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3)11

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3)

　　一、报纸要坚定不移地抓住主题，无论如何不要冲淡主题。

　　在这方面，要善于把省委许多部署和要求，有节奏地、有机地安排好，掌握好宣传艺术、宣传火喉。注意读者心理和情绪。不要来什么就突出什么，畸轻畸重，忽起忽落。宣传的主脉络、主线，应当一直贯穿着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党的工作重点和主题。

　　比如。宣传彻底否定“文革”，与宣传主题，不矛盾，但不能形成造舆论的感觉，宣传节奏要拉开些，不要搞连篇累牍。(笔者按：回忆当时谈话时，他还举本报发的省委清查办公室撰写的清查“三种人”的评论，连发了三篇，他认为应拉开些。不应造声势。)

　　又如，有些好事，可以做，不宜公开宣传。8月24日，他在黔府(1984)67号文件上批了如下意见：

　　‘是哪个通知电台和报纸广播、登报的？这类地区性的作法，何必要弄到天上、报上去唱呢？请德政(注：当时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学洙把好关。(按：是指贵州对离退休干部增加补贴的事)

　　二、报纸宣传如何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要求，大幅度地调屁股，搞好新闻改革和报纸改革。

　　研究贵州发展战略，要研究一个纵的方面，一个横的方面。从纵向看，贵州经济发展究竟处于什么阶段，什么情况。落后地区要实现四化，更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横向看，即地区经济和全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处于什么地位，这就必须树立敞开大门对外开放的思想。一个是树立商品观念，一个是树立对外开放观念，这都是发展战略问题，关乎党的总路线总目标问题，不是具体路线问题。

　　从这两点出发，就必须提出知识和人才问题。什么人能搞商品经济，能打出去对外开放，他就是人才，就是能人。不能用一个标准看人才，要敢于起用所谓‘不三不四’的人。

　　而组织这样的战略转变，决不是短期的事，因此，还要树立长期改革思想。

　　以上几条，如何为党政干部接受，如何组织落实，变成千百万人的生动活泼的实践，又如何从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这些正确的战略思想，应当是我们报纸宣传认真研究和充分反映的重大课题。

　　有的同志说我们党报商味不足，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现阶段的党报，要办给谁看，专业户喜不喜欢看，商人看不看，订不订，报纸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那些活跃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事业中的人们的需要。过去报纸充满火药味，人家看了都怕，‘阶级斗争为纲’的弦拉得很紧。现在是否应当充满着四化味、商味，即发展商品经济、新科技、新信息味。

　　《贵州青年》改名《青年时代》，这改名的本身就是一种气魄。改名后发行量突增。它的‘红绿黑白青蓝紫’文摘名称就是杂味。青年为什么喜欢《青年时代》，很值研究。

　　三、利用报纸的优势，把党报当作党委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各方面事业发展的大工具，开展各种事业。

　　这也是外报提的‘以报为主、多种经营’问题。外报提出‘尽快致富’，这仅限于报社的富。其实，着眼点还要高些，即这么一张党报，应当是有很大优势的，许多部门比不上报社优势。报社要敢于拿出气魄，手伸向许多事业领域，利用我们的新闻机关的特点，举办许多事业，应当可以举办技术交流中心，经济信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文化学术交流中心。不要事事跟着有关业务部门转，报社自己可以打开活动门路。都等业务部门，许多事就干不成。现在业务部门框框很多，如果报社能把这些事业发展起来，就可以突破一些领域和部门的沉闷局面。

　　这里，有两点重要指导思想：一是多种经营主要是利用报纸的特点和优势，与办好报纸、使报纸更好服务社会、面向社会密切结合，而不是离开这个目的不是把报纸办垮，而是把报纸办得更好。二，它是报纸宣传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办报与办有关多种事业是分工不同，可以根据人才多样性的特点，有的专心办报，有的可以抽出来办其它事业，有的可以适当兼搞。因此办事业与办报一样，都是党的工作任务，奖惩制度应当基本一致，不是停薪留职，不能光让办事业的个人富起来，应当不管办事业、办报，谁干得好，谁都先富起来；谁干不好，谁就受罚。

　　四、适应大幅度‘调屁股’，在报社人才培养上应当避免同一个标准看人才，要多样化。

　　五、报社要多向省委反映内部信息，要了解各部门各级领导的思想情况，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好的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要敢于反映。

