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张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我为什么主张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 在第二次“东洋医学的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首尔，2009年1月）上的演讲                                              张功耀

2006年10月6日，我和王澄先生共同发起一个网上签名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措施，花5年左右的时间，让中医中药退出国 家医疗体制，使中医中药成为一种受政府监督和管理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使用的，民间医术。参与这个签名的国内外人士共计245人。在签名活动的当初，《中 国青年报》做过一次社会调查。依据这个调查，尽管有许多中国人自己并不选择中医看病，但他们却相信中医“确有疗效”。经过差不多两年我国公民自发的反中医 斗争，到2008年7月，据长春中医药大学一个课题组的调查统计，盲目相信中医有效的人数从两年前的87.80％下降到了57.82%。我们的行动是自发 而自愿的。我们不但没有得到政府、新闻界、出版界的任何支持，而且多次遭到了他们的打压。我们的文章只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在“供批判用”时，才能断章取 义地见诸某些媒体，不能完整地发表。我们的书籍不能出版，电视节目不能录制。到目前为止，我们批评中医的言论，只能通过网络途径传播。但是，科学的力量是 阻挡不住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充分有效。我国人民正在从长期的中医欺骗中觉醒起来。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主张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今天，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作为古代伪医学的中医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传统医学，他们曾经为我们人类征服疾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依据法国传统医学开发出来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碱 （colchiceine），依据非洲和西班牙传统医术开发出来的治疗男性阳痿的育亨宾（yohimbine）；依据瑞典传统医术开发出来的治疗女性性冷 淡的达米阿那（damiana）；依据印度传统医术开发出来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利血平（reserpine）；依据南美洲传统医术开发出来的治疗癌症的常 用药长春碱（catharanthine）；就是这样的例子。令人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医疗法具有这样的现代价值。

有人曾经将日本医生长井长义在1887年从麻黄（ephedra）当中提炼出麻黄素（ephedrine）治疗哮喘（asthma），归结为古代中医的贡献。

我是做科学史研究的。我认为，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不足。

古代中医生是以非常混乱的方式使用麻黄的。据《本草纲目》记载，可被麻黄治疗的疾病有30多种，但是，其中并不包含哮喘。清朝编辑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全录》，收录治疗哮喘的方剂96个，也只有20个方剂用了麻黄。而且，这20个方剂都不是把麻黄当主要成分用的。此外，这本经过中国最著名学者精心选 辑的中医著作大全，还收录了治疗哮喘的单方44个。它们也全都没有使用麻黄。可见，古代中医生并不真正知道麻黄具有扩张支气管、缓解哮喘的作用。

被认为是中医为人类医学做出贡献的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国人花了差不多30年时间从青蒿（sweet wormwood herb）当中提炼出了青蒿素（artemisinin），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治疗疟疾的用药。然而，非常遗憾，虽然这项成就出在中国，但与中医无 关。

在中医的疾病分类中有一个“疟门”。但是，列入“疟门”的疾病并不就是疟疾（malaria）。被中医典籍列为“疟门”的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头 疼、四肢乏力、畏寒、口渴、鼻塞。凡是具有这些症状的疾病，中医生都列在了 “疟门”之下。对于由疟原虫（protozoan parasites）感染而引起的疟疾，中医生至今缺乏起码的认识。169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打摆子”。它明确属于现代诊断学意义上的疟疾。当时中国 所有的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对皇帝罹患的疟疾束手无策。如果古代中医生早就知道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康熙皇帝就不需要去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 （cinchona）粉末而康复了。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传统医术相比，中医并不是有效而安全的医术。中药的品质保证就更加糟糕了。事实上，中医生至今还不具备分析药物毒素和药物之间的相干关 系的能力。中医包含许多不可理喻的入药方式。动物的粪便，昆虫的尸体，梳子垢，遗弃路边的烂草鞋，都被中医生认为是可入药的东西。中医将这些肮脏东西入 药，至今没有任何实验依据和观察依据，更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性论证。对于经由国际医学界揭露出来的有害中药，中医生不但不虚心接受，认真研究，而是首先对 内封锁消息，对外打压揭发者，甚至进行完全不顾事实的无耻狡辩。由之，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的马兜铃科植物（Aristolochiaceae或 Birthwort）入药，重金属超过国际标准17万倍的复方芦荟胶囊，砷含量超标14.7倍的冠心苏合丸，等等，在中国却至今没有被禁止使用。

由于中医的疗效不可靠，中药的安全性和品质没有保障，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医中药蕴含了许多不可预料的危险和浪费。其中，下面这个例子最为典型：

