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周年：知识已不再改变命运？

文章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13期
核心提示：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
本刊编辑部
1977年8月6日，北京。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已进行到第3天，邓小平还在听。
参加会议的33位科学家和学者中，最年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的查全性坐不住了——他已经几年没上过课了，他鼓足勇气站起来，向主席力陈已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四大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
倾听，沉思，邓小平随即拍板：高考一定要恢复！两个月后，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
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着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命运的解读，来体会整个国家划过的轨迹。
30年来，高考改变个人命运的讲述者，既有查建英、葛兆光、杨迎明、方铁姐弟这样考上大学77级、78级的下乡知青，也有今天迅速在市场中创造了自我价值的80后IT精英戴志康。特殊年代给了77、78级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与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田间地头走来，走到今天执掌中国命运的位置上；而今天人头攒动的人才集市上，更多的毕业生们正在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
高考制度不断改革，大学扩招了，学费涨了，但人们对于高考却没有存着更高的期望，倒是骂声渐渐多了。媒体不断呼吁：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而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分配保障的大学生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些人愤怒、抱怨、满心失落；一些人却庆幸因此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并坚定地走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今天的学生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我们难以代为作答。但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1978年春，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4个字愣了愣神儿。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高考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战斗”。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
“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战斗”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1977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我就想当作家，3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葛兆光时年27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
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
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
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
“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是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
“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5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
“一个女同志，28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考试那年31岁，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
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杨迎明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2002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1998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
“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
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 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
“大家都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葛兆光说，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查建英、杨迎明他们那样，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但是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新诗。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地下诗会”，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北大。
激情