　　上面是朱厚泽谈话要点，是我当时追记的，不完全是原话。当时正处在整党的整改阶段。根据耀邦同志视察贵州指示，整党 要抓住服从服务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要进一步明确业务思想、业务方针和改革方向。所以，朱厚泽两次谈话后，我曾将上述内容向报社同志传达，并提出了贯彻上述指示精神的意见(从略)。

　　在省委工作期间，朱厚泽对报纸工作还时有重要指导性意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始终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不可把党报凌驾于人之上，训人、压人、束缚人，甚至蜕变为对人的全面专政。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就有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应该谈马克思这篇经典文章。记得，他到省委工作之初，正好碰到来势汹涌的“清除精神污染”，他对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抱着警惕态度，持十分清醒的头脑。他一方面向报纸打招呼，要冷静、实事求是进行正确宣传；另一方面，要求贵阳市委、市公安局及时纠正一些左的苗头，如有人在贵阳街头粗暴地剪青年人的“喇叭裤”裤脚等错误行为。头两天，贵州日报发了一条座谈会消息，文中提到有人说：贵州大学一位教授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教父》，是一部“打砸抢”的教科书。朱厚泽见到此新闻，立即打电话批评报社。当时我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泰国，回来后，见到我时，眼睛瞪着说，报纸有什么权利随便给中外文艺作品定性？对待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允许民主讨论，百家争鸣，谁也没资格当裁判官！

　　厚泽十分重视报纸言论和理论宣传，希望报纸在思想理论方面有所作为。他不赞成地方报纸传统的单纯强调地方特色，言论只讲“贵州话”，不讲“普通话”，不关心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更不赞成党报言论过分业务化，陷于部门业务工作之中。他多次提醒我，报纸总编辑思想要开阔，全国性的、全球性的问题，都应当关心。

　　不过，朱厚泽上述思想，对我们的言论工作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日后本报言论选题、立论、写作中，曾有所体现。比如，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言论组同志分析当时情况，撰写了一篇《权威从何而来》的评论员文章。着重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权威首先来自你讲的是真理，更来自党员、干部的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状态不理想、权威不够，原因之一，就是有些领导同志“说一套，干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言行相悖”，“这种搞法，权威从何而来！”文章进而指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不同于政权机关，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靠发布政令、采用强制手段。”“如果靠强制、压服，或是靠欺瞒哄骗，那就不仅是滥用了权威，而且迟早会丧失权威。”这篇言论，实际上是针对某些人以为维护权威，就要回到“左”的时期“突出政治”的老路而发的，涉及的决非地方性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曾全文转载了。后来，在宣传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定》时，本报又发了一系列言论，大都有共同针对性，其中《一切积极的思想与精神都应该保护发扬》也为全国性报刊所转载，并选人《中国新闻年鉴》。报纸抓住重要问题作文章，是从梁启超《民报》、张季鸾《大公报》、我党建国前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报纸言论的优良传统。言论要大气，不能小里小气，陷于业务性或畏畏缩缩。我认为，朱厚泽对报纸言论工作的观点，是符合现代新闻言论带规律性方向的。

　　朱厚泽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但最不先赞成自己成天在报纸、电视、广播上“出头露面”。这一点，与池必卿、胡锦涛的风格相同。回忆起来，池、胡两位主黔期间，个人活动讲话，见诸报端的，几乎屈指可数，我曾查《贵州日报四十年》大事记，据不完全统计厚泽从担任省委第二把手到一把手，个人活动见报的不到10次。1984年12月，他在省电视台35周年纪念会上，传达了池必卿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见报与广播时，都弄成了朱厚泽的指示。他当天早晨即以“龙飞凤舞”似的潦草铅笔字，写于一封信给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杨德政与我，那不留情面而带讽刺性的文风，也许是一篇报史上的不可多得的佚文。不妨原文抄录，以飨新闻界朋友：

　　信封：“急送/杨德政、刘学洙同志亲阅/朱厚泽”全文：“德政、学洙同志并两家编委、党委：听了今晨广播，看了头版要闻，不能不向你们提出抗议。

　　我清清楚楚说了，把池必卿同志在报社三十五周年会上提出的三点转达给广播电台的同志，怎么你们变成了朱厚泽对广播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呢？电台还在今晨播了评论，提倡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这种类似‘换头术’的作法，属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性呢？！我对新闻报刊广播工作不懂，是外行，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负责同志和你们的编辑、记者，这种做法，符合广播、报刊、新闻工作的那条戒律呢？还有没有别的报道中用了这类手法呢？……如此等等。希望能向广播、报纸的编辑、记者同志们都说一说这件事，请大家议一下，对不对。然后把结果和今后准备怎么办通知我一下。

