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2)11

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2)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扩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见笔者当年列席会议采访记录)，随后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当时与会者还有胡启立和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廖伯康等西南各省市大员，还有昆明大军区司令员张桎秀、团中央副书记刘延东、耀邦秘书郑必坚等，堪称冠盖云集。而朱厚泽以极短的时间，即席插话，话音一落，就引起许多人共鸣。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需知，这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

　　朱厚泽到省委工作时，贵州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农村包干到户的激烈争论基本过去，池必卿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在全国也颇博美誉。贵州在农村改革方面初着先鞭。然而，贵州与沿海地域差异性也在新情况下凸现出来。这就是：沿海城乡具有从晚清起开放通商的百年传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较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而贵州，尤其边远农村，则基本上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育的原始状态。一旦农民从僵硬的“一大二公”体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生产经营的劣势就明显暴露出来，城市体制的弊端也更加显现。朱厚泽长期从事工业与城市经济工作，对那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痼疾有很深的体会。面临新形势，他开始思考着更深层次与更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当时，池必卿提出：包干到户后“要有新的得心应手之作”，贵州日报曾以此题发过社论。厚泽与池必卿、王朝文等省委领导之间交换认识的详情我不得而知，但我发现他那阵子不断往农村跑，对许多地州市县城乡进行调研。每次从农村回来，总是给我们提示，报纸宣传要转变观念。以我个人来说，干过十多年言论编辑工作，写过言论不下几百篇，多属催耕催种那老一套。包干到户后，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高涨。厚泽对我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莫非还要你总编写社论发号施令吗？！原来他心中已酝酿成熟了一个新思路，就是在继续稳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要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说真的，那时我多次听他爱用“发育”这个词儿表达他对问题性质的判断，很觉新鲜。他曾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说贵州边远山区商品经济是何等之不发育。农民家里鸡蛋多了，不懂得市场交易，却把它放在路边，自己躲在寨口看过路人拣走鸡蛋，留下点钱，才跑出来把钱取回家。这不是笑话，而是那时云贵高原穷乡僻壤的现实。

　　在那几年，朱厚泽身体力行，鼓吹发展商品经济。他本来最讨厌报纸报道他的个人活动。有一回，却报道很醒目。那是他与贵阳市委书记李万禄一同去花溪看望一家养鸡专业户，三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标题上写：“立此存照”支持你们放开手脚干！(见1984年2月11日贵州日报一版头条)他反复在各种场合阐述农村改革要迈开第二步，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公路建设和场坝、乡镇、城市的市场建设与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教育与选拔等也要有相应转变。据悉，当时他向池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啊……”，必卿打断了他的话，高兴地说：“这就对了！还想用过去催耕催种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池的态度十分鲜明，要求厚泽就按这个思路谋划和部署工作。这事，反映到我们新闻报道上也有明显转变，报纸版面上新鲜语言多了，思想也活跃了。我们以厚泽提出的“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作大标题，在报上大声疾呼。报纸发了一系列支持农村专业户的言论与消息报道。有些言论的标题很尖锐，比如《二贩手是二郎神》、《为‘弃农经商’正名》、《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等等，都是体现了厚泽的意见。

　　与此相联系，厚泽还提出必须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理念，按经济流向规律，放手让边远县与周围比较发达省市建立更紧密的横向联系。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赤水县进长江才五十五公里，而贵阳进长江要五百公里，你说谁是中心？不要有那么多封建宗法观念嘛！说你那个地方是属于我的，非要赤水人把所有竹子一下扛到贵阳来，何必呢？黔东南木材，就依清水江顺流而下到洞庭湖去不好么？不要什么都由省里管得死死的。当年贵州日报就是在他的思路启示下，开辟了《黔边行》专栏，发了一百期。《开场的话》大都采用了朱的精彩语言。1985年夏，胡启立同志来黔时，曾把《黔边行》复印本一套送给启立。听说，后来启立把它转送给新任贵州省委的书记。