他们对国家社会、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甭管谁出门，都别着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1981年，77级学生三年级，发生了两件大事，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
第一件与体育有关——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连扳三局，终以3比2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在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
喧腾中，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没曾想到，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
多年之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
同一年，北大举行校内竞选，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极了。”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
后来
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对于77级来说，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正规大学教育中断10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
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黄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
1984年她离开“贵州”，走进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1987年回国，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问世，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还为内地、香港、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并用英文写作了《China Pop》(《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访谈录》，首印1.5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但她说，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在北大，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北大是一个开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太辛苦了”，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他们来北京开会、研讨，我们负责组织，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说，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
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我爱我家》，王小平创作了《刮痧》等影视剧本，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
新闻专业的70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
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中国体育报》评论部实习，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电视台，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杨迎明很有些感慨。“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突破新华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
杨迎明入职后，历任评论部主任、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现在是《中国足球报》总编辑。年轻的时候，他撰写的体育评论曾被外交部点名表扬。后来，他关注中国人的“活法”，把体育报道的眼光从竞技转到日常生活、群众体育，《早晨，北京的老人们》、《无剪辑录音》、《国人之余暇》等特稿至今读来仍有新意。
他的同学也都成为影响中国传媒界的人物：新华社副社长何平、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王庚年、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雅斌、中国财经报副总编马向伍、中青在线CEO刘学红……
葛兆光和他的同学，大多数就职教学科研机构。虽然“终日与故纸堆相伴”，但是作为打上历史标签的77级，他们密切关注着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变化，“我们那一代人始终在历史漩涡的中心里打转，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关心学院里面的事情，学院外面的事情，你也要有关怀！”
他力倡学术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学者上电视，号召学术高手们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有些高手还是把自己束之高阁，悬挂在高高的云端，这是不对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别关心真正传达到民众那里，成为影响和指导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的那些东西。”
