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名志愿军战俘“拒返大陆”被遣送台湾真相

        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4月刊 口述：赵英魁 撰稿：王丰

        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上级号召解放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20岁的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

         入朝半年，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

         1954年1月，近万名志愿军战俘被胁迫遣送到台湾。台湾当局对外宣称，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拒绝重返大陆，选择前往台湾，投奔蒋介石阵营，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名字：”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专访志愿军老兵战俘赵英魁，透过赵老现身说法，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

         1946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晋省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过不久，“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俘虏！

         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在1949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入朝被俘

        1950年八 九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阶级：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1951年5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奉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当，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向美军反映。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老美声称，战俘营的口粮定量，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老美根本在扯谎！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菜色千篇一律，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这绿豆芽哪里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进嘴里叽呱叽呱，怎么嚼都嚼不动。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罐头马铃薯。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