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经济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形成

    ■生态经济笔谈（３）张孝德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代人类又面临着一次新经济革命，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推理，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使生态经济由理论变成现实的最重要标志，是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启动。作为引发经济形态革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从最初的理论到目前成为各国与企业竞相投资的对象，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属于专家学者关注研究的阶段。最先对工业经济提出质疑与批评的是一位美国的女学者蕾切尔·卡逊。这位瘦弱、当时已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在１９６２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此书第一次对工业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揭露。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那时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和科学讨论的话题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而蕾切尔·卡逊的这本书以惊世骇俗的大量事实提出关于农药对人类环境危害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也强烈地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蕾切尔·卡逊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她的疾病与有毒化学品有着必然联系。卡逊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在当时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第一次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灯。

    就在蕾切尔·卡逊第一次提出工业经济造成人类环境危机问题６年之后，在整个西方的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来临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约３０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欧洲的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他们首次从系统与整体的高度对现存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名流学者的聚会，后来被称为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经过努力，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考察了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并出版了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尽管理论界对此提法争议很大，甚至有人写过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进行反驳，但这本书仍可以说是人类对今天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系统的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能源与环境问题进入政府关注领域的时期。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政府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关注与行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各国政府对环境与能源问题在理念上形成共识的阶段。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围绕全球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这个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共识的概念，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必定以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发展必须以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前提，在时间上，当代人的发展要与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相协调。

    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２１世纪议程》。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已不仅仅是全人类的一种共识，而是已经从观念认识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在《２１世纪议程》中，各国政府提出了详细的行动蓝图。其行动领域包括保护大气层，阻止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防止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预防渔业资源的枯竭，改进有毒废弃物的安全管理等。

    第三个阶段，是以１９９７年３８个主要发达国家联合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启动了从制度和法制层面推进环境与能源问题的解决阶段。《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法案。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目前在金融危机中酝酿着的新能源革命，标志着当代人类对环境与能源问题的解决已进入第三个时期，即环境与能源开始进入私人投资的产业化、市场化解决的时期。环境与能源进入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标志着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的内生驱动力已经形成。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虽然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各国政府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如果参与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主体仅仅是单一的政府，那就意味着环境与资源仍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公共产品，而且是世界性的公共产品。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上，一涉及到需要发达国家付出真金白银时，便开始退缩。美国在履行《京都议定书》中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世界温室气体的头号排放大国的美国，从２００１年３月美国单方面退出后，《京都议定书》已经被搁浅至今。截止到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９日，全球已经有１０９个国家批准了议定书，但其中仅有３９个国家是附件中所列的国家，他们在１９９０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总和为４３．９％。而《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至少需要５５个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当代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政府推动只是问题解决的一个阶段，不进入市场化与产业化的驱动阶段，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经过４０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的程度。在这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立即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的对象，这绝不能理解成是发达国家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促使发达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第一推动力，永远是利益驱动。就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总统布什对环境问题还持消极态度，而奥巴马上台后却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开始关心环境，发展新能源经济，这并不是奥巴马比布什更偏好国际公益事业，而是奥巴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发达国家竞相向能源与环境的投资，其根本的原因是推动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的利益机制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这就是对新能源与环保的投资，正在从扣除财富的投资向财富增值的投资转变。对新能源与环境的投资，不再仅仅是一种公益投资，而是开始成为私人获利投资的新机遇。推动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动力机制转型，标志着解决当代人类走向生态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开始形成。

    为什么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内在驱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突然而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危机重创了传统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在此背景下，凸现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这种边缘化的经济开始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