当年不知“古典文献专业”为何物的他，庆幸自己通过北大严格的训练，“找到了一个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还看不清楚的未来，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探究中渐渐明朗。20年来，他著述甚多——《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两大卷的《中国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等，论著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2007年3月，他辞别清华大学，就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考扩招步伐正式启动。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截至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已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3年，实施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高考告别酷暑。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即将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
这是一张珍藏多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第一位，方铁：胸佩云南大学校徽；左起第二位，方钢：佩昆明师范学院校徽；右起第一位，方敏，佩云南师范大学校徽。第二排左一，常洪，胸前别昆明医学院校徽，右一，方慧，佩昆明师范学院校徽……就像在财富匮乏的年代，人们拍照要穿上顶考究的衣服，亮出明晃晃的手表一样，在知识珍稀的年代，点缀在胸口的一枚大学校徽，比首饰更加罕有和高贵。
现在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几乎10个人里有8个是大学生，而大学生里头，又几乎10个有8个根本不戴校徽。那会儿可不是这样。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曾经的共同身份是知青。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是被剥夺了求知权利的青年，或者起码是知识之路被中断了的青年。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
方家姐弟4人，有3位是知青，远放云南边陲的时候，方铁刚升上高一，小弟方钢上到初三，大姐方慧最为委屈，已经上到高三，离大学门槛一步之遥，“我大姐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上大学肯定不成问题的，当时连志愿都想好了，要学外语。”
外语没有学成，倒被迫学起了傣语，方铁姐弟3人去往的知青点，都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地区，是傣族聚居地，那里人少田多，知青的到来为当地输入了大量青壮劳力。“每个人发一头牛，一架犁，就开始犁田。犁田、扒田、挑秧、插秧……劳动一天的收入是1毛4分钱，可换两盒火柴。”知青闲了经常教寨子里的傣族人学说汉语，也跟老乡学会了不少傣话。方铁和姐姐后来成为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教授专家，他们的傣语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著名历史学家。老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因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统，逐渐对蒙元历史发生兴趣，师从姚从吾和邵循正，专攻蒙元史。1946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获硕士学位后，返昆明母校任教。
因此，方家儿女几乎从小就是在大学的氛围下成长的，他们时常听父亲讲起求学时接触到的许多教授、名家，无限神往：
——邵循正先生在西南联大作学术讲演，《元遗山与耶律楚材》，吸引了很多人来听，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邵先生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有声有色，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快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
……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但是下乡以后，这一切已经遥不可及。“压根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上大学。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我们对理工科不感兴趣，这辈子就不可能上大学了。”
东拼西凑的油印复习资料
但是自学的习惯还保留着，方铁每天看书到12点，找到什么看什么。“文革”中批《水浒》、批孔老二，某种意义上还普及了一些经典读物，《水浒传》、《三字经》、《千字文》作为批判对象发下来给大家看。方铁至今认为，他对历史学最原始最朴素的兴趣，始于《水浒传》。后来专攻西南民族史，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最直观最切身的感受，则来自与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知青生涯。
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抓住机会的知青，恰恰是那些求学之梦尚未彻底死灭的人。
“总觉得‘文革’只是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总有一天要走向正规、正常。但我们自己是个问号，我们的命运是什么？一辈子就在这里吗？那时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口号，但口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从知青来讲，总觉得不能沉沦，不能堕落。”瑞丽知青方铁、盈江知青魏罗罗、腾冲知青李巨涛，一致认为后来的伤痕文学把知青写得太灰暗：“特别是那个描写云南知青的电视剧《孽债》，我们看了就觉得很不真实。这样的个案不是没有，但是知青中积极上进的大有人在！”
李巨涛是印度归侨子女，在“文革”中串联，每到一个小县城，都要到当地新华书店，把造反派还没有来得及清除的书籍买下，打包寄回省城。这些书，在省城早就绝迹了。图书馆里的书被集中起来，由造反派统一管理，等“文革”到了中后期，到处武斗，造反派管不了那么多，这些“毒草”又慢慢流传出来，李巨涛就是那时集中阅读了《简·爱》等一大批名著，并在恢复高考后决定从文。
跟李巨涛同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日本归侨知青魏罗罗，下乡劳动时年龄极小，刚上初一，且家境优越，根本没做过粗活。“父亲刚回国时是高干，13级干部，家里可以吃小灶的。到了知青点，我跟我姐姐连饭都不会做。生火要用吹火筒吹，吹出一脸的烟锅巴，饭也煮不熟。”因为有海外关系，魏罗罗姐妹在知青点备受歧视，其他知青甚至不愿意跟她们同桌吃饭，“别说红卫兵，就连红战友我都当不上。”这种环境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劳动中必须比别人更加卖力才会获得认可。魏罗罗年纪虽小，但性格特别要强，不甘落人后，到恢复高考时也是如此。因为只读了初一上半学期，知识结构单薄，而高考中她所面对的竞争者，不但有一直在学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像方铁的姐姐方慧这样下乡前已经读到高三的“老三届”。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老教授出身较好，是农民，在惟“成分论”的“文革”中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惟一遇到的麻烦就是因为兼任图书馆馆长，古书、外文书买得比较多，被扣上一顶宣传“封、资、修”的帽子。
