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卫兵墓群拆迁风波

重庆红卫兵墓群拆迁风波(刘志明)
重庆红卫兵墓群拆迁风波
2006年01月19日 17:39
文/ 记者 刘志明（发自重庆）
席庆生的母亲葬在重庆沙坪坝公园的一处墓群里。
每当他听说那里要拆迁的消息，席都会奔走呼吁，要求让他无辜死去的母亲能有一个葬身之地。
那是全国惟一的红卫兵墓群，记录了400余名文革武斗死难者的故事，同时也见证了众多无辜者的生命陨落。
“不要让这些在文革中无辜死去的人，再次死无葬身之地。”
当席庆生在去年年底又一次听说因为一个房地产项目，这块墓地将面临拆迁的消息时，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要让我的母亲第二次死亡”
时光一下子在此刻回到了1967年8月24日。
那一天，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带着他和弟弟席庆川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当时，重庆武斗的两派——“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激战正酣。当他们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声大作，黄培英中弹死亡。
席庆生回忆，当时他们距离枪手直线距离约600米。据后来了解，开枪者是 “八一五派”“重钢”武斗组织的苏某。在阵地上，一位姓陶的师傅曾让苏某不要开枪，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走在路上的母子3人是逃难者，但苏某还是开了枪。第一枪射击没有打中走在前边的席庆生，第二枪则刚好射中席母。当时，黄培英“啊”地叫了一声，子弹从她的左乳射入，从右腰穿出，伤口处冒着血泡，鲜血汩汩外流……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枪手仍然在继续射击，绝望无助的席庆生挥舞着白汗衫，让他不要开枪，枪手不予理会，反而用高射机枪继续进行扫射……
母亲死后，席庆生兄弟俩把母亲埋葬在沙坪坝公园的这所墓园里。当时，席庆生年仅15岁。他与弟弟捡砖头，找水泥，修了3个月，手都磨烂了，才把母亲的墓修好。
正是因为与这所墓园有着特殊的关系，席庆生成了墓园的坚决捍卫者。每次拆除墓园的消息传出，他都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用水泥、砖头凝固下来的历史”
2005年12月29日，一个阴冷的上午，记者来到了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墓地。
举目望去，落叶，衰草，歪斜的老枝，座座高耸的墓碑，斑驳的字迹与标语……被一堵围墙圈住的这座墓园，依旧人迹罕至。
一位当地人士对《凤凰周刊》说：“这座墓园的意义在于，它是用水泥、砖头凝固下来的一段历史。”
文革期间，重庆的武斗主要在“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间展开，而埋葬在这里的死难红卫兵则几乎都是“八一五”派。
那是一段震惊世人的历史。
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介绍，由于重庆军工企业特别多，这些工厂都具备自己生产常规武器与战备物资的能力，所以当年重庆的武斗极为惨烈：武斗双方动用了除飞机之外包括坦克、大炮、军舰、机枪在内的所有常规武器，死难者无数。
当年“八一五”派的头号勤务员周家瑜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文革”期间，整个重庆市有数10处埋葬武斗死难者的地方。后来，其他地方陆续被平掉，只剩下沙坪坝公园里的这一处。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块红卫兵墓地本是“军产”，“文革”前曾埋葬过包括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在内的13位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1958年，国务院将这些人的遗骨火化后移葬他处。
三次拆除风波
“这已是第3次在传它要被拆除了”，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介绍。最早一次传出这座墓园将被拆除的消息，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对这座墓园的去留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是要把它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一是要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当时廖伯康（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出来工作没有多久，就带了几个人来看，”沙坪坝公园前党支部书记李某回忆说。
李某当年曾陪同廖伯康查看墓园，他回忆，当时廖伯康并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没过多久，市里就拨下款，修建了一堵围墙，把墓园圈了起来。
“这正是廖伯康的高明之处”，某当地人士告诉记者：“他的主张是既不拆也不让人参观，先把它围起来。”
墓园的第二次拆除危机是在1993年。据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当时，某港商要投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不知何故，整个规划不了了之。
对于近日再次传出的拆除消息，沙坪坝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不可能”，他们均“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公园管理处前党支部书记李某也表示不可能拆除或炸掉。他说：“现在重庆市与沙坪坝区很多部门都表示要保留，要保留这段历史。前不久还对墓园进行了一次修整，并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
一个“对立派”死难者
沿着墓地的小径，记者看到了朱本武的名字突兀地刻在一座墓碑上。
他是一个“反到底”派，但是他却在为“八一五”派冲锋时被射杀在一座楼里，因此也成了这里掩埋的惟一一位不同派别人士。
在他下葬的时候，“八一五”派一些不认识朱或对朱无感情的人反对把他葬在这里。但朱本武的一些同学认为，朱虽是一个持“反到底”观点的人，但却是为“八一五”战死的，所以应该葬在这里……
1949年出生的朱本武是在1968年3月8日的武斗中死亡的，死前是重庆市字水中学初66级学生。
据知情人介绍，1968年3月初，朱本武同红卫兵战友一起，从重庆千厮门码头上船，去支援长寿云台山区石油单位的“八一五”派战友。
当时，因“反到底”派有当地驻军涪陵军分区支左部队的支持，长寿山云台的“八一五”派一直处于劣势。朱本武随其他一些人奉命支援，在攻打一栋楼房时，冲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朱本武本是“反到底”派的，但他的同学有“八一五”派的，是他的铁哥儿们。“八一五”派在长寿打不过“反到底”派，让字水中学“八一五”的人去支援，勇敢好斗的朱本武出于哥儿们意气，也不管派别之分，就跟着去了。