2006年8月，河北省行唐县龙岗卫生院的阎山川老中医，先是无意地将病人郝淑琴毒死，后来，这位阎医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行医几十年的医术，又用同样的中药将自己也毒死了。

既浪费资源，又危害生命安全，这样的传统医学值得我们警惕，不值得我们尊敬。

医生本是一种崇高而圣洁的职业。我们的确应该尊重曾经给人类带来福音的传统医术。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那些披着医生外衣的骗子也顶礼膜拜，或对那些存在多种不可预料的危害的医术，采取文过饰非、包庇纵容的态度。

在本能医学时代，每个人都曾经是自己或别人的医生。以后才逐渐形成有意识地利用天然动植物或矿物来征服疾病的方法。人类自觉利用野生植物征服疾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8万年前。1957年到1961年，美国考古学家索尼克（Ralph Solecki，1917～）带领他的考古队，在伊拉克（Iraq）东部克迪斯坦（Kurdistan）境内的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北麓，发掘了一个更新世晚期（LatePleistocene）的人类洞穴遗址。这个洞穴叫商尼达洞穴（Shanidar cave）。从这个洞穴里边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8万年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遗骨。这个死者在被埋葬的时候，里边还埋了8种古伊拉克人曾 经使用过的药草。这些药草，是人类最早使用野生植物征服疾病的证据。

也有学者指出过，在法国拉斯考克斯岩洞（Lascaux caves）壁画里，有旧石器时代的法国人曾经用植物治病的痕迹。这个拉斯考克斯岩洞所记录的人类文明，距今的下限时间是13000年前，上限时间则可达距今25000年。

1991年9月，一具距今5300年的天然木乃伊（mummy）在阿尔卑斯山的沃茨区（Ötztal Alps）被发现。考古学家已经把这具木乃伊命名为“沃茨冰人”（Ötzi the Iceman）。由于这个沃茨冰人死后一直处在低温环境中。所以，尸体保存完好。皮肤还有弹性。解剖沃茨冰人发现，这具天然木乃伊的肠道内存在鞭虫尸体。 胃里边还有奥地利人今天还在用的驱虫草药。

正如伊拉克、法国和奥地利的先民曾经寻求利用植物征服疾病一样，中国古代的先民也肯定有过这样的尝试，并且取得过某些疗效。中国的一些史书，如《姓氏考 略》、《山海经》、《说文解字》曾经互为抄袭地记载过“巫彭作医”。可惜，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支持这些记载。现在仍在中国流行的《神农本草经》，不是神农 氏所作，而是公元后150年左右的某些知识分子假托神农的名字伪造的。据梁朝学者阮孝绪揭发，伪造《神农本草经》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当今中医生称作“医圣 ”的张仲景。《黄帝内经》也不是黄帝写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黄帝内经》是18卷。传到梁朝，《黄帝内经》缩减到9卷。又过了大约 200年，唐代王冰胡乱把它补充到24卷81篇。传到元朝的《黄帝内经》是12卷。到了明朝，《道藏》本《黄帝内经》变成了50卷。如此混乱流行的中医典 籍，中医生居然把它奉为“中医圣经”，实在是不可思议。

许多文献和文物证据都表明，中医实际上是一种晚起的医学。更加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医术本来就相当落后，甚至非常愚昧，到了东汉，又被一些不负责 任的知识分子引错了方向，完全背离了民间医术的经验传统，走上了依据玄想和直觉来从事医学工作的歧路，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伪医学。这种自成体系的伪医学，从 思想到方法，一直保持着谬种流传的特点，至今没有得到丝毫的改造。现代中医甚至比古代中医的危害更大，也更具有欺骗性。

二、中医的认识论基础和它所受到的非议
假若一个人突然在没有任何先前征兆的情况下双目失明，并且落在了中医生手上，这位中医生会怎样处置这个病人呢？

首先，他会装腔作势地用一些热昏的胡话来对这种疾病进行煞有介事地病因解释：“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 目矣。”然后再自以为是地阐述他们的治疗原则：祛风清脾、利胆除湿、泻肝降火。听起来，中医生似乎是既掌握了这种眼病的“标”，也理解了这种眼病的“本 ”。但实际上却是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

其次，一些自认为懂针灸的中医生会给这个病人扎针。他们所选择的穴位，可能就是眼睛周围的睛明、承泣、鱼腰、球后。更加自作聪明的中医生，还会选择离眼睛更远一点的太阳、风池、翳明、合谷、等等。这些荒唐的针灸疗法，是不可能对治疗这种眼疾起任何正面的作用的。