老爷子的藏书成为方铁姐弟几人的财富，学校武斗闹得凶时，他们就躲回家中看书，方老爷子有几千本藏书，虽然慑于“文革”，烧毁了其中比较“招眼”的一部分，但留下来的宝贝还是不少。到了恢复高考时，又全靠父母帮孩子们多方寻觅书籍与资料。“那时根本找不到教科书，也没有铅印的辅导材料，只有一些民间油印材料，都是像我母亲这样在中学教书、有点基础的家长，东抄西抄，自己编写出来的。”
“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怎么考，政治课当时的重点肯定是刚召开的三中全会，语文我想肯定是考一篇作文了，没什么好复习的，拿到卷子一看，还考汉语拼音、纠正错别字。拼音就考砸了。”两个多月时间，半盲目的复习准备，方铁硬是叩开了高校的大门。
请愿：我们要上学！
高考消息传来时，方铁正在楚雄地区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这家700多人的生产炸药和导火线的“兵工厂”，有200多名工人是知青，大多是厂里的技术骨干。1977年厂领导得知恢复高考时，还特意对本厂知青封锁消息。
“那地方非常闭塞，山沟沟里头，离县城还有20公里，上午要到10点才看得到太阳，下午3点太阳就下山了，人称‘夹皮沟’，高考恢复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情，等知道消息的时候，高考已经过了。我姐姐方慧当时已经调到昆钢(昆明钢铁厂)，她得到消息比较早，1977年就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成为建国后云南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
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魏罗罗至今记得那张决定了她后半生命运的试卷——“当时的作文题，好像是《攻书莫畏难》和《青松赞》。”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魏罗罗就读于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恰好与方铁的姐姐方慧同班。魏罗罗亦是下岗相寨知青点中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同一知青点的其他知青在返城后，不少进了工厂，在新一轮的人才组合中，由于学历和知识的限制，绝大多数现在已经如他们下放的寨子名那样——“下岗相”了，这种同途殊归的命运感常让魏罗罗唏嘘不已。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报纸公开刊登的报考条件包括：“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定为革命学习……”
“当时我们白天在工厂上班，电力紧张，晚上总要停电，就买了一大包蜡烛，每天看书复习到两点。”跟方铁同在国防工厂复习迎考的知青约有20名，工厂舍不得这批技术骨干，不让他们参加高考。当时正值邓小平全面整顿工厂，国防工办派了个工作组到厂里整顿。20个青年人一商议，派出几个代表，专门面见国防工办工作组的成员，“有点半请愿的性质了——我们要上学，希望成全我们！工作组的这些同志政策水平比较高，也比较开明，明确表示支持：只要你们考上，工厂肯定放人！”
为了妹妹返城，永远留在乡下
虽然遇到过阻力，但方铁们是幸运的，毕竟能够顺利走进高考考场的知青，只是少数。
跟魏罗罗同在盈江县弄璋乡的知青姚德兴，是现在还留在知青落户地的惟一一位知青，其他一些没能返城的知青，绝大多数也调进了县城，只有他，还守着镇上的小学、中学，在他下乡的地方娶妻生女，教书度日。
一条泥泞的小路走到头，就是姚老师的家，小镇上人人认识他家。“姚老师嘛，昆明的知青馓！你们是他昆明来的亲戚嗦？”穿筒裙的傣家妇人，操一口带地方口音的汉话，笑盈盈指路。1969年来到盈江县弄璋乡的姚德兴，在当地生活了38年，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但在当地人眼里，身份依然是外来的“知青”。
他家自筑的小院，格局与陈设跟当地民居并无二致。中堂悬挂的“天地君亲师”挂匾和祖先牌位，透露出一点文化气息。小餐桌上按当地的习俗点着白蜡烛，用来驱苍蝇蚊虫的，就连摆放的菜肴：牛干巴、玉米豆腐、金波菌，也是一律的傣家口味。
姚德兴生父早亡，母亲携他改嫁，在他上面，有继父带过来的一个姐姐，在他之下，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姚家兄弟姐妹从小在一处长大，感情很好。为了能让小妹子回城，23岁的哥哥跟当地签了“卖身契”：留在弄璋，不再返城。
“当时我跟我妹子在一个地方，都是知青，推荐回城，她没能推荐上。妹子才18岁，年纪太小，我要是回去了，留妹子一个人在这里，不放心馓。所以我说让她走，我留下。”1970年12月签的约，1971年，地方上就把姚德兴调入了寨子里的小学校，当地需要知青人才，像姚德兴这样下乡前读到初三的文化人，在小学成了万能的多面手，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学校开什么课就教什么课，缺什么老师就当什么老师。
到了27岁，回城无望的姚老师经人介绍，跟寨子里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明就里的知青同学都说，连城都不要回，肯定是在当地找下了漂亮老婆。“婚礼当天，全部要来看新娘子到底有多漂亮，一看：哎哟，不怎么样嘛！”姚德兴至今说不来傣话，也说不来标准的昆明话了，他是昆明话夹着盈江腔。
以前傣家姑娘不愿意嫁汉人小伙，知青来了以后，情况慢慢改变。汉族知青有文化，对老婆好，生活也比较文明。周围几家大院中，姚德兴家是惟一一家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到镇中学任教后，他爱人也被调到中学食堂当炊事员。学校校舍不够住，姚德兴家的厢房一度还免费留宿过30名学生。“这个房子是分几次盖起来的，刚开始是竹子的草屋，后来改成土基的瓦房，到93年才改成砖房。”
当时兴高采烈回城去的小妹子，许多年后对他说，“哥，我对不起你。”
妹妹、弟弟回城以后，因工作需要，都进大学深造过。回城后没考大学的知青，有不少收入还不如姚德兴，有学历有知识的，现状大多比较优越，“我弟弟的别墅靠近昆明世博园，下面一层，上面一层，还有车库。以前我回昆明一趟，好多地方不通车，坐一段车，下来走一段，要四五天才能到，现在他们都买了私家车了，开车来接我。”昆明，每年回去一次，住不满10天，就要走，怕妹子内疚。每次他都故意说，在昆明呆不惯。
