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捐赠的经济学分析

公司捐赠是一种单纯的热血举动，还是理智思考后的结果？公司捐赠是一种负担，还是一项可以改善公司竞争力的支出？
巨灾当前，对于所有的公司而言，他们都在力所能及之外，进一步兑现他们的社会责任，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捐赠，都得到了同样的对待：一些企业可能捐赠并不少，但是非议很多；一些企业投入很多，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响。无论是捐赠的方式还是捐赠的金额，都似另有玄机。

捐赠的价值

张祥青，手里捧着“3000万元”的捐款牌，又在赈灾晚会当场宣布，代表公司再追加捐款7000万元，帮助灾区重建。

此举为张祥青和他的企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感恩义举，一时被推崇为榜样。张祥青是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荣程”)董事长，也是32年前唐山大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孤儿。

当前的巨额捐赠，也许会成为这些企业“名垂青史”的好事。中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钟宏武说，也许在多年之后，民众仍然不会忘记，在巨灾之时，一个曾经的地震受害者，他的公司捐出了亿元的资金。

这种收获，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数目来衡量。中国中央电视台声称，这次赈灾晚会的现场直播，创造了5.5亿观众收看的纪录，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媒体转播或使用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

适当的捐赠，总是能带来好处。当前全球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迈克尔·波特早就论证过，企业慈善行为常常可以改善企业竞争环境。

左海默，传媒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现在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总部实习。她已打定主意要进入这家企业，她在5月21日表态：“我不走了，这个企业太有社会责任感了。”对于这家企业的员工而言，公司的善举正成为他们的骄傲。有关泛海的捐赠见报之后，他们的一些员工到处在收集这些报纸，“看，我们又捐了1000万”。

泛海控股迄今捐款已累计达2683万元，并且进一步的捐赠计划正在讨论之中。对于这家公司而言，收获的不单单是美誉，还包括了被激励的员工士气。良好的雇员关系无疑将增加生产能力。

爱心不能够用金钱衡量，但是他们确实有不同的外在影响。中国房地产业龙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不合时宜的付出正遭受责难。即使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万科的付出也并不少，并在此前被认为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

万科董事长王石首次发表捐款200万元合适的相关言论后，很多业主、客户，还有万科的合作供应商都对王石的做法非常不理解，更有个别情绪激愤的业主破口大骂。“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很伤心”，据在万科工作好几年的员工说，有人觉得很不理解，甚至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税收考量

虽然跨国公司在赈灾中的整体表现，被民众认为不佳，但是他们中也有个别表现出众。

麦当劳在四川、重庆共有28家餐厅，其中四川20家、重庆8家。地震之后3天内，28家餐厅全部恢复营业。在地震发生后的4天内，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当劳中国”)共向灾区免费提供了超过4万份的麦当劳食品。

在捐赠过程中，民众可能很少注意税收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类似麦当劳的捐助方式，是税收成本最高的捐赠方式之一。

麦当劳提供的免费食物不属于营业税所谓的有偿提供劳务，不征收营业税，但是按新所得税法规定提供劳务需要视同销售。如果无法取得捐赠凭证，则属于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

企业之间的直接援助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东方电气集团在这次地震之中，损失惨重。而其合作伙伴纷纷为其捐款：大唐集团向东方电气集团捐款200万元；国电向东方电气集团捐款100万元；中电投人士称，东方电气给他们发了一封求助函，5月16日，他们也向东方电气捐了200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余应敏说，如果是企业对企业的捐赠，接受捐赠额度应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所得税。

这次国税总局发布的政策里面，没有提到企业对企业捐赠的相关税收问题。余应敏说，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制定政策。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其实接受捐赠企业也应该免税，但免多少可能需要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现在还没有文件规定。

决策的含义

实际上，许多在亏损边缘的企业也在踊跃捐助。

刚刚撤掉退市风险警示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鬼酒”，000799），捐助了20万元的物资和现金。酒鬼酒公司企划部傅部长称，公司现在的资金状况非常紧张，就像“大病初愈”，“对一个企业来说，成本核算、收入支出是必须要考虑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捐赠）事情的时候，连想没都想”。

正在走出资金占用危机的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澳柯玛”，600336），已经确定100万元赠款和60余万元的赠物。2007年，这家公司亏损达5.59亿元。

澳柯玛一位不愿具名的有关部门负责人21日称，澳柯玛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感情会和理性相结合，量力而行，不会盲目捐赠。

几年来为解决澳柯玛资金占用危机，具有政府背景的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青岛企发投”）作为青岛澳柯玛第一大股东，不断为其“输血”。2008年4月26日，青岛澳柯玛与青岛企发投签订协议，青岛企发将在2008年10月底之前，现金置换澳柯玛7亿元不良债权，截至2008年4月28日，已完成了2.73亿元的不良债权置换。

巨灾之下，抗震救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显然职业经理人不能拍脑门子决定。

天津荣程董事会在地震当天就紧急召集“电话董事会”并已作出决议，决定尽全力捐款，并在次日上午捐出1000万元。但是，后续却出现了7000万元“热血”捐赠，张祥青称，这是在赈灾晚会上做出的临时决定。同样，虽然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圣元国际集团老板在听到温总理说灾区缺奶粉之后，马上紧急调运大批奶粉送至灾区。“国殇当前，没那么多考虑。”

在一些人看来，捐款成了一种指标，可以看出这个公司是否专业化运作。对于捐赠的额度，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周立羽称，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首先要为他的利益相关人负责。在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公司要遵守很多游戏规则，所以有些公司不捐或少捐，也是受到游戏规则限制，要对“stakeholder”（利益相关人）负责。

不过，对于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而言，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存在着极深的老板的烙印。这些公司的性格也在捐赠决策过程体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公众公司而言，进行这样巨额的捐赠，是一件非常难的选择。

许多上市公司，似乎在将捐赠作为一个秘密，进行了大额捐赠而不予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家化”，600315.SH）则将选择权交给了员工。5月12日灾害发生之后，上海家化决定通过综合民意调查的结果决定捐赠的额度。在上海家化整合了大部分员工意见后，上海家化决定捐赠300万元。因为是上市公司，捐款涉及到股东权益，上海家化发布公告告知投资者：股民如有异议，可与家化联系；同时发起员工捐款。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也许是一个标杆。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以个人名义捐赠5000万元，他领导的这家公司向灾区捐赠了500万元。这是中国个人赈灾捐赠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