最后，这个中医生会给这个病人开一些方剂。这样的中医方剂，单是在《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一书中就可以查到145个。这些方剂历史悠久，能够被选入这部文集更说明了它们的权威性。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按照这些方剂吃掉一卡车中药，都是无济于事的。

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82年阴历11月，曾经患过这种疾病。他被一位叫秦鸣鹤的基督徒医生治好了。但是，这位基督徒医生用的不是中医方 法，而是古代欧洲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被成熟使用的穿颅术。它通过在被中医生标榜为“百会”和“脑户”的两个穴位放血，降低颅内压，释放这种压力对视觉神 经的压迫，成功地恢复了这位皇帝的视觉。

欧洲人用穿颅术治疗眼睛失明的最早文献，可见于希波克拉底（Hipporcrates）写的《论视觉》。其中说道：“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这种医术传入中国是在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新唐书·列传第146》记载说，“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这里的“大秦”， 是中国古代对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称谓。这里的“眚”，专指视觉模糊或失明的眼睛疾患。这种医术传入中国后，能够使用这种医术的中国人极少。秦鸣鹤只是这极少数中国人中的 一个。

像唐高宗所患的这种眼疾，要进行头颅外科手术才能治好，现在的中医生也未必有这样的觉悟。

中医至今没有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像唐高宗突然双目失明，没有视觉神经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作为基础是理解不了这种疾病的病因和病理的。事实上，中医至今 没有病灶（disease focus）概念。因此，中医还不具备理解任何病因和病理的能力。由中医生表达出来的病理和病因陈述，往往装腔作势，振振有词，却毫无实际意义。

中医的全部认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医者意也”，用英语表达就是，to practice medicine based on ideological intuition。按照这种医者意也的中医认识论，任何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的建立，既不需要做实验，也不需要做观察，甚至连基本的逻辑也可以不要，只要 按照某种意念性的直觉去判断就行了。唐朝医生孙思邈说：“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又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孙思邈本人在他写的《千金方》中建议，把蛇蜕下来的皮，用一个绢带装好，扎在孕妇的腰上，就可以防止这个孕妇难产。这其中的“意”，就是蛇能够蜕皮。把蛇蜕皮的“意”附会为一种“医”，就是预防妇女难产。

在中医生看来，只要在人的直觉思维中可以确认“意”与“医”的一致性，就可以用这样的“意”来采取相应的“医”。于是，凡是需要“蜕去”的疾病，如妇女难 产、白内障、眼翳，中医生都免不了要使用蛇蜕（蛇蜕下的皮）、蝉蜕（蝉蜕下的皮）、蚕蜕（蚕虫蜕下的皮）之类。到了11世纪，母鸡孵小鸡以后剩下的蛋壳被 认为含有“破壳而出”的意，这个意比任何“蜕”都更加符合妇女需要顺利生孩子的意念要求。于是，中医生就用这些鸡蛋壳煎水，让孕妇喝下去，治疗妇女难产。 尽管医者意也的中医认识论不免荒唐而且可笑，但是，中医生们却至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厚颜无耻地把这样的愚昧标榜为“东方智慧”，甚至自欺欺人地吹嘘说， 将来的医学也必然要走这样一条路。

以上列举的是中医生如何依据医者意也的认识论采取医术。事实上，中医生进行疾病诊断也是按照医者意也的认识论哲学进行的。

中医疾病名称中有一个“中风”。这个疾病名称非常含糊。依据现代医学，被中医生描述的“中风”大概可以分解成三个不同类型的疾病。一个是“头风”，它相当 于英语中的apoplexy，临床表现为头痛、视物模糊、性机能障碍。它是由脑垂体机能衰退综合症（Hypopituitarism）或脑垂体瘤 （Pituitary tumors）引起的。另一个相当于“偏瘫”，稍微古老一点的中医典籍也叫“偏枯”或“麻痹”，它相当于英文的palsy。临床表现为行动颤抖、身体或口 眼歪斜、容易颠倒、语言障碍、眼睛无神，肌肉僵直或者痉挛，等等。导致偏瘫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具体。大概有10种左右的疾病，在临床上会表现为偏瘫，如， 大脑性麻痹（Cerebral palsy），进行性核上麻痹（Progressivesupranuclear palsy），贝尔氏麻痹（Bell's palsy），臂丛神经损伤（Brachial plexus injury），等等。还有一个可被列为“中风”的疾病，相当于现代医学描述的“脑瘫”（stroke）。它是由于通向大脑的血管受阻或断裂而导致的大脑 功能突然丧失，其症状表现为肌肉萎缩，运动失控，或感觉和意识丧失，头脑发晕，言语不清。