高考？这里太闭塞了！姚德兴得到恢复高考消息时是1980年，那时他已经34岁，而且高考从1979年开始就设定年龄限制了。得到高考消息的同一年，他去省政府咨询，可不可以把一个娃娃的户口调回昆明。省政府工作人员答，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可以，你是昆明人，到盈江还是在云南省，不算支边，政策不许可。“以前老做梦，梦见调回昆明喽，户口也转回去喽，醒来人还是在这里。这几年，连这个梦都不做，这颗心已经彻底死掉了。”
当地升学率不高，回昆明的弟弟妹妹，孩子都上了大学，姚德兴的3个女娃娃，学历最高的读到中专，在乡里的中学教书。娃娃的名字都是姚老师起的，老大，叫春燕，春是春城昆明的意思。老二，叫昆妹，老三，叫昆盈。直到老三出生，姚德兴才猛然醒悟，这辈子是回不去了，孩子的名字里有了盈江的位置。
路灯下夜读的“文革”后第一届
撇开姚德兴这样与高考彻底绝缘的案例不谈，570万这个数字仍不足以囊括1977那一年知青们喷薄而出的报考激情。几个月后的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方铁就在这一批考生之中。此时，他的妻子常洪、弟弟方钢均已作为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先他一步跨进大学校门。姐姐方慧虽然率先参加了第一批的高考，但因为冗长复杂的招生手续，到弟弟准备第二年考试的时候录取名单还未张榜公布。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方慧和方铁先后被昆明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历史系录取，77和78两级学生在同一年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中国高考史上的特例。
方铁的父亲曾经的最大遗憾就是作为大学教授，自己的4个子女却与大学无缘。谁知，1977、1978两年之间，4个孩子竟然齐刷刷地佩上了大学校徽——姐姐和弟弟同级，哥哥和妹妹同级，这让老爷子无限欣慰。
方铁当年是楚雄州文科考生中的第二名。还没放榜，厂领导就因为招生办来调档预先知道了消息。“厂领导找到我：小方啊，你能不能不要走啊？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考上了，我说如果考上我一定要走。”
方铁所在的国防工厂，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导火索厂，但厂子里的技术基础，却是当年那一批知识青年奠定下的。方铁在厂里负责的产品，曾得到过中央军委嘉奖，直到现在，生产相关产品，还使用着方铁当年写的技术文件。多年以后，这一批从厂子里走进大学的知青在各行各业有了作为，工厂里依然“与有荣焉”，报纸上登载了方铁家“一门八教授”的故事，厂领导马上买下几十份报纸，到处散发。
“‘文革’停办大学10年，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才都出现了严重的知识断层，弥补这个断层，就靠这批后来考上大学的知青，包括小知青，迅速地顶上来。这批人现在承上启下，挑着大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不恢复高考，没有这批人，我们国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如果文化的断代再长个一到两年，后果将更加严重。”
进入云南大学就读的方铁发现，这座曾作为西南联大校园的大学，已经不复是父亲记忆中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了。
“当时的大学，刚刚教授完工农兵学员，教学质量非常差，但是我们很尊重老师，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看我们自己的。毕竟，上大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方铁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9岁，全班70位同学，只有4个应届毕业生，其余的都是知青，其中50位是已经工作了5年以上的带薪学生，携带家眷、拖儿带女的“老龄大学生”相当普遍。
“知青有个很大的特点，自学能力相当强。当时有个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的理解就是，虽然很少机会，一切服从国家分配，但是主观上必须做好各种知识储备，机会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稳稳地抓住。”1978年的大一新生李巨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魏罗罗所在的昆明师范大学实行灯火管制，图书馆10点半关门，宿舍12点熄灯，她就买来煤油灯夜读，常常熏得两个鼻孔黑黑的。路灯下面的，打着电筒的，看书背单词的，都是这些如饥似渴的大龄学生。
可怕的两届半
方铁中学学的是俄语，到了大学改成了英语，许多大学生跟他一样，连26个字母都不认得，于是从头开始。老知青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让魏罗罗羡慕不已。“他们的自学方法非常棒，我们都跟他们学，怎么找材料，怎么归纳，怎么做索引、做卡片，怎么讨论……可以说，我们这几届以后的大学生，无论是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根本赶不上我们。”魏罗罗就读的师范大学中，仅以她所在的班级为例，40名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了大学老师，去地市中学教书的也大多当上了校长，在“文革”以后的人才教育传输和填补文化断层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再说方铁教授，虽然他上的并非师范大学，但他跟他的妻子、姐妹、兄弟一样，选择了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他170平米的寓所里，藏书多达几万册，颇有乃父之风。
知青大学生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外曾有专门学术论文研究中国的知青大学生，并把这一代大学生叫做“中国可怕的两届半”，指的是77、78级，79级算半届，因为79级就开始限制年龄了。专门研究这两届半的知青大学生：他们的走向、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地位。说这两届半“可怕”，是指他们力量巨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入学，直接促成了中国高校体系的学科梳理和完整化，成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传递人；从社会影响来说，他们身份特殊，受过多年马列主义教育，通过亲身经历对中国建国以来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感受与反思，能适应最正统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旧布新，所以能够上接毛主席政治路线，下接邓小平改革开放，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显著而深远。