　　厚泽的思路不断深化与系统化。1984年夏末，在省委全委扩大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一个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口头报告，题为《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没有事先弄出几十条、百把条文件，着重讲思路，讲观点，他没有写出书面发言稿，一讲就讲了几个钟头，全场两三百省内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后，必卿即席发言，我发觉必卿很动情，他说厚泽讲得好，是很动了脑筋的，让我来讲，不一定讲得这么好。我觉得池的话不是官场客套，而是作为一位长者的由衷喜悦。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厚泽在报告中用了四句话：“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每句话都敞开阐述，而观点集中到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不可避免、不可逾越，城乡改革又如何适应新形势。那次省委全会，没有事先拿出照搬照套的文件，没有把精力放在抠字眼、抠条文，而重在理清思路，在方向性问题上求得领导层大体达成共识，所以反映比较好。实际上为此后贯彻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决定，在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准备。依我感受，那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生动学习会。

　　1984年冬天，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朱厚泽联系贵州作了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正好，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来黔调研，厚泽与他谈起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设想。中办同志听后，当即问：你们向中央写报告没有？中办负责同志指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朱厚泽赶快写报告。随后，朱厚泽用一千多字，很概括地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信，送池必卿。必卿看后，非常赞同，认为要作为正式报告，亲自提请常委，以省委名义，报送中央。据说，有的领导人有批示，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突出若干重点项目。后因厚泽调京，此事未继续。现在我手边有份当年出自朱厚泽之手的这个文献，值得全文照录如下：

　　“中央：

　　一、小平同志和中央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及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决策，把从辽东半岛到北部湾的整个海岸地区全面搞活了。这一决策对加快我国四化事业的发展，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试点。已经实行进一步开放的十四个城市基本上足以加工业为主，现在似应在纵深方向上进行部署，选择与开放城市、港口距离不远、资源和能源又丰富的地区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开放区。这样，不仅大大加速内陆资源开发，搞活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而且能使沿海与内地配套发展，沿海城市的加工业有了后盾，也为全国经济的起飞增加后劲。

　　二、贵州地处西南地区的东南前沿，与广州直线距离不足一千公里。以贵阳为中心，一百五十公里为半径范围内的黔中地区，集中了水电资源近五百万千瓦，煤炭二百多亿吨，磷矿石二十多亿吨，铝土矿二亿多吨，以及大量的大理石、石灰石、重晶石和硅、锰、锑、钼等矿藏资源。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三线建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用工业基础、具有相当水平和能力的航天、航空和电子工业基地；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几十个科研设计院所。西南最大的铁路枢纽编组站正在贵阳建设。通往滇、川、湘、桂的四条铁路干线正在或即将电化改造。经过梯级开发，还可以形成红水河、乌江两条航道，通往广州和上海。这里还有三百万担烤烟、六百万担油菜籽，有几千万亩宜林山地和宜牧草坡，可以提供大量的肉奶蛋等食品。这里还有著名的瀑布群和岩溶洞穴奇观等独特风景旅游资源。

　　三、如果采取大胆开发，放手引进的方针，在这里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开放区，高速度、大规模地把能源、资源开发出来，除保证沿海地区的需要外，增产部分就地进行不同深度的加工，那么，就可以形成珠江三角洲和湛江、北海的内陆腹地，给这些引进加工型特区和开放城市以有力的支撑，并可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基地。

　　四、为此，建议授权在贵阳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或开放区的试点，给地方以类似沿海特区的引进权、出口权、减免关税和其它优惠待遇，实行与开放城市类似的政策，并对黔中地区的各级各部门的企业统一规划、调整改组。

　　五、如果这条路子走通了，不要中央投资，西南内陆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技术发展就可大大加快，同时为其它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腹地作纵深开发部署提供某些参考。

　　这个建议如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我们将立即组织论证，拟定规划和实施方案，正式上报中央。

