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学术的愤青现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1:57:31
一种现象，或许会有那么一些时代特征，但是，对于这种现象及其中个人特点深入分析，你会发现，他们与历史上的特殊事件、人物不无相似。有句话叫，太阳底下无新闻。
近读林少阳文章《新史诗的叙述》，谈到
愤青，也不只是中国特产，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对现实的不满和发泄这种不满的要求。
美国六、七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金斯伯格以他的作品《嚎叫》，成就了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愤青行迹。
晚年回首人生，泰半愤激者都对自己的愤青行迹做出反思。金氏也不例外。他跟辛笛会谈时说：“美国社会好比一条大船，过去他们对它持有一种敌对的态度和行为，因此采用比较激烈和破坏的做法：他们把这条船上搞得乱七八糟，随地吐痰、大小便，以为如此就能改变船上的状况，甚至能改变船的航向，但现实告诉他们，这样做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弄脏了自身生存环境。现在他们不在船上乱搞一套，因为他们意识到，你无法跳出这条船，因此即使一时改变不了船的航行，至少也应该使自己生存的小环境变得好些、干净些，更适合居住。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言行上的反社会倾向，改变为衣着整齐，系领带穿西装，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认同。”（王圣思《辛笛传》第302页）
实践崇尚者，当然重于行。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恩选集》第1卷第9页）掌握武器，那是批判获得力量和正确性的根源所在。没有功底，又不愿意花费气力于逻辑工夫，很容易陷于愤青。这也是当今学术，一大特色。不过，比较其他学术不轨，愤青学术，较少受人关注，时不时还能获得声声喝彩。
简单归因，是学术愤青现象的第一种表现。
譬如，有人归纳：“今天腐败的合理化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并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必然，而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结果。”（《读书》2006年第5期第40页）啊哈，自由主义有如此创造力量，自愧忝列其中的木头羞惭顿失，不禁自豪起来。
上帖，关于学术中的愤青现象，笔者概括的第一种是，简单归因。它的集中表现，木头举例是邝新年。邝氏把当今社会，世风日下罪名归结给新自由主义，是后者创造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扼杀了人性中的善。于是，自私，成为时代的标志，高倡自私的时代大旗，造就了堕落，造就了道德风气的向恶。
世风日下与否，姑不论，单是“人性能否创造”论点，即可先拎出来论列一番。
创造，顾名思义，应当前所未有。
邝氏结论，或者论断，与我们的结论没有歧义。他的出发点是，“自私”和“恶”都不是人天生的负面因素，而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结果。
果真如此？新自由主义，就是恶魔，也是天下第一奇特力量，如同魔戒，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定可以造就。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得从新改写。
恶，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动力。仅仅由于恶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要对历史上所有的恶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负责。奴隶制的悲惨需要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为之承担责任，中世纪的黑暗，也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杰作。
如此荒诞，只是木头把这个结论推到极端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别名，是历史的观点。所以，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称其为“非历史的观点”。按照进化论，后生当然先进。事实并非如此。后生的费尔巴哈不及先生的黑格尔：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马恩选集》第4卷第233页）
事物原因是复杂的，假定不从事实本身出发，而是一相情愿任意论断，结论必然导致荒谬。
第二，现实社会发展历史也要颠倒。
十七年当然是楷模，你们为什么要改革，还是怀念毛泽东回到那里去吧。
其实，当年人的本质依旧，避害的本能造就了恶劣情欲：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告密成了时代最为风行的时尚。
结论：自私、恶，这些人性的必然，乃是所有有志于治世的知识分子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否则，就是鸵鸟。
学术愤青现象的第二种表现，是概念混乱。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是前进还是倒退，各种主张争论不休。表面上看来，公开反对改革的声音，好象没有了，但是针对社会问题丛生现实，以改革名义偷运反对改革私货，故意混淆概念，成为时髦。
与反对新自由主义时尚一致，诟病经济学家也成一时之举。甚至面对“大陆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论断，经济学界出现整体失语状态，往日“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风光不再。
在这场各方面力量围剿经济学界之战中，混乱的概念并没有多少创新，无非“国有资产流失”，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完全失败，自主创新的路不能单靠市场力量推进，改革攻坚要靠强有力的政府等。