尽管“中风”可被分解为三种不同的疾病类型，病因也比较复杂而且具体，但是，中医在解释这些疾病的原因的时候，却往往把它们粗糙地解释为“正气不足，络脉空虚、风邪入侵”，等等。

在汉语中，“中风”的字面含义就是“风进入了人体”。这些进入人体的“风”可能来自外部，中医叫“外风”；也可能来自内生，中医叫“内风”。当人体“中风”以后，其症状就会像风吹树枝或树叶那样，使人体摇摇摆摆、颤颤巍巍、哆哆嗦嗦。

由于中医把这些疾病笼统地解释为“中风”，于是，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原则就被分为“固本”和“祛风”两个部分。所谓“固本”，就好比设法使树干变得强壮， 以增强人体抵挡风的吹袭的能力。为此，中医生通常会推荐病人吃一些被认为可以“固本”的药，如白芍、玄参、天冬、龙骨、牡蛎。所谓“祛风”，就是把进入人 体里边的风平息下来。这好比吹灭一盏油灯。据此，中医用带火字旁的“熄”字来描述这个治疗原则，叫做“熄风”。中医常用来“熄风”的中药有：天麻、菊花、 钩藤、羚羊角，等等。如果病人抽搐得厉害，中医生恐怕就要拿出他们的杀手锏来熄风了。通常，他们会在这些病人的方剂中增加全蝎（蝎子的尸体，）、蜈蚣（蜈 蚣的尸体）、僵蚕（一种因感染了致命细菌而死去的蚕虫的尸体），等等。

中医生凭什么认为吃这样的虫尸可以治疗“中风”呢？明朝的中医著作家李时珍在他编的《本草纲目》中为蜈蚣的“熄风”功能做了一个解释：
“盖行而疾者，惟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也能截风。”
这意思就是说，世界上行动速度最快的莫过于风和蛇，因为蜈蚣可以置蛇于死地，所以，吃蜈蚣也一定可以截住风。
自作聪明的中医生认为，像急性抽搐那样的“疾风”，使用天麻和羚羊角之类的熄风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靠能够置蛇于死地的蜈蚣来“截风”了。于是， 越是严重的“中风”病人，中医生开出的全蝎、蜈蚣、僵蚕也越多。如果中风病人的口张不开，中医生通常会以某种野蛮的方式，把用这些虫尸煎煮出来的汁液强行 灌进患者的胃里边去。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虫尸容易导致肝中毒，不但对治疗这些疾病没有丝毫的帮助，而且非常有害。可是，现在我们中国那些野蛮透顶的中医生，尤其是那些冥顽不化的老中医，依然秉承着古代中医流传下来的这些愚昧。

除了以上列举的例子外，中医在设计和使用剂型上，所依据的也是医者意也。比如说，身体发冷，中医生建议，吃药要吃“散药”（药的粉末），取意就是“散寒 ”。胸闷、气促、肚子不舒服，中医生建议，吃药要吃“汤药”。所谓“汤者，荡也”，取“荡涤五脏”之意，也就是把五脏六腑洗一遍。久病不愈，中医生建议， 吃药要吃“丸药”。“丸”与“顽”在汉语中属于谐音字。中医生就用这个谐音，建立了以“丸”对“顽”的剂型使用原则。

毫无疑问，只要思维正常，不带任何偏见，每个人都能判断出中医认识论哲学的荒唐与野蛮。正因为如此，中医中药从古到今一直遭遇着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议。

最早对中医表示怀疑的，恐怕是《周易》的作者。他在64卦的无妄卦“九五爻辞”中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在“九五象辞”中说：“无妄之药，不可试 也”。意思是说，在一种疾病还没有被弄清病因之前，不吃药是对人有益的；对于那些还没有弄清药理的药，不要贸然地试吃，也是有益的。可见，《周易》的作者 不信中医。

