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灭邪教:数十万众的一贯道覆灭记(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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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灭邪教:数十万众的一贯道覆灭记(组图)

 

  建国前后,有数十万之众道徒的一贯道,不仅是“北平第一大党”,而且一直试图挑战新生的政权。新生政权掀起的取缔一贯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使这一中国最大的地下组织彻底瓦解。(《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对峙1949

  1949年5月15日下午,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负责人白崇禧弃城南下,次日解放军进驻汉口。第三天,开进汉阳和武昌,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一周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形势急转直下,一贯道“ 金线派” 的“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王效峰接到上层指示,各坛口暂停一切会道活动,观望新政权的动向。王是一贯道武汉“中和坛”道长,是一个有15年道龄的“老前人”(即当地办道负责人)。1949年初,兼起了“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

  但是一直观望到7月,武汉新政府打击一贯道的动静并不大,王效峰决定试试能否开展地下活动。

  在这种非常时期,稳住青年会众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贯道的头目们意识到,青年男女的思想变化最快,容易受外界时事变幻的影响。 因此,在7月的一次联席会上,王效峰提出,要开设“天才班”,统一“天才”的思想,以抵御共产党的宣传攻势。

  所谓“天才”是一贯道内被尊为“传法官”的人,一般由20岁以下青少年男女道徒担任,他们被认为能代天宣传道法。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班在武汉解放初期,对稳定一贯道“天才”的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头号大敌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开始着手对付另一个潜在的敌人――有“最大地下党”之称的一贯道等会党势力。

  王效峰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刻。

  就在王效峰开办“天才班”的同时,中国东北的辽北省,正在把暑期放假的中学生召集返校。

  这一年的7月10 日,15岁的江厚与同学们在铁岭联合二中开始了为期20天的“彻底取缔一贯道”学习和培训。铁联二中的校长谭伯是县委委员,这一政治任务由谭校长直接从县里带进学校。这个暑假里,像江厚一样返校的,还有该市数千名学生。

  1949年前后,乱世中国产生了上百种地下组织和宗教团体,一贯道是1950年代初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贯道最盛行的是华北地区。

  原北平市长彭真曾经毫不避讳地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事实上,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一贯道一直“跃跃欲试”,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威胁。在山西,一贯道总道首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

  而在中南部省份,则暗中传递一贯道“师母”孙素真的“母谕”:真人快出世了,千万可要好好修呀,特别要防备七十二个假祖师出来”,“七十二,写出来就是个 ‘毛’字。”对于武汉解放,一贯道这样放风:“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早在1948年,中共东北局和华北局,就已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反动会道门。先期解放的北中国,率先开始了对会道门的取缔。这项运动很快就跨过了长江,遍及全中国。一贯道的脚步也在这把铁扫帚的追赶下,开始从北方一路向南,再向南。  

  而1950年的全国公安会议上,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 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隐道1950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真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 一切形象要丢掉。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他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说为了“灵性” 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 “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 改用商业语言。这期间孙素真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

  此后,每周一次的联席会、小组会改为不定期。不久连不定期的会也停了。有事改用写小字条的方式相互传递。这种方式也没维持多久,1950年底镇反开始时,武汉一贯道停止了自己全部活动。

  停止活动前宣传纪律中要求,要认定取缔一贯道天考,不要相信“坦白从宽”,那是假的、是套取口供的,最后,抱一问三不知、软拖和硬抗的态度,或装作无辜受害,大不了坐牢、枪毙, 为道牺牲是光荣的,“肉身丢掉,灵性出苦,玄祖超升,有何惧哉。(《一贯道内幕》王效峰)
  
  此时,遵照指示在武汉、天津、郑州等地躲藏的王效峰获知从天津、北京传来的消息,当地已有道首被捕法办了。王效峰认为,这块大陆的最南端的广州可能是块匿身之地,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根据局势选择是否去香港。他并不知道,孙素真还没等到1951年“魔考”过去,就已从上海取道广州,又从澳门转到香港了。(《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年底大扫除