描述有关经济学围剿大合唱的整体局面，不是本文的任务，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仅见的一些混乱点到为止。
奇文之一，2006年《读书》第3期高梁访谈《开放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文章要害在于，“国企改革关系到制造业重点企业，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为了找到证据，文章借普京说辞，“刚刚签署一个命令，一千个国有大中型制造企业不许卖。那是他的命根子。”
在作者看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制造业重点企业，才能挑起自主创新的大业。换句话说，产权国有，是创新的制度基础。但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有作者本人提供的反例：“八十年代我给国企厂长讲改革，讲效率，他们问：这么做社会主义原则如何体现？九十年代不是这样。不少人当上老总，不是搞好企业，而是如何捞。信念和责任感失落，造成管理水平下滑，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国企每况愈下。企业能否兴旺发达，归根到底是企业领导班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哈哈，自主创新到底要靠道德、靠价值观念，还是要靠制度？不仅如此，国企制度老总没有责任心，也是强调国企制度的作者本人提供的事实依据？
说清楚事物的根源，不需要强词夺理，用语言再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成。把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生拉硬扯在一块，还能不导致概念混乱？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决定性，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人聪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早就揭示了创造才能的源泉和动力机制。遗憾的是，孔夫子关于“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区别性论断，混淆了客观现实的真实关系，造就了中国人言行不一的两种嘴脸，和言不由衷的行为模式。
这种行为，与德国人相似。马克思在指出生存必需为历史的基础同时，揭示了德国人的这个特点：“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马恩选集》第1卷第32页）
“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同上，第33页）
私有制的必然性，直接就是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不仅如此，私有制和职业区分（后者，马恩称做旧式分工，生产外在于社会个人的强制性规定，在未来社会会随生产力充分涌流消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同上〉，马克思之误由此而生，这里不赘）是个人利益得以直接实现的形式。
私有制和个人利益之间，没有任何中介，因此，它才会成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个人，为什么关注消费者利益，包括产品质量、价格，不断开发同一产品的不同效用、功能？不正是商品交换和竞争的压力所致？竞争的压力，更加强大的功能不在于利润，而是破产。避害的本能，不进则退的危机导致了个人的资本人格化形式。体现资本逐利本质，个人才能避免破产命运。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资本论〉〉第1卷第124页）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所有要素，统统都是利润的源泉。首先，是外在自然资源。当资源占有、分割完毕，统统私有化以后，生产者的眼光才会关注人本身及其创造力。中国现实中的疯狂土地财政运动和疯狂的建筑商，统统可以从土地国有这个根源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能力不过是普遍私有制的最终结果。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实现，还有遥远的路要走。
国有制的老总为什么没有责任心？因为这个违背社会个人自然本性的所有制形式，割断了制度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崽花爷钱心不痛。国有资产为什么会流失？不就是不具有资本人格化的所有形式？国有资产是唐僧肉，是填不满的无底洞，MBO（企业内部人购买）比较烂掉强。学界讨论一旦涉及MBO，结果越发导致MBO加速度。
有人说，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治国有企业无人负责的病。岂不知现代企业制度恰恰是在资本私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以清晰的个人、或者私人产权边界为基础。控股权，不就是资产占有份额和比例？股票的买卖，不就是股份公司中小股东表达个人意志、维护个人利益的有效手段？
关于概念的混乱，我们提到高粱的文章，因为鼓吹创新，所以杜撰了一个国有资本作为创新基础的神话。这样的奇文，最近特别多。下面这篇，从北京共识引出的《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的文章，个中逻辑混乱，达到了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都不能卒读地步。
开端：“‘北京共识’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提法，但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
没有形成，作者怎么会关注？为什么会成为风行全国不分学科学人的共同话题？
当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为拉美国家市场化改革设计的方案：《华盛顿共识》，造就了拉美普遍的经济危机，其后，东欧改革改制仿照，同样导致普遍的经济停滞。引起了反思，中国改革经济长时段高速度发展也成为这个普遍反思的特定部分，于是，有了与华盛顿共识成为鲜明对比的《北京共识》。