目前有据可查，最早不信中医的著名历史人物是孔子。《论语·乡党》记载说：“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这意思是说，孔子病了，一个叫季康子的人，给孔子送来一些药，孔子出于礼貌很客气地拜收了季康子的药，却根本不相信那些药可以治病，只把它放在了一边，连尝都没有尝。《春秋左传·昭公 19年》的一个记载也可以佐证孔子不信中医。鲁昭公19年（公元前523年），鲁国的许悼公患了疟疾。5月份，许悼公服了他的儿子许止送的中药之后死了。 此后，许止奔到晋国写书自责。他告诫后人：“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这意思就是说，要为国王尽忠，只要不送药给国王吃就行了。许止一片好心，送药给父亲吃，却把父亲给毒死了，这算不算“弑君”？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颇有争议。有人认为，许悼公的死属于“正卒”（正常死亡），不应该被认为是“弑君”。鲁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孔子已经28岁，可算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后来，孔子写《春秋》的时候，非常坚定地认为，许止的行为属于“弑君”。研究《春秋》的 学者杜预说，孔子把许止的行为定为“弑君”是要告诫后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晚辈给长辈敬献中草药，一概涉嫌谋杀，应当禁止。

中国学者对中医中药的批判，在19世纪走到了空前的高潮。1834年，河北省籍的中医生王清任起来“内部造反”，自揭中医之丑。他在《医林改错》一书中指责中医“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他发现，中医关于人体结构的理论全是谬说。他警告中医生说：“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贼，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意思就是说，尽管中医生现在可以自作聪明地骗人，但是，千百年以后总会有人觉醒起来，努力揭露这些欺骗。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1860年，他写信告诫他的弟弟曾国荃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把不信中医作为“家风”叮嘱弟弟，务必遵守和弘扬，可见他不信中医是相当坚决的。又说：“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中医的是中国最著名的儒学领袖俞樾先生。他生于1821年，曾经担任过朝廷古文献整理首席专家和考试院主考官。他一生的绝大 部分时间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广泛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和中医中药。他在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一直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 《废医论》，对中医中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明确主张，像废除巫术那样废除中医。

继俞樾之后，第二个系统批判中医的学者是具有良好医学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余云岫先生。1920年，他发表《〈灵素〉商兑》，分十个部分系统地批判了作为 中医思想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伤寒发挥》《温热发挥》等著作。到1928年，他把自己的论文编辑成《余氏医论》出版了。很快， 这本书在1930年出了第二版。1950年，这本书更名为《医学革命论》出了第三版。1954年，毛泽东撤销了两个主张整顿中医的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职 务，并号召全国“西医学习中医”。毛泽东的这个举动使得当时已经去世的余云岫先生，遭受了无端的指责和谩骂，他的《医学革命论》也因此不再能够出版。

除以上列举的这些人物以外，在中国还有孙中山、吴汝纶、严复、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陈垣、鲁迅、吕思勉、周作人、蒋梦麟、丁文江、陈寅恪、胡适、郭沫 若、汪敬熙、毛子水、冯友兰、傅斯年、江绍原、陈序经、钱钟书、陶行知、巴金，这样一些顶尖级的学者、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坚定地反对中 医，甚至主张尽快废除中医的。

三、中医疗效经不起科学评价
科学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公正地解释事实。所谓“公正地解释事实”，就是被用来说明某一事实的陈述，应该经得起各种可能的新事实的反驳和追问。只有经得起新事实质疑和逻辑追问的解释，才可被认为是一种公正的解释。

在我们中国，曾经有人依据中国人口众多来解释中医不仅有效，而且先进。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新事实就足够可以反驳这种论调了：

老虎一胎多仔，一年一胎。野山羊一胎一仔，也是一年一胎。就生育速度来说，老虎显然超过了野山羊。就生存竞争关系来说，是老虎吃野山羊，而不是野山羊吃老 虎。就野生动物的平均寿命来说，野山羊通常只能活10岁，而老虎却可以活25岁。可是，在现在的生态环境中，明显是野山羊的口数比老虎多。我估计，除精神 病人外，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可以用这个事实证明，野山羊的医术比老虎的医术更加有效而且先进。同样道理，尽管中国的现有人口是美国的4.3倍， 没有人会据此相信中国的医学比美国的医学更加有效而且先进。果然如此的话，现在依然罹患重病的前古巴总统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Ruz）和前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就可以寻求中医去治疗了。

医疗评价是关于治疗过程对于受伤人体实现康复的意义的评价。一般来说，治疗过程发生在康复过程之前。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在前的过程都是紧随其后过程的原 因。假若一个人在生病以后先看西医，西医没有看好再看中医，中医没有看好再求助于巫术，结果好了。除非迷信狂，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病人的康复得益于巫术。

