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没有信仰

研究中西方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其他什么教，教民都可以在相同的教义下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事儿，大家今天信这样明天信那样，全无定准——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求人帮助时，有克鲁泡金互助论；不愿帮助人时，有达尔文的生存进化论；杀人时他是少正卯，被杀时我是关龙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这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人在整体上没有西方那种对神的信仰.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上是实用主义,"信则有,不信则无",没有把神看作是创造世界,主宰人的命运的外在的力量.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在中国文化构成要素中,没有宗教基因.也有人说中国人是泛神论,山川土地皆有神,到处是神就等于没有神了.实际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社会学者和宗教学者对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一直迷惑不解.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在创立后都曾经传入中国,但任何一种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都没有引起宗教狂热.在宗教面前,中国极其冷静.同时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民族国家.那么,人们对此要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罗马教廷,在三百多年前就为此进行调查研究了。细加探讨，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以下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是个融合型文化,这种多因素的结构特点,可以抑制某一单质的文化的狂热中华文明是由多种文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融合而成的.比如,龙和凤是中国的文化代表.而学者们考证,龙和凤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两种文化的代表,这两种文化融合以后,只有龙和凤作为标志留下来.而有的学者认为,龙和凤又分别是不同文化融合时的标志.所以中华文明的构成因素很多,结构极其复杂. 而西方的神代表了一种单质的排他性的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进入中国,遇到中国文化时很难使整个文化体产生共振,更无法取代.因此就无法产生像西方国家对神的那种宗教信仰.

其次，中华文明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用神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记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是以一种尊重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态度写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对历史的记录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想象的成分.面对这样的历史,你无法用超自然的神的作用来解释历史上真实的事件.一般的,神只能去解释那些历史上查不清楚的事. 比如,世界各个民族在出现文字之前都有自己的传说,而只有中国人的传说可以从田野考古得到证明,可以找到传承关系.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是中断的.这种中断的历史就有了想象的空间。中国的历史既然无法用神来解释,那么外国的神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是因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历史上两个并行发展的主体,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并且两个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中断.在这样的条件下,外来文化只能作为一个文化因素进入这个发展过程.如果想取代中华文明,就首先需要中断中华文明,而中断中华文明就要中断中华民族的繁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信仰单一的神是一种人类文明幼稚期的产物,中华民族早就渡过了这个时期 ,当大家狂热追逐金钱时,是因为自己兜里没有钱,当大家狂热追求一种文化时,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同样,当大家狂热追求一种宗教信仰时,是因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才狂热,因为狂热才显得幼稚.。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据欧洲宗教发展过程提出了宗教发展三段论,就是宗教是由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神教这样有低级向高级发展起来的.根据这个结论,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到宗教的高级阶段。从中国历史看,在周朝时中国传统观念就已经放弃对神的信仰了.也就是说中国曾经有过对神的信仰,只不过思维成熟以后放弃了.因为从神或宗教的角度无法解释周朝为什么取代商朝.对以后的朝代更替更无法解释.无法解释现实的东西就会被抛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神的统治更没有社会基础了.百家争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家讨论神的存在和神的作用.一个不中断的民族文化历史就是有这样的好处,社会变革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说法无法圆满地解释.任何一个观点在这种变化面前都显得十分幼稚.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氏族中各民族的文化，唯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从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在纪元前六世纪就提出并试图回答宇宙本源问题，从泰勒士主张万物皆出于水，到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希腊哲学史的第一个一百年，也是最重要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里，经过泰勒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哲学家的相互驳斥与创造，建构成西方文化链的第一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终极关怀。并且从此以后，终极关怀紧紧纠缠着西方思想，终古不释。宇宙本源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穷追不舍，胜者不会胜，败者也不会败。也就是这个无胜无负的问题使西方思想孕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彼岸意识”，即人间至尊至贵皆退入此岸，而任学者从彼岸评论提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站在彼岸向此岸发难，用彼岸理念构筑成一个理想世界，用以超越并改造人间此岸。柏拉图以此奠定了自己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山祖地位，也以此规范了西方政治哲学两千多年的基本流向，终极关怀这一文化基因一直在滋养着西方知识界的良心意识，从古至今，西方终极关怀不止，社会批判不息，从而锻造出如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左拉、萨特等一系列西方社会良心的优秀知识份子。与西方这种终极关怀、社会批判意识相较，中国先秦时代的以孔、墨、老庄等为代表的百家学派，与其他后起学派交汇掺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用理性”，即整个民族先验不足经验有余，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维定势。

综上所述，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黑格尔会说：孔子只不过是个平庸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我们经此也就懂得了为什么李约瑟会说：古代中国思想中根本没有什么“彼世”，也正是因此它常常会使人觉得这个东方古国奇异之处甚多。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人学者才缺乏批判意识，因为未站在彼岸，没有制高点、缺少高度，又从何能批判此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