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拉莫，2004年这篇文章，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概括为三条原理：创新价值，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自主理论。
正是这些内容，与不分青红皂白，不顾本国经济现实，把市场化过程概括为几条简单原则加以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区别开来。
一种概括，或许不够周密，譬如，北京共识，但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经验把握是否准确、是否合乎发展实际，才是判断它能否被大家认可的根源。
反过来说，一种概括，已经被大家接受了，而且成为广泛范围内的热点话题，连评论者都认可了，当然可以说它概括准确，合乎实际，怎么能说它还没有形成？与北京共识成为鲜明对比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被实践宣判了死刑，我们还在承认它，为什么我们已经认可的东西，还得贬低？
主要的经验，是一种概括的关注点，至于成就背后的问题，本身就不可能作为发展的原因、动力，为什么认为人家没有关注，就不算“形成”？：
“它至少回避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一）因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偏差造成的社会问题——；（二）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因素——；（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不可持续；（四）以廉价劳动为主要优势之一的中国崛起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
滑稽，比比。
关于发展原因的探讨，发展的制约因素当然处在分析者视野之外。它是对于以往动力、推动因素的寻找。至于今后发展前途问题，即所谓发展结果，请问，还属于原因分析的内容吗？
前帖，林春文章《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混乱的逻辑，才点了一个开头，奇文是这样建立互不关联的事物的体系的：
针对北京共识不全面，提出中国模式范畴。范畴屹立在于成功：“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读书》2006年第3期第71页）。
的确，关于这个模式内容，作者煞费苦心。其一，包括历史准备：“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新中国建设实践”、“改革的自我改进转型”。三者统一构成“中国自身独特现代化道路”：“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同上）。
作者是以社会主义的自我调节来总结改革成功经验的，因此，高倡反对私有化大旗是其中国模式鲜明特色。遗憾的是，混乱逻辑使他无法说清私有制的倡导者的危害究竟在哪里，惟独王顾左右而言他。
譬如，关于私有制的危害，他不能从制度本身揭示罪恶，惟有从私有制主张者倡导途径来说话：“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同时主张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私有制”，为了给公有制找到论据，不惜颠倒事实：“乡镇企业八十年代的繁荣并未以私有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至于文章中更大比重部分，统统是反对利润标准，确立人民需要生产目的，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等等，与实际经济动因分析毫无关联的概念、词语，如此成色，怎么会不导致逻辑混乱？
改革开放三十年，究竟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难道是人民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神奇力量？果真如此，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该是人民需要目的唱响最亮时期，请问，人民需要满足了吗？短缺，痛苦而带有黑色幽默、四大吃得开职业的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营业员”，刚刚翻过去不久历史，记忆就模糊了吗？
中国模式、“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果真就是“人民主权国家”，和“健全有效的法制与民众参与”（同上，第72页）？毛泽东一次次发动的，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这个专政对象的运动，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电影《清宫秘史》到《武训传》的批判、到江青拍摄《宋景诗》；从红学界小人物发起对俞平伯的唯心主义揭露，到全面展开胡适的揭批斗，再到冯雪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再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达到反右、四清、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从互助组开始的集体化运动，再到合作社、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放卫星，甚至科学界中国导弹之父，都在用每亩土地的光热能量转换可以达到十万斤粮食的数学公式，为整个民族的狂热寻找科学根据，民众什么时候自主参与过？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头脑？不都是被迫的喉舌和工具？至于健全的法制，面对共和国主席的残死，是嘲弄，还是黑色幽默？
再说三个对抗。社会革命能够对抗殖民地化？时代变革，观念变化才有了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那么多没有社会革命的国家民族独立如何解释？曼德拉的非暴力行为造就的种族主义歧视结束怎么理解？群众路线真有对抗苏式官僚国家的力量？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无法绕开市场经济这个结。商品经济不能够消灭，才是最为本质模式。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差别！无论你给它加多少限制词语，无法改变它跟产权私有的根本关联！现代国家，不过是产权私有者用商品契约关系造就的自我保护暴力机制。