正如方铁教授所说，“我是搞历史的，我深深了解，一桩历史事件的影响、意义与价值，有些当时就能体现出来，还有些则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才能看得明白。”
方铁，云南大学教授、博导，曾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瑞丽弄岛乡弄额社知青，1978年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他所在的知青点共10余名知青中，有10位考上了大学。
魏罗罗，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届大学生，考入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她所在的知青点共12名知青，仅她一人考入大学。
李巨涛，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副主席。云南腾冲荷花乡献多寨知青，1978年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他所在的知青点的20位知青中，约有8位考上了大学。
姚德兴，盈江县弄璋乡姐冒镇中学退休教师，曾任姐冒镇中心小学校长。云南盈江弄璋海朗社知青，他所在的知青点8名知青，无一人考上大学。
走下神坛的大学
2001年9月——北大取消“状元墙”。
2002年——22岁的清华大学机电系学生刘海洋用硫酸伤熊。
2003年——媒体报道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在经营肉铺。
2004年——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杀死4名同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也引发全国范围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大讨论。
2005年12月——复旦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研究生张明(化名)以帮忙收养小猫为由，骗取小猫大约20只，全部挖眼后丢弃。
2006年12月——北大医学部02级临床专业学生宋韩明屠杀了一只“仅几个月大的小白猫”。
2006年——学术打假网站“新雨丝”上署名张远山的一篇文章《潘知常教授与鄙人所见略同》指出南大教授潘知常的学术腐败，拉开了一场大论辩的序幕。
2007年3月——吉林大学在该校校内网上自曝欠下30亿债务，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负债经营”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所谓自由之精神、学术独立之操守、大师之风范，倒不提了。
2007年3月——人大国关学院张鸣事件暴露了当前高校官僚化和高校学术行政化的问题。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
实习记者 周璇 李劼婧
北京城的繁华与我无关
拥挤的北京环线，车流不息，空气中潜藏着被压迫感包围的窒息。
东四环外的朝阳区青年路，一个仅4平方米左右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卫生间是公用的，放下床和一点点行李就已经非常拥挤了。范丽在这间小屋住了快一年了。
2006年夏天，范丽从武汉大学毕业，拖着行李箱独自来京城找工作，跟人合租下这样一间小屋，月租280元。她像马达一样奔波出没在偌大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还贷”成了范丽毕业后生活的一个主题词——她从大二开始借国家的一万多元助学贷款必须要在2010年还清。
刚到北京那会儿，她和几个朋友合搞了播客网站创业项目，在苦苦坚持两个月后，由于资金和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夭折了。
之后她到了猫扑网站工作，但不久网站调整，员工失业，范丽拿着三个月的工资补助回家过完年，只好又投入新一轮艰辛的求职与面试。这是2007年初，她离开校园已经半年。
还贷的压力就像一块磨砂纸，在心上砺砺地擦过来擦过去。
仅3月份，她就面试过新浪、腾讯、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北京各大网站的相关职位。“面试越多剩下的机会就越少，压力越来越大。”
4月开始，范丽进入慧聪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编辑，“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至少稳定下来了。” 从此，不熟悉的“IC防盗”成了她每日接触的词汇，许多网络专业知识需要从头补起，而期间生病，无助和迷惘，她都一个人挺下来，没有告诉家人和任何朋友。
范丽觉得，如今在北京的生活交织着忧虑和希望，4年前那个重要的人生关口——高考——似乎变得有些遥远了，“尽管当时也觉得苦，但生活的主题词只有学业一项，很简单。”而现在，工作、还贷，甚至家庭负担都困扰着她。
范丽家在湖北的一个小镇，家中三个孩子。除了还贷外，她现在还得负责妹妹每年4000元的学费。作为小城镇普通家庭的长女，现实并没有给范丽太多的选择权利，出国、考研、双学位，任何更进一步深造都需要大笔经济和时间支出，而只有工作才能尽快挣钱。
现在范丽与新同事租住了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拿着每月三千块的工资，开始与在外地做自由职业的男朋友计划以后的生活。然而北京城的繁华喧闹似乎与她没有太大关系。
高考前范丽为了荣誉和命运拼尽一切努力，而在毕业后的北漂生活中，当年以地区第三名的分数在家族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份荣耀，早被消磨殆尽了。
热门专业的迷茫与烦恼
广州大学城的一间宿舍，窗外天气有点阴沉。林谷(化名)正眉目紧锁地对着电脑赶毕业论文。工作尚未落实的压力时刻敲打着她紧绷的心弦。
“手上其实也有两三个offer(机会)，但都不是自己理想的，还在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
林谷是华南理工大学2007届毕业生，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据她透露，班上34名学生除4人考上研究生，个别同学去了电视台外，80%的同学都去了企业工作。真正按照专业方向去媒体工作的反而极少。
新闻专业是近年高考中的热门专业。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而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估计约在13万人左右，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约为15万人。