  1950年10月,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同时,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年年底,全国开展了一次统一行动。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统一查封妓院一样,扫除一贯道的行动也是整齐划一。

  12月 18日19时,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成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发”,各区的抓捕名单已由市局治安处拟定完成。北京市全市统一取缔一贯道的行动从这夜开始。

  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许继忠等人,先在早已探明的道首住宅附近布置好武装,户籍警上前把门叫开,以查户口为名进屋检查。室内人员尚无反应,搜捕即已开始。搜查时,道首一家人被安置在一间房子里。搜查到的道坛器物等造册登记,登记在册的有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证件,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潜伏活动计划,反动乱语(谣言)底稿,武器。在地下和密室还发现有金银资财。西郊各分局3个小时就抓捕道首13人。

  许继忠所在的海淀区有一贯道成员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7,数目还不是最多的。他很快就归纳出该区一贯道的特点来,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完整样本意义的分布:海淀区的一贯道与日伪时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国民党仍来往,与特务机构有协作;从职务上看,有坛主、有点传师、有“三才”、还有众道徒,这些关系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

  到凌晨4时,全市130多名道首被抓捕,并通夜审讯拿口供。

  这一夜,没有搜到张五福和孙素真。

  在武汉,四面楚歌的王效峰每到一处都看到大街小巷上严令取缔的标语,各地道首也都像他一样,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可投靠的人了。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先看一下报纸,就会看到那个城市的一贯道道首名字就登在报纸上。
  
  ■ 躲藏一载

  从镇反以后,武汉打击一贯道出拳愈发重了,王效峰开始了他的躲藏生涯。

  开始他还想继续在汉口友益街辅仁别墅特一号 “荣丰堆栈”潜藏下来,可是外界盘查开始变得严格,工商证明一直办不下来,麻袋生意也做不成。于是,他回老家天津避风头。

  住在天津的二弟王效纯家里时,天津市区正在开展反道和退道运动。王效峰联系上了天津北门的点传师孟宪章、从山东逃来的无棣县负责人王秉初、点传师张云堂。大家同为躲镇反躲来到天津。没几天孟宪章就告诉王效峰,王秉初、张云堂已被捕,大家不要再来往了。话音刚落,《天津日报》上就登出孟宪章被抓获的报导。

  王效峰在二弟家的日子并不清静:天津闹市中央在上演揭批一贯道现场会;5月8日,市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反动会道门限期登记通告》,限坛主以上道徒于5月20日以前,到各自管界公安分局办理登记,交清组织,听候审查;另有报导说,在河北省公安局的配合下,3月份天津市公安局到周边几个县市抓捕了13名大道首。3月初,天津市抓捕道首470人,其中25人判了死刑。
  
  北京更是进不去了,有个叫高永周的男人,从前给张五福当过“三才”,半年前刚从保定潜回北平就被人举报了。周没有经得住“天考”,交待了总坛设在德胜门新华寺街15号的总部。北平市一贯道分布、内外联络情况,一贯道控制的网点图都画在纸上交给中共了。所以,进入1950年以后,一贯道在北京已没有隐身之处了。

  武汉也回不去了,在天津火车站碰上的一个道友告诉他,他走后武汉的点传师刘龙轩已自杀身亡、张德贵去向不明。

  市区的二弟家不能呆了,王效峰就跑到天津县南羊码头村的老姑家住了一阵,6月里回到静海县中旺镇的老家,藏身在老院一个夹墙里。看他天天被“夹”在墙缝中,王父心中也不是滋味,就把儿子送到离家20里路以外青县王福庄和静海团瓢村两个亲戚家又躲了几个月。

  此时王效峰唯一的希望来自朝鲜战争中美国放细菌弹的传闻,亲戚们能看到他笑容时,他正在“幸灾乐祸地巴不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幻想变天”(王效峰语),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静坐默念五字真经,那是他在暗中叩恳“老中”显灵。