短缺的起点，首先是吃饭，是农业用地使用权的明晰焕发的力量创造了奇迹。农民，中国农民以其相应的小农经济，回答了那个叫做布朗的美国人喊出的举世震惊的难题：“谁来养活中国人？”
其次，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改革道路不都是在体制、即在国有经济制度外造就市场经济主体，拉开改革大幕、获得成功的吗？从无到有，仅以工业为例，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60.8%的比重。假如不是体制外力量对比的强烈变化，梦魇一般的短缺能够消失，消费品和全面的产能过剩局面还会发生？
资料有限，不能全面分析问题，就2005年统计公报有限数据之一斑，窥整个社会经济全豹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425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26063亿元，占3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40047亿元，占全社会总投入88604亿元的45.2%。用接近一半的社会投入，有人计算的三分之二社会和自然资源，产出不足40%，投入产出相差6个百分点，这就是效率差别。外资包括台港澳工业增加值18977亿元，占28.5%，进出口贸易额8317亿美圆，占全国进出口额14221亿美圆的58.5%。当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去年交纳税收占全国47%。2月财政部公布国企利润9047亿元，是上年的一倍，同月国家统计局公布国企2005年亏损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接近1998年巨亏水平，为历史上巨亏第二高峰。占有多，产出少，贡献高（？），亏损大，这就是整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状况，但是，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在于，现有国企，绝大多数为垄断行业。潜台词：非垄断行业，国企无法生存。
中国学术愤青的第三种表现，为了颠倒历史，不惜捏造事实。
今年《读书》第6期
作者看来，任何国家发展初期，统统表现为“一种高积累、低消费发展主义”，此乃“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中国也是这样，差别在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选择了以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同上）。
我们知道，所谓自主知识产权，现代制度标志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至少改革前中国所无，关贸总协定谈判中国贸易代表为此被诟病，即使承认
以上记叙，已经离开事实，下面还有更加邪乎的：“在这一时期，国家在从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将高积累、低消费作为一种主导发展战略同时，也从制度安排上设计了一整套福利制度，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低廉的教育等，最大可能地降低老百姓的风险，并降低他们的开支。从而最终使新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啊哈，牛皮吹得真够大呀，第六大工业国，今天有无达到，应该还是问题吧？
上帖，
试看作者论证。
首先，
作者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放弃了上述发展战略”，“重工业体系遭到了重创”，“东北重工业基地等相继陷入了困境”，“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轻型化’现象”（同上，第25页）。
其次，中国现实经济最主要的危险，在于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附庸。
关于附庸的分析，作者有一个例证两种表现作为依据：“中国产业结构轻型化”，表明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条末端，获得收益极小，极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其二，“这种轻型化具有外向性，与国内产业并不配套，是断裂的”（同上）。
颠倒生产力因果关系，故意制造外向经济与独立工业体系之间的不相容性质，是这段论证以故意的逻辑混乱来混淆是非、歪曲事实的基本手段。
第一，既然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已经建立，改革和市场化造就了外向的轻工业产品出口，那么，轻工业产品生产体系自身发展是否也要为它服务的重工业体系？且不说高端设备，低端的产品制造机器体系需不需要？需要增加，意味着市场的扩大，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有市场为啥反而更加丧失发展能力？
第二，十七年重工业体系拥有自我发展能力，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需要，何必还要改革，焕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
其实，拉美化不是经济自身缺失动力所致，而是政治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
这样归因，是全世界共识。引一段，美国学者赫金博瑟姆的分析做结束语：
国家可能禁止自由制度创新并滑向“现代版”的专制合作主义，政治领袖可能把社会能量引向极端民族主义――这就是有人所警告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者，中国可能染上“拉美病”――两极分化的城市社会、加剧的城市冲突和落空的经济承诺。实际上，尽管做出积极努力使政府更加关心公民需求和适应环境变化，社会分化和冲突的增长速度很有可能导致的是最后一种结果。（《中国正在“拉美化”吗？》转引自《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