最终，朱本武只能与本来持不同观点的所谓“对立派”的那些死难红卫兵，葬在了一处。
“我曾每天都去埋葬尸体”
59岁的夏绍伦关于这座墓园的“文革”记忆，同样惨痛。
夏绍伦本是重庆工业学校66届毕业生，“文革”开始后，响应号召，又于1966年12月回到学校闹革命。
当时，工业学校是“反到底”派掌权，“八一五”派人少力薄，被迫离开学校。夏绍伦在学校“反到底”组织里做后勤工作。
夏绍伦向记者介绍，当年他所在的组织全名为“重庆反到底重庆市工业学校红岩兵团”，在重庆是大名鼎鼎的武斗组织。在“反到底”派，同样有名的武斗组织还有“重庆河运校航锋兵团”、“重庆钢校钢铁兵团”等。
由于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接沙坪坝区至市中区交界处的一个山坡上，坡下就是连接两区的公路，而该校又被“反到底”派所控制，对来往于两区之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于是，“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在1967年7月25日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学校，两派形成大规模武斗。
夏绍伦回忆，就是在这次武斗中，“八一五”派动用了步枪、机枪等武器，成为重庆武斗大规模使用枪械的开端。
最终，那次战斗以“八一五”派占领学校而告终，“反到底派”死亡10人，包括夏绍伦在内的200多人被抓获。
夏绍伦被俘后，被关押在“八一五”派总部——重庆大学内。“7·25”事件之后，重庆武斗开始全面升级。“八一五”派战死的武斗人员一个个被送进重庆大学。夏绍伦等几个还没有被释放的同伴，每天都被押去清理尸体。
夏绍伦对记者说，那些尸体全是“八一五”派的，几乎全是中枪而死，为防腐烂，先是被泡进伏尔马林水池里，然后由他们一具具清洗，清洗后再用被单裹了，装进棺材里。
之后，夏绍伦等几个被抓的同伴与那些棺材一起，被拉到沙坪坝公园，由他们来抬棺，掩埋。而修墓立碑，则由“八一五”派的人亲自做。
“小妹”之死
在这些死难者中，许多人还只是孩子。当时年仅15岁的崔佩芬就是含着冰糕上车的时候被打死的。
2005年12月31日晚，在重庆市一所狭仄阴暗的老楼里，记者见到了崔佩芬年迈的父母。
87岁的崔瑞安和84岁的童信花随即拿出女儿在文革时期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中的崔佩芬青春美丽，朝气十足。
崔的父母向记者介绍，他们共有5个孩子，被唤做“小妹”的崔佩芬在家里排行老四。1967年8月，崔被打死的时候，她是重庆29中的“八一五”派红卫兵。崔的父母至今还保存着崔佩芬当年佩带过的红袖章。记者看到，这块红袖章鲜红如初，上有“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红卫兵重庆警备区”等字样。
1967年8月4日中午，“小妹”在家吃过午饭，对父母说：“我还差别人3两粮票呢，要还给人家。”于是离开家到学校去了。
当时，重庆街头武斗正酣，崔母本来是不想让女儿出门去的，但因为要还别人粮票，女儿还是出去了。下午，便有学生对崔的父母说，29中死了很多学生。崔瑞安夫妇大惊，赶忙去看。果然，“小妹”就在其中。
原来，崔佩芬离家后，就跟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去帮“八一五”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要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里。
当日13时左右，她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去装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等，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热，崔佩芬等5个女生嘴里都含着冰糕。当她们上车的时候，枪声响了，包括“小妹”在内的6个学生与一个司机被打死。
崔瑞安夫妇回忆，“小妹”死后，29中的学生把她们葬在了沙坪坝墓园。而从那之后，他们每年都要去墓园看望“小妹”两次，给她上坟，数十年如一日。
崔瑞安说：“留着这个墓园，也就给了‘小妹’一个归宿。”
记者在这个墓园的现场找到了这块墓地，墓碑上完整地写着一段话：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织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
被视作一场“特殊形式的内战”的“文革武斗”，是为了拥戴同一个领袖拥护同一种信仰而起，为何又会发生在同一个族群特别是中学红卫兵之间？
一位直接参与了重庆武斗并有着惨痛经历的人士向记者分析，当时，在血火之中，他的内心有时也是矛盾、疑惑与痛苦的，但每到这个时候，他总又能找到精神支撑。
“比如，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列宁就曾对高尔基讲：‘当两个人在生死搏斗时，你能说哪一拳重要，哪一拳更重要吗？’当时我还总记着一个叫陈辉的烈士的一句诗：‘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我还曾读过一本叫作《拉科斯在法西斯法庭》的书，拉科斯是匈牙利早期的革命家，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残暴，他就曾讲：‘革命不是用玫瑰花和香水进行，有时候暴力就会发生了。”此人还说：“我们的精神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些教育。这是对自己的残酷行为的一种很好的解释。”
记者了解到，在重庆，某些人士正在围绕拯救文革墓群的这段历史记忆而积极努力，并有望在近期完成一些史料的整理。
这位参与其中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前不久，他看到一篇题为《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的文章，是对《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作者伯纳·布立赛做的专访。这篇文章提到，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对“记忆的责任”曾做了如下解释：它“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当我们回首往事，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自己过去的那些错误或罪行，也应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记忆的责任’，更应加强。”这位人士说。
在一篇关于文革墓群的文章里，他写道：
“当我们离开时，看见墓壁上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时候，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图片均由刘志明提供）
来源：2006年第2期 总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