“我们在学校里都是学习基本新闻理论，和接受采写技能的培训，但现在很多媒体更愿意录用具有经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毕业生。而且知名媒体接收毕业生时，明确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林谷手上握有的几个offer都是一些私企宣传或媒体策划等小职位。她和她的同学们也曾向知名媒体投递过简历，只是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四年前，刚刚考来广州的林谷原本对自己的职业预期是，成为一名报社或电视台的记者，实现政治抱负，晋身白领精英阶层。而现实景况却让她感到很无奈。
但林谷对于专业设置的问题批评并不多，她更愿意认为是专业的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现在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仍然是按照‘无所不能’的精英模式，新闻专业尤其如此，杂而空，内容很泛化。其实，高等教育更多的应该是培养一种专业素养，等去找工作时才意识到，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做专业工作的素质。”
林谷感到困扰的并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国家经济高度发展，机会很多，而且华工每年都有大企业来校园宣讲，真要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关于是否专业对口是否有发展潜力的考量，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
是原点，还是新起点？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想留在家里种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读书考出来。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
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生刘郁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刘郁琪出生在湖南邵阳，家里非常穷苦，有三个孩子。按他的话说就是“家中五个人常常同时有三个人在生着大病”。15岁时母亲去世，哥哥因为要负担家里的生活，把继续念书的机会留给了刘郁琪。
1997年，刘郁琪参加了高考，那正好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20个年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绝大部分人都相信高考一定能改变命运。
“当时分数还可以，原始分590多分，第一志愿本来填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是因为考虑到没钱，学费付不起，就把志愿改成了广州大学。97年的广州大学(当时还叫广州师范学院)是不要学费的，每月还有130元的高额补贴，并且还有政策规定说4年毕业后留广州工作，离开广州的话还要罚款。”
贫困家庭的孩子总是更善于和现实妥协，就这样他来到了广州。而之后的求学生涯，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
在广州，他一直从本科读到了硕士、博士，从广州大学到暨南大学再到中山大学，而目前十年读书生活就要结束，他却不得不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回到他的家乡湖南。
其实这也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广州的房价太高，回湖南当老师首先就可以分给我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虽然小地方房子不值钱，但毕竟解决了生活问题。”
十年前，他寄望于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生活，而十年后的今天，他决定到位于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任教，一路兜转回到湖南。
这个看似原点的位置如今却被刘郁琪看作是人生的新起点。他坚持认为这十年书读得值得。“我觉得我的命运在高考那个节点上是个转折。当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但没考上的人，现在都是在家种地，或者出外打工。在这十年里，我的生活还是变化了，我从一个彻底的乡巴佬变成了一个非乡巴佬，我完成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却赢来自由
2002年秋天，当冯丰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四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职业动画师。
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摆在面前就三条路：做市场，做研发或者维修。但这些都不是冯丰的兴趣所在。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家长的安排让他在高考的时候转换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看上去，现在的专业方向与他的个人兴趣毫无关联。
站在命运的岔路口，就在冯丰犹豫着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之际，他有幸通过朋友结识了国内著名年轻漫画家翁子扬。“我拿自己的素描本给他看，他对我说，你是有天赋的，不要放弃。”翁子扬对冯丰的鼓励唤醒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份憧憬。
即便如此，入行的门槛看起来仍旧高不可攀。
犹豫了一阵，冯丰最终来到深圳寻找机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关外一个工厂做助理工程师。“那里对文凭要求低，但是工作环境和管理非常混乱。我当时就只想着能把自己养活就成，至少对得起家长。”
闲来无事，冯丰登陆深圳人才网，看到了绘画类人才的招聘广告，顿觉眼前一亮。“投简历太慢，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预约，面试，上班。”
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冯丰成了怡景国家动漫基地一个幸福的艺术工人。“我觉得很轻松，工作就是玩，非常有兴趣。”
现在冯丰每天忙着学习新的东西，还接受了系统的职业培训，参与了正在播出的动画片的制作，开始有了自己清晰的人生规划。
“心里还是对画画有梦想吧。我一直喜欢画画，在初中时就模模糊糊地梦想做个漫画家。”而这个几乎完全幻灭的人生设想，现在竟变成现实，“真感觉像梦一样”，冯丰感叹。