  就在王效峰“避难”天津周边各县时,听说孙素真的近身秘书徐宗沂自杀了。

  此前他就听说,中共发布取缔一贯道的通告后,徐想离开孙素真,脱离一贯道,但孙不同意,并对人称徐宗沂得了精神病。

  徐宗沂是道内的要人,1947年“一贯道十八代祖师”张光璧死后,他一直跟随孙素真,对于师母派孙素真如何争得领导权、全国各支道首的情况、道内利益和人事纷争,徐宗沂都了如指掌,一直深得孙的信赖。

  徐离开孙素真后,自己到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跑了一圈,发现各地道首都已隐藏起来,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帮他的熟人了。1951年在上海的一家旅馆,有人发现了一名自杀男子,这个人就是徐宗沂,据查死因是服毒。
  
  徐宗沂之死令王效峰从卧不安,他也是大道首。一年多来并没有像公布上要求的那样去登记,去自首。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以三年以上徒刑”。而自己却属于没有“改头换面”,仍然 “暗中进行活动者”,宽大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希望东山再起,东山不起便“以身殉道”(王效峰语)。(《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挣扎1952

  决定“以身殉道”的王效峰1952年6月来到郑州,不久后又一路南行。但孙素真并没有像王效峰希望的那样,叫人带他从秘密途径进入香港。

  孙素真毁灭了王效峰最后一线希望,他只能在四面楚歌的大陆寻找生路。像所有在1952年仍在法外的大道首一样,王效峰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伪造迁移证件,在新居地改名换姓报户口这一条路了。

  王效峰组成了一个新家,“家庭”成员包括点传师程家模、夏惠云,几个人对外称父女、夫妻关系,并且在南昌章江路35号或6号租了几间铺面,以墨水粉厂为名掩护行动。

  尽管如此周密,但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到了1953年已覆盖到南中国,王效峰在南昌的组织很快就被破获。被捕后的他在悔过时写到“我的一切幻想随之彻底破灭了。从而结束了我在一贯道终年的罪恶生活,开始走向新生”。

  外电曾报导说,“中共的铁扫帚一个月就扫除了一贯道”,那是指1950年12月那次集中行动。1951年以后,一贯道各地机构还组织过暗地的对抗活动,如 1952年,陕西商雒地区一贯道策划过武装叛乱,1953年2月山西晋城有2千多反动会道门道徒筹备过游行示威。

  真正在全国范围取缔一贯道,抓到更多像王效峰这样潜藏的大道首,从组织上完全瓦解一贯道,用了三年多时间。 ■

  一贯道

  一贯道:明朝中叶出现在中国,兴盛行于明末及清初,最早的教派是罗教,最晚的一支是清末同光年间王觉一的“五教合一”。

  虽然一贯道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称自己为天地万物之根源,道统自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孔颜曾孟一脉相传,但它同时又“五教合一”。

  既然五教合一,一贯道就是一个多神教,它将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五教教主,都作为自己的教主。所以,一贯道中既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之神,也信奉佛教、道教、儒教这些多神教之神。儒教中的师徒孙孔子、孟子、子思;道教中玉皇夫妇,佛教中从佛祖到弥勒佛、观音菩萨,包括三国人物关公,都是一贯道的神。

  尽管如此,一贯道还是有着至高无上的神“无极老母”。无极老母是道的最高化,以及道的人格化。一贯道认为道生五神,无极老母的五个儿子就是佛儒道基回的教主,这五个儿子创立了他们宗教系统。

  一贯道是“拿来主义”者,它没有自己的经典,五教经典就是一贯道的经典。其中包括佛教的《金刚经》、《坛经》;儒教的《四书五经》;道教的《道德经》、《清净经》、《庄子》、《列子》;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回教的《古兰经》。信仰一贯道无需出家,道徒间互称道亲。

  一贯道在中国历史上之著名,与其近百年中的几次拐点有关。清末王觉一将一贯道整合为五教合一后,稳固了一贯道的理论体系;20世纪30年代,张光璧与日伪政府关系密切,道徒中有显赫一时的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等。从历史上看,这个在明清时都能独立的宗教团体从这个时候开始“站错队”,先是依靠日伪,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国民党政府。

  到1949年,这一中国最大的道门在华北已发展到20万之众。成为1950年代初,中国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