概括起来，中医的医疗评价方法无非以下两种：

第一、用主观评价客观。
通常，中医依据病人的自诉、医生或其他旁观者的观察陈述，来判断治疗过程是不是有效。这种依据主观陈述来判断客观后果的方法，不能避免观察偏见。事实上， 当一个人接受了医生的治疗之后，当这个医生去回访病人的时候，无论医生还是病人，都会尽可能找出一些“有所好转”的主观感受来描述治疗后果。由于医生和病 人都不能自觉地消除观察偏见，因此，中医生在施治的时候，都会借用一些缓解症状的方法，来取得主观感受上的“疗效”，如用止痛剂止痛，用兴奋剂提神，甚至 冒险用一些药物为病人创造新的生理感受。

事实上，止痛和提神都不等于治病。对于痛风（gout或metabolic arthritis）病人，如果不解决血液中的尿酸（Uric acid）在关节内沉积的问题，所有对痛风病人的止痛，都是不可能取得真实疗效的。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因白血病而精神萎靡的患者，通过中药当中掺兴奋剂， 也只能取得短暂的兴奋感受，并不能真正治病。至于那些使用某些特殊药物，来使患者获得从前不曾经历过的生理感受，并以此证明其治疗作用或养生作用，就更加 荒唐，也更加危险了。在我们中国，一直有人迷信“温补”。如果有人吃了一种药之后，感到身上热乎乎的，甚至鼻子出血了，他们会错误地评价这个药的温补效果 挺好。其实，这些新的生理感受属于药物中毒或药物过敏，对人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个别评价一般。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edsystem）。它具有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倾向。事实上，疾病能不能好转，首先决定于疾病的自愈性。有些疾病可以在不施加任何医学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 愈。也有些疾病非经医学干预不能自愈。还有一些疾病，任何医学干预都不能使患者恢复健康。如果医生对病人施加的医学干预不合理，还可能为这个病人增加一些 新的疾病，甚至彻底破坏病人本来具备的自愈性基础。这意味着，人体好比一台机器，只有当机器具备可修理的基础的时候，这台机器才可以被修好。否则，再高明 的机械师也是修不好的。如果把一台损坏本不那么严重的机器交给那些蹩脚的机械师去修理，这台机器可能会越修越坏，甚至坏到完全报废的地步。

就目前人类医学的发展水平而言，90％的疾病被认为是具有自愈性基础的疾病。其中，有（35±2）％的身体性疾病和45％的精神性疾病，不需要任何医学干 预就能够恢复健康。其余具有自愈性基础的疾病，则需要恰当的医学干预才能使患者恢复健康。由于许多疾病不需要医学干预也能自愈，因此，把表面上看上去有效 的个案，判断为一种普遍有效，就是十分盲目的。

我这里说不能用个案来评价一般，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认个案在医学研究中的作用。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从发现和研究个案开始的。值得强调的是，个案在被证明其普遍性之前，不能依据个案来判断一般。

要证明个案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去做：

第一、实验生理学方法。
1852年，法国医生伯拉德（Bernar,C.）首次阐述“箭毒（curare）是如何起作用的”而开创了实验生理学（Experimental Physiology）的学术方向，伯拉德也因此而被公认为实验生理学之父。

19世纪70年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病原学（aetiology ）的种子理论以后，对于那些因感染而获得的疾病，实验生理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实验方法找出导致这些疾病的“种子”（germ）。

以人类对消化性溃疡（peptic ulcer）的认识为例：
1983年以前，医学界关于消化性溃疡的病原学解释都是把它归结为不正确的饮食习惯，如暴饮暴食、偏食、饥饱无常或喜食某些偏性（如麻、辣、酸、甜或香气 独特）的食物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引起的。于是，20世纪70年代，药物学界开发出了西咪替丁(cimetidine)和雷尼替丁（ranitidine）之 类的降酸药来治疗消化性溃疡。后来的临床实践表明，降酸药只能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并不能真正治疗消化性溃疡。1983年，澳大利亚医生沃仑和马歇尔 （Warren and Marshall）公布，在胃溃疡患者的胃内发现了一种新的细菌，现在它已被命名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它为重新解释消化性溃疡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后来的实验生理学研究证实，正是这种幽门螺杆菌导致了消化性溃疡。于是，治疗胃溃疡的药是 不是普遍有效，就看这种药能不能有效杀灭幽门螺杆菌。

第二、随机控制试验方法
实验生理学只能证明某种药物对于清除某些疾病的种子是否有效。但是，如果有效的药物不能到达那些疾病的种子，也是不可能起作用的。这好比导弹是一件很好的 武器，但是如果发射出去的导弹偏离轨道，找不到标靶，那颗导弹也是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杀伤作用的。因此，依据实验生理学方法评价一个治疗过程是否有效，并不 充分可靠。有鉴于此，1972年，苏格兰流行病学家寇奇兰（Archie Cochrane）发表《有效性与有效：健康服务中的随机反应》（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 )，提出通过随机控制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RCTs)，又叫“双盲研究”（double-blind studies）来评价治疗过程的有效性。这个方法的建立，是医学史的一场革命，它彻底克服了人类在判断医学有效方面的盲目性。