或者他更应该感到庆幸，他不是在30年前参加高考，当时的国家分配制度一定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通信工程——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然后他会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师，但也会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
或许，这就是高考和当下大学生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谁能说过去比现在更好呢？
大学生收入状况调查
北大教育经济系副主任岳昌君教授对16个省约2.122万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高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其中专科毕业生为1333元，本科毕业生为1549元，硕士、博士分别为2674元和2917元；2005年大学生平均月收入比2003年多了37元。
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但却有一部分人早早就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不是降低自己的就业预期，而是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精英
实习记者 靳颖姝
戴志康，80后IT精英，大学期间挂科15门，受过三次纪律处分，却在毕业前就赚到50万，毕业后在北京创办公司，两年内拥有固定用户40多万，公司年营业额500多万，而他个人拥有的公司股份估价超过千万。
沈然，从小对物理课痴迷，发明申请过多项专利，参加了两次高考，大学期间兼职无数，从大二被踢回大一的大学生股票操盘手。
对于高考和大学，他们都曾经叛逆过，而当媒体不断“劝告”毕业生在一个“大学教育大众化”时代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就业预期时，他们已经扯起自己的风帆，走远了。
戴志康 走自己的路
5月19日，25岁的戴志康在“2007 IT风云榜暨第二届中国数字英雄奖”颁奖大会上，领到了一个对自己意义重大的奖项：2007数字英雄奖。那是对他和他的团队的肯定。
戴志康从小学6年级开始玩电脑，从编程到网页制作，再到他的社区软件DISCUZ的开发，他的人生似乎注定了要与电脑打交道。而从中学开始，他就变得不那么在乎成绩单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给《电脑爱好者》这样的刊物发稿。
高中三年，同学都在刻苦努力为了大学拼搏，他却经常上网聊天。2000年参加了高考，“超常发挥”过了重点线60多分，但因为报志愿没有报好，他来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从此开始了“索然无味”的大学生活。
学校期间他吊儿郎当地开始钻研网络软件，第一次赚到了3000多块钱；后来他开发了DISCUZ软件，并从免费变为收费。大三的时候，已经有公司开出年薪30万的试用工资给他，可是他轻松拒绝了，觉得自己还有些更远的理想。
临近毕业的时候，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补考了15门挂掉的功课，学校看他的软件事业发展得还不错，照顾让他毕了业。
他带着在学校赚到的50万上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招到了第一个愿意跟他“混”的员工，接下来员工变成了60多人，公司年经营额超过500万的规模。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觉得对自己最满意的是执著和勇气。他用飞快的语速说话，语调平静，已经一点也听不出叛逆小孩的味道。
目前，他还没有打算让公司上市，因为从资金规模，盈利要求，再到公司的财务制度，都还不够成熟。实际上，去年一年，中国大陆没有一家软件公司上市。
偶尔他也会想起自己的高考和大学生活，他说如果重来一遍，他在大学还是会选择走自己的路，即便当初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那种经历也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沈然 我不值得标榜
只有22岁的大学生沈然，用10个月的时间在股市里捞到了“大学生操盘手”的称号，他帮朋友、客户等打理着超过500万元的资金。在这个光荣称号的背后是——挂科多到被迫转系退级。他不想被当作大学生创业的榜样，甚至认为自己是个“负面典型”。
1985年11月出生于云南昆明的沈然，中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物理，他在高中期间发明了汽车前窥镜、可调音的排气管、分泌洗发液的梳子等并申请专利。因为严重的偏科，父母和他发生争执，因为他们要他均衡发展，考试，得高分，上大学，拿文凭。他不同意，固执地相信不上大学，也可以靠自己的发明创造直接创业，父母威胁和他断绝关系，他妥协了。
2004年高考，沈然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在学校只呆了三天，就退学回了云南，复读重考。2005年，他来到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在大学的前两年，他做过肯德基代理，卖过水果，还帮人做过策划。
他依然认为，大学的文凭并不是他的理想，他甚至觉得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它的整个过程是背离的，他认为大学教的很多东西都没有用处，对不感兴趣的东西，宁可不学。
2006年8月，沈然的大二暑假，他又要退学。多年股龄的父亲为了让他在大学里有事可干，给了他一些钱教他炒股。沈然一下就把生活费和炒股的钱全投在一只新股上，结果全赔了，以至于接下来的3个多月，只能借钱度日，每天只吃馒头青菜。但他也开始每天钻研，分析个股，研究数据，很快便成为小有名气的“股评师”。
在他的炒股记忆里，他推荐给朋友的股票基本上都没有赔过。尽管有人说他选的股很“蜗牛”，但他说不炒短线，谨慎地选择长线，是他一直的原则。
采访过程中，他多次说到，最近有些累，他从大二被降级回到大一。他也开始思考人生，为未来担忧，他说自己现在爬到了山坡上，却面临新的转折点。信仰基督教的沈然说未来有很多种可能，其中的一个设想是能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然后靠他的专利投资实业。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有些迟钝。从2004年开始，年年都是各种主题的教育纪念年，老是别
着脖颈回望，难免僵硬酸痛。所以“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作为一个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学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从事教育研究的NGO)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