　　敬礼

　　厚泽

　　12.29”

　　这封随手写下的书信，真是太精彩、太传神了。这完全是朱厚泽的风格。当年党内上下级关系，似乎还比较宽松，他的这封信，我和杨德政都不觉有什么压力，他也不再过问。信里所谓“换头术”，是新闻史上一则丑事，发生在“文革”初期，新华总社发新闻图片时，把邓小平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陶铸的头像，时称“换头术”。这封信是指把池的指示变成朱的指示。因此才招来朱那封严词问责的信件。这也难怪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喜欢在报上电视屏幕上“亮相”，何况把第一把手的指示，栽到他这个副手的头上，岂不掠人之美么？

　　朱厚泽有时看来很严厉，批评不留情面。而实际上非常平易近人，他十分厌恶那一套官架子，认为是低级趣味。他是高官，更像学者，喜欢务虚，谈实际工作，往往从理论高度，给你神聊，好像他总是那么不急不躁。听完后就知道，他虽似漫谈却很有中心，不仅让你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人说，与他谈话，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不仅解渴，而且感到很愉悦轻松。有事找他，一个电话就去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秘书把关”之类。听说，1985年他与刚上任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第一次交谈工作，竟是到郊外幽静的森林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这真是可人小说的生动素材！(龙志毅畅销长篇小说《政界》就有这个影子。)这是朱厚泽的一种风格，一种工作方法。

　　朱厚泽到中宣部工作后，对贵州日报仍很关心。有一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树魁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转告了朱的意见，认为贵州日报太陈旧，翻开版面，往往比发达地区的报纸迟钝、不新鲜。所以，1986年，我提出派记者常驻北京，搞些独家新 闻，传递些新鲜信息。当时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呼声甚高。1986年9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会上传达了朱厚泽部长对新闻改革的三点意见。总的原则是：新闻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根本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性改革。同时也主张不要管得太多太死，适当放点权，大原则要管，不能自行其是。管的结果，也不要搞成千篇一律。他讲到：“总之，要把报纸、新闻工作搞活，使之富有弹性，不要搞得很死。把各条战线搞得全面紧张，那不是我们的治国之道。要让各方面、各阶层的人们各得其所，这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各省总编从哈尔滨回京后，朱还在中宣部与我们谈一次话，中心内容是要求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舆论环境要保持稳定，不要引起激荡。讲了很多好的意见。都是要求维护大局、推进改革的。

　　(五)

　　时光过得真快，今年已是朱厚泽走出贵州大山，定居京华的第21年。这二十来年间，中国的变化巨大，人的变化亦大。我们都已垂垂老矣。回忆高中后期，他所在的清华中学与我就读的中山中学两个高中毕业班，结成兄弟班，我们常去花溪联欢聚会。同学少年，书生意气，评说时事。朱厚泽口才极好，文笔漂亮。他们办的《狂飚》壁报，内容进步，精彩大气，张贴在进校门的迎面一堵大墙上。他的时文，常常吸引我们班上同学伫足观看。他时年十七八岁，剃着光头，团团的脸，皮肤油黑，脸带机智微笑，言谈幽默而带机锋，多才多艺，足球健将，游泳选手，亦有歌喉。当年他真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当年清华中学不收女生，演曹禺《雷雨》话剧时，他扮演女主角四凤，可惜我未获一睹这位“四凤”风采。回首当年，宛如昨日，不胜神驰。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陪同的毕节专员禄智明是威宁人，彝族，自称“乌蒙汉子”；地委书记刘也强，北方人，也以“乌蒙汉子”为荣。朱厚泽织金人，名符其实是“乌蒙汉子”。一路上，他对家乡山山水水满怀深情，和老乡们一道，互相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我与他们同行，置身其间，不禁怦然心动。“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依我看，它饱含深深意蕴。不妨抄录于此，以飨读者。在这封信纸的头上，他写了一个自注：

　　“接南国友人书云：‘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山，钙之骨也，应为吾辈所珍……’固有此复，戏题为《山之骨》。”焕颐兄：

　　大作及惠书均悉，谢。闪现于字里行间的火热情怀，读之怎能不为所动！

　　钙，世代所珍。至于其人，乃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之大潮将其卷入风暴旋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

　　君不见，遮天蔽目的蒙蒙雨雾，吸附着千年郁积的瘴气与近代生活的污烟，早已把那山之骨溶蚀得满目疮痍。山岩挺立的轮廊，在晚霞的余晖中朦朦胧胧，昏昏糊糊，迷迷茫茫，已经难以辨认了。它正消失在黑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