众所周知，有时患者可能感觉到很痛，紧随其后，患者可能会逐渐觉得疼痛得到了缓解。如果医生在患者感到很痛的时候进行无伤害的给药，因为紧随其后的是疼痛 的缓解，这个给药过程就可能给患者和医生同时留下有效的印象。为了排除这样的印象误导疗效评价，我们可以通过随机控制试验进行验证。我们可以随机抽取若干 个需要止痛的病人，把他们分成两组。让其中一组吃具有药物活性的真实药片，另一组吃完全没有药物活性的安慰剂药片（placebo）。试验的时候，谁在吃 真实药片，谁在吃安慰剂药片，谁在接受试验，谁没有接受试验，医生和病人都处在“盲”的状态，以便于同时克服医生和病人的观察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以后，医生会去了解所得到的疗效。如果医生从两组病人那里获得了疗效相同的答案，就可以反过来证明真实药片实际上无效。

只有经得起随机控制试验评价的疗效才是真实的疗效。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任何中医疗法经受了这样的疗效评价。

四、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内涵和意义
体制问题往往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家在思考体制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去思考体制建构的科学性。在民选制国家，竞选者通常会以他们能否获得更多的选票来考虑 体制的设置与变革。在非民选制国家，政治家往往会围绕着权力中心进行多种形式的角逐。因此，远离权力中心的体制问题、科学问题、民生问题，往往不受政治家 的重视。只有当这些问题可能危及到权力角逐的成败的时候，他们才会装模作样地高谈阔论这些问题。而当这些问题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敏感话题”以后，政治家们 往往会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而把这些话题列为禁区。假若现在的韩国依然是迷信中医的人占大多数，试图竞选韩国总统的人一定会站在这些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发表竞 选演说。反之，如果韩国民众对于中医中药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觉醒，已经有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中医，竞选韩国总统的人才会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医。

政治家都是实用主义的。所以，关于中医中药的体制变革，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民众从中医中药的欺骗中觉醒起来。2006年，在所有中国人当中，迷信中医 的人数占87.80％。不到两年，这个数字就下降了30％。如果中国也存在竞选的话，那竞选者在2006年发表的竞选纲领，一定是支持中医。但是，到 2008年，他们就可能要改变他们的竞选纲领了。否则，他就将面临丢失30％的选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通常都缺乏科学胆量。他们一般不敢在 民众还不觉悟的时候，引导民众脱离愚昧。为了选票，他们甚至会不顾一切地迁就这些愚昧或为愚昧辩护。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家。 他们明知在中国的普通民众中还有大多数人保留着对中医的迷信和愚昧，他们也敢于公开对这些医学愚昧说“不”！曾国藩和孙中山就是这样有胆识的政治家的代 表。

在中国，中医中药的体制建设曾经遭遇了四次重大的冲击。

第一次是在1914年，围绕着应不应该在大学开设中医药课程，爆发了中国政府与中医药执业者之间的严重分歧。中国政府教育部严词拒绝了中医生们关于在大学 开设中医药课程的请愿。这个严词拒绝，使刚刚萌芽的中国各大学，理直气壮地成为了科学的殿堂，而不是伪科学、神秘主义和迷信的藏身洞和传声筒。

第二次是在1929年，围绕着应不应该给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中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中医生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中央卫生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余云 岫医生提交的“废止中医案”。根据这个决议案，中央政府只给当时年满20岁以上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以后不再颁发，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 除中医。虽然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获得了通过，但是，由于中原大战爆发、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加上中医生的请愿和中央政府内部某些政治家的 干预，使得这个中医体制改造方案并没有真正实行。

第三次是在195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国医疗卫生工作会议的时候，会议上通过了由8位代表提出的“整顿中医案”。当时提出的口号 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它要求中医生加强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主动向科学医学靠近，与此同时，在全中国逐步开展普及西医。会议形成了相应的决 议。然后又进行了3年的工作。但是，它也遭遇了中医生们的强烈抗议。明显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泽东以他的个人专断，未经任何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程序，废止 了从1951年到1954年中央政府为推动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制定的全部规章制度，发动了对当时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和贺诚的全国性批 判，甚至极其荒唐地反其道而行之，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在这以后，毛泽东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极左的中医体制。在这个极左的中医体制下，中医中药一直不受任 何规章制度的约束。事实上，中国政府至今也还没有制定“重金属入药限制标准”，“中成药品质鉴定标准”，“有毒中草药入药限定标准”，“中医药安全条例 ”，甚至在中医药开发和生产中直接剽窃西医药成果，明目张胆地在中药中掺西药，至今也没有制裁他们的法律依据。

