。”

  此外,目前我国非公募基金会还面临着很多政策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不能进行公开募资、税前减免收据难以获得等等。“不能进行公开募资就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只能依靠类似‘义卖会’这样的形式进行小规模募资,可以说得不到多少钱。税前减免收据就是个更大的问题了,今年我国在税前减免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但整体而言还是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门槛。”

  窦瑞刚表示,中国不像美国,美国有长达几十年的经历,单就它的指数基金而言,其每年的收益率就已经超过了10%,这一数字是非常之高的。不仅如此,美国对非公募基金也没有特别多的门槛进行限制,他们不仅没有每年必须捐赠前一年的资产的多少比例,也没有不允许公开募资等限制性的要求。  

  对比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也许更需要突破,因为它们的资产压力更巨大。“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一年的公益支出要高于上一年余额的8%,这就给基金会很大压力。现在很多基金会是由出资人每年出资来补这个窟窿。”黄震表示,在税收上对于这些非盈利的基金会还有“三棒鼓”,“建立基金会的原始注资需要交企业所得税;捐赠的时候要交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捐来之后,基金会作为运作的平台,投资收益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南都基金会为例,2007年的投资收益为1600多万元,净利润1000万。因此按照2007年企业所得税率33%换算,须缴纳300多万元的税款。“这种税收制度迫使很多企业设计这样的思路,把资金放在自己手里,在基金会外面运作这些资本,每年放一点收益给基金会。但是到一定时期就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基金会不甘心,出资人想控制。个别基金会已经出现这样的端倪。”

  国内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压力加上缴税压力,迫使基金会纷纷把目光投向资本运作。

  黄震向本刊记者介绍了我国基金会资本运作的状况:“目前基金会有大量的财产,但是不敢投资。绝大多数基金会把资产存在银行;还有一些就是投资理财,委托给投资公司做保底投资;第三种是基金会自己操作资金,南都就是这个例子,一年挣了1000多万,一年赔了3000多万。”

  基金会作为投资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黄震说:“首先基金会要有足够的自主权。目前绝大多数基金会的独立性不够,很多企业家捐出钱来以后,还认为钱是自己的,基金会是自己的。第二,要有相当规模才能做资本运作。目前我国基金会的资产太少了,华民基金会号称现在中国资产最多的基金会,也只有两个亿。第三,先前提到的国家的税收政策也是制约基金会资本运作的一个瓶颈问题。”

  相比于美国的基金会,一个学校的基金会就将近100个人在操作,专注基金投资的有几十个人。黄震表示:“我们国家的基金会是新兴的社会组织,各种专业人才都很稀缺,基金会本身管理运作的人很少,知道如何让基金会基金保值增值的专业人士更少。”

  即便有如此“先天不足”,中国这些非公募基金会仍在挣扎中探索——

  2009年11月,国际美慈组织中国主任陈一梅带着南都、友成、仁爱慈善基金会等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赴美考察,专程学习他们的资本运作。归来后,陈一梅对《投资家》说:“没想到他们(指赴美考察的基金会领军人物)对此行有这么大的热情,很多人回来发博文写了收获和感受。他们对硅谷社区基金会代理其他的基金会资产投资的方式非常感兴趣。”

  2009年12月初,在南都基金会的会议室,中美非公募基金会资本运作的先锋齐聚一堂——国内首个做慈善基金资本运作的基金会南都,国内首个拥有自己独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会友成,请来美国首个为非营利机构专门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拥有近40年为基金会运作资本经验的机构美国共同基金集团,了解他们的模式,寻求合作,寻找自己的出路(相关专访参见本期特别策划)。

  2009年12月末,华夏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饶锦兴将发起基金会税收政策专题论坛,并筹备下一步开展基金会股权投资论坛。

  来自海外的借鉴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的投资市场风险非常之大,也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指数基金来保证每年平稳的收益,再加上诸多政策性的限制,其中包括申请的障碍(省级200万元,国家级2000万元),以及上述募资、免税等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我国的非公募基金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实际上,中国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一直在学习国际尤其是借鉴美国的做法。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大学慈善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始终落后于活动经费预算的增长速度。福特基金会因此赞助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认为并不存在阻碍为教育基金开发良好投资策略的法律滞后。与此同时,美国的学术界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当你把具有风险的战略组合在一起,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自然就降低了。

  对法律障碍和投资风险的担忧都化解了,自此基金会开始了更加“激进”的资本运作。

  美国对基金会的税收政策较为宽松,投资收入可以免收企业所得税(一般为盈利的25%),只需交纳投资盈利的1%的税。对私人基金会规定每年的慈善支出必须高于前一年资产余额的5%,否则进行“惩罚性税收”,这个所谓惩罚性也只是将税收额度从投资盈利的1%提升到2%。

  各个国家的基金会的不同的收入来源和财政压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资本运作模式。

  这是2009年12月本刊记者参加首届世界大型基金会北京高峰论坛并独家专访几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后的发现。

  韩国的基金会很多是半政府性质的,他们的财政来源比较独特。参加论坛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文成基说:“我们基金会的收入来自护照收入,办护照费用的一定比例交给基金会。一般办护照的人对此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没关系,因为办护照出国的人心情比较好,所以多交些钱给基金会就无所谓了。”拥有了充裕的现金流,同时韩国政府对这些基金会的政策相对宽松,没有强制一定要用多少做慈善,也都不用交税,因此文成基说:“政府对基金会的资本运作没有管制,但是一般基金会都不做什么运作,因为没有必要。”

  日本基金会大多由财团资助,一般没有股权捐赠。日本川平和财团日中友好基金事业室室长于展说:“基金会大多是专注做项目运作的,资本运作非常保守,只是做一些政府公债。”

  南非基金会的资金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和一些私人的捐赠,很少一部分来自股权捐赠。“股权捐赠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有创造性的概念,我们正在慢慢接受它,虽然现在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些股权的升值潜力,我们很看好这个新的捐赠方式。”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资源调动经理鲁思·伦斯堡(Ruth Rensburg)介绍,资本运作上南非基金会的模式已经较为成熟,“我们建立了一个可持续性基金(Sustainability Fund),我们用它来实现基金会资产的增值。目前就是放在银行收取利息,但是我们有专门的投资专家委员会,还有基金经理,时刻观察市场状况,一旦发现市场‘安全’了,并且确定我们不会损失钱的时候就会去投资。他们为基金会服务是不收报酬的,因为他们也是非盈利组织。”但是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对此鲁思表示:“我们只投资最低风险的领域,因为这些钱是为了公益目的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