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之女：没想到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

核心提示：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从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这段充满父爱和亲情的时光，却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记忆。

如今，89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采访列宁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经不起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

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改名独伊。因为我的生父对我母亲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生我一个孩子，因此改名叫独伊。我现在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他们此后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在认识母亲之前，父亲曾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访列宁，是最早向中国系统地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状况的新闻先驱。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下新闻报道，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和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诚挚果毅，他的演说常常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访列宁。列宁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亲应陈独秀邀请，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结束了第一次苏俄之行。这时，他才24岁。

苏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我天真活泼，每逢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现在我还喜欢跳舞，我跳舞喜欢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

1929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修养。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父亲经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时由于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老是哭。但是没办法，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么的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依凡城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没时间来看我，大概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一次冬天来看我，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还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我们大孩子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母亲回国前一天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