第四次是在2006年10月，我和王澄先生发起一个网上签名活动，建议中央政府花5年左右的时间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中医中药成为在政府严格的监督、管理和科学指导下使用的民间医术。

我们关于促使中医中药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设想，总共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不再做中医中药的当事人，只做中医中药的监督者和管理者。

第二、下列医疗权力为国家医疗机构所专有，不容中医中药插手添乱：
1、履行体检、拔牙、外科手术、人工流产、战地救护、婴儿接生的权力。
2、西医方法和西医医疗仪器的使用权。
3、婴儿出生证、病人死亡证、病人转院建议书、病危通知书的签字权。
4、法医鉴定权。
5、病人急救权。
6、医疗事故鉴定权。
7、处方权。

第三、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之后，中医生的行医资格以行业自律的形式认同。政府不再以任何形式认定中医生的行医资格。

第四、国家按照以下三项原则管理中医执业：
（1）按照无伤害原则管医；
（2）按照安全、清洁、禁止稀有动植物入药的原则管药；
（3）按照照章纳税原则管经营。

第五、国家不再为中医中药提供任何形式的批准文号。

第六、国家不兴办任何形式的中医药教育。

第七、国家组织对中医中药的观察，并在这个基础上，依照安全、有效、适当的原则，整合中医中药。整合以后的中医中药可以在国家体制内使用。

第八、国家不为使用未被整合的中医中药项目报销医药费。

第九、防疫抗疫、医疗普查、健康普查、疾病普查、污染源调查，等等，都不劳中医执业者插手，而由国家体制内医疗机构承担。

第十、中医中药从业者，不得借用政府和政府职能机构的名义公布其研究成果。禁止国家公务员、医生、药剂师、教师、工程师参与中医中药的广告宣传。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倡导按照安全、有效、适当的原则整合传统医学。中国政府未经任何形式的整合，直接把中医中药全面纳入国家医疗体制，是与世界卫生组织整合 传统医学的原则相违背的。为了科学地整合中医中药，有必要以“整体进来，整体出去”的方式，率先让中医中药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然后再依据安全、有效、 适当的三项基本原则，对中医中药进行逐项整合。得到整合的中医中药项目，由政府承担责任，并由政府公布，允许在国家医疗体制内使用。未被整合的传统医术， 一律不得在国家医疗体制内使用。

概括起来，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有三大好处：

第一、集中使用人力、财力、物力，发展现代医学。
如果我国从19世纪，或者更早，就紧跟世界医学科学发展步伐，集中我国有限的资源发展现代医学，我国可能就不存在所谓的“中西医之争”，也不会出现“中医 遭遇西医”的尴尬，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可能也要好得多。遗憾的是，正如我们没有跟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步伐一样，我国也丧失了发展现代医学事业 的极好机会。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大量创办了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中药厂、中医研究院。尽管这些中医机构的创办，没有给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 任何好处，甚至严重败坏了我国医疗卫生界的学术风气，但是却一直大量挤占着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浪费相当惊人。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之后，这 些资源就可以节约下来，让它们为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第二、有利于国家对中医中药进行有效管理。
中医中药的理论和方法缺乏起码的确定性。中医的疾病名称、疾病诊断标准、施治原则、治疗后果评价，至今混乱不堪。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之后，国家对于中医中药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这样有利于强化国家对中医药的管理职能，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中医药欺骗。

第三、有利于中医药自我完善。
中医药放在国家医疗体制内，实际上约束了中医药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由于中医药被一鼓脑地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所有不良医术都在国家的庇护下存在并运行 着。这样，既不利于中医药自身的进步，也给我国普通公民识别医学欺骗，增加了本可以避免的困难。如果我们对中医药采取“体制外生存”模式，那些不良医术必 然遭遇淘汰，江湖郎中的医药欺骗也就没有国家政策漏洞可钻。无效而有害的传统医术走向消亡，绝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而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和文化 更生的机遇。长此以往的优胜劣汰，安全而有效的中医药精华才会浮现出来。
总之，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符合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原则，利国利民。这就是我主张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