　　朱厚泽关于建立黔中特区与加强黔边与川、湘、桂等省联系的思路，并非贸然产生。他对中国西部与东部关系，有着长时间的思考与看法。在他进省委班子之后，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他的见解。他特别不赞成国内有些学者所谓梯度开发理论。他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有人往往只看到东部对西部的支援，无视贵州等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以自己的丰富资源，作出不等价交换的巨大利益牺牲，对东部实行着多么巨大的支援。朱厚泽对黔中开发的思考，没有因为离开贵州而终止。走出贵州之后，他接触更广，视野更宽，思考也更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仅我亲见的各种报刊资料上发表的朱厚泽讲话、论文就不下十多篇，内容早已超越贵州一省，而顺理成章地扩展到思考西南与整个中国西部开发。近翻开手边一些旧资料，就有他的《关于西部开发和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关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几个问题》、《中国西部：世界版图上的制高点》、《中国西南石山地区扶贫工作研讨会的讲话》等等。这里，不妨介绍他在“西部开发十二个问题”的论文中，从历史长跨度与欧亚大陆大范围，来观察西部开发。他说：

　　“中国西部经略，从来就是以汉族为主体、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十分关注的治国方略之一。也是历史上南亚、中亚、西亚的大国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等各周边大国历代王朝始终不忘的重大对外的国策之一。

　　共同的关注，是与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相关联的。从地理位置看，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是全世界最高的陆地。它拥有最大的山岭和最高的山峰。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西部称得上民族和文化的大观园。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同宗教在这里流布传演，多种文化在这里传播交融。确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东渐西移中迎面相遇的地带，当今传统丈明和现代文明并存共处的地方。从经济的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极其丰富的地带，无论就光热土地、动物植物、水利水能、石油矿藏，西部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在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日愈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从国际关系考察，西部又是多国会聚、国境相邻、恩怨交替、纷争持续之地。随着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潮流，多边合作，共同开发的前景已经展现，这里无疑将成为国际多边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

　　强烈的关注，又与近15年(按：此文发表在1996年)发展进程中，东西部间的发展差距日愈扩大有关。改革开放使东西部都加快了发展，全国都在受益。但是，东部与西部差距确确实实是扩大了。这就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引出许多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日愈恶化和贫困状况的持续存在，而若干政策措施缓于见效，这就不能不引出许多忧虑，引出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的强烈呼声。”

　　(四)

　　朱厚泽作为省委书记与省委机关报的关系，在他跌宕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而我躬逢其盛，在我一生新闻实践经历中却占了重要的有意义的一页。

　　朱厚泽堪称是一生从事思想理论工作的宣传家。他的新闻观点是他的政治、人文总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指导省报工作，固然也常有指示、批评、表扬等日常性的及时指导；但他更重视给报人以思想指导，重视启迪报人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实质，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宣传。他最反对报纸只会照抄照套，人云亦云，随风转向，忽左忽右，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比如，1985年有一段期问，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某种“过速”和“失控”问题。中央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有些基建项目和企业要下马，强调“令行禁止”。省内外报上一片“刹车”声。朱和我谈话时说，报纸宣传不要一阵风，要有稳定性、连续性。比如“令行禁止”，要区别什么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总号令，什么是一时一地的具体指令。他比划着手势着说：像水龙头一样，水大了要关点闸，但不要关死总闸。应该是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不要再“一刀切”、“一鞭子赶”，来个全体“急刹车”。西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国的内陆浅腹地，它的开发能缓解全国尤其沿海能源、原材料等的紧张。能源、交通仍是中国经济的“瓶颈”，因此贵州与西南的能源、交通发展不是过快而是不够。贵州的问题就不是什么“过速”和“失控”，而是如何继续搞活经济，并尽可能加速资源开发和充分发挥现有经济技术基础的潜力。这是贵州的省情。他希望报纸宣传要把握这个指导思想。他较少给我布置具体报道题目，常常循循善诱，让你自己去思考，把报纸办活。

　　时间隔久了，往事多已淡忘。近日翻出旧笔记本，忽见1984年9月9日的几页笔记，细读一遍，好像发现“新大陆”，原来朱厚泽还说过这么系统的办报意见，我竟让它沉睡在旧纸堆中整整20年。现特全录如下：

　　“最近厚泽同志找我谈了两次，一次二小时，一次四小时，探讨报纸宣传和思想战线问题。没有纪录，漫谈式的，据我个人理解，大体涉及以下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