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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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贫富对立情绪是相互造就的   2007-08-14 10:12:4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无限杂思 之刘洪波专栏

  富人与穷人,是一个永远难以让人心平气和地讨论的话题,至少在中国是如此。

  前不久,茅于轼先生写《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网上骂声一片。网上言论,常态是情绪激昂,这种情绪值得研究,至于说了些什么道理,可以参观而未必经得起正视。茅于轼先生所作《分析网上骂人》,分析的正是正规表达空间不足与网上骂人的关系,他的分析我大致是同意的。

  但对茅于轼先生所言“替富人说话”,我并不认同。我想,学者论理,直道而行,说自己的真想法就可以了,而不能在说话前还要考虑利于谁、帮衬谁。茅于轼先生判断为富人说话的少,为穷人说话的多,我也不能赞同,今日穷人活在底层,声音也在底层,哪怕响声不小,影响实在有限;而富人的声音往往飘荡在正规的表达空间上,且容易影响到政策。

  尽管如此,我并不以为茅于轼先生就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但担心他立定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理念,说话时不免心有挂碍,不能畅言所想,说话前考虑有利于谁,有利于穷人的话不说,有利于富人的话就说。

  其实,在这个决策往往还取决于小圈子意见的时代,要充分理性地讨论一些问题往往困难。例如湖南制定超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办法,规定以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不能不说是带有民众狂欢的性质。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合宜的问题,但不能不看到,问题却是富人越来越多地有超生现象。平等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生育意愿实现上的不平等;生育意愿实现上的平等,会形成征收上的不平等,这是困局,有最好的选择吗?或者真正的生育平等,只有废除计划生育,那又会产生儿童境遇的不平等,于是需要建立国家福利计划来保证基本平等,但这个方案,显然不在现在的讨论之中。

  社会确实在出现贫富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对立,“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是阶级矛盾”,至少从情绪反应上看是存在的。但我愿意以茅于轼先生分析为什么要“替富人说话”的理性方式来看这种事情,这其中既有富人何以致富的问题(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富人,而是指普遍的情况和民意中一般性的认识),也有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还有富人自身的社会表现问题。一般人的意识中,富人是否在合法的途径上致富,讨论已多,无须再论。就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至少现在中国的税负承担,是不剥夺“低收入者作不纳税人的荣誉”的,不管这是游说的结果,还是政策主动的退让,财富没有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显然的。就富人自身的表现来说,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割断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权钱互换之下形成金钱势力,消费上夸张与底层的距离,媒体上对此津津乐道,都加剧了社会心理的不平衡。

  不必夸大中国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基尼系数过大都隐含着危机。一个稳定的社会,无论观念还是政策都决定于大多数民众,而不是少数人,底线保障更是必不可少。只有阿拉伯石油大亨才会无所顾忌地满世界炫耀财富,当社会上有许多人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各种权益都难以保障时,富人既可以用财富享用奢华,又可以用财富换取超级势力,不出现普通人与权势和财富拥有者的对立情绪将是困难的。

  穷人中有很多人希望成为富人,这是事实,这表明人都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纯粹是从道义上来仇恨富人。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对富人有更多的责任要求没有道理。不要因穷人身上的道义并不纯粹而低看了穷人的能量,如果穷人的身上还没有那么多的道义,权贵何不示之以道义?如果穷人身上有很多丑陋的地方,权贵何不示之以高贵?一个社会中,穷人与富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相互塑造。仇富与掠贫相伴而生,压榨与反抗相伴而行,暴虐是相互施受的,暴力是相互传染的。

  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结语中,有两个思想给我深刻印象。一个是对立的社会阶层之间,相辅相成,无论怎样斗争,斗不出新的社会关系,奴隶主与奴隶只能斗出主奴易位,地主与农民之间只能斗出改朝换代,唯有社会阶层之间能够发展出新的相互关系,才能有新的社会形态。另一个思想是,“仇必和而解”,仇恨产生仇恨,隔离产生隔离,歧视与反向歧视。永无尽头。社会需要和解,和解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但和解的前提在于民众能够获得权利,没有权利的人不承担义务,因此和解不可能在无权利者与有权势者之间达成。

  (作者系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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