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拒绝死后进八宝山之谜

摘要】邓小平尚未复出,刘伯承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说:“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
　　【正文】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死。
　　刘伯承的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丧失思维能力,专家们束手无策,纷纷钻进图书馆,遍查国内外医学文献。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徐向前悲痛写下“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的诗句。
　　1973年以后,刘伯承元帅丧失了思维能力。从此,就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病床。
　　1974年3月,为了加强对刘帅重病的治疗,上级决定进一步充实医疗组的力量,把在外地的著名心内科专家牟善初教授调到北京,担任刘帅医疗保健组组长。
　　军令如山。牟善初很快来到了刘帅的病床前。
　　此时的刘伯承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时时在病中吵嚷和痉孪……
　　站在刘帅的病床前,医护人员心如刀绞,看着昔日与邓小平一起率大军挺进大别山闻名于世的刘伯承,大家心里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难受。专家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解除刘帅的病情,就是失职于人民。
　　为了深入了解病情,专家们一连几天几夜守在刘帅的病床前,细致入微地观察刘帅的每一个病情症状。同时,认真详细地翻阅研究刘帅的全部病历,全面了解以前的治疗方案和处理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刘帅的心脏、血压都没有多大问题。
　　眼下,最关键的是让他能恢复意识。
　　神经内科和心脏内科的专家们几乎把刘帅的病历翻得能倒背如流,他们试图从病理学角度来找答案,可是都一一失败了。
　　已是82岁高龄的刘帅再也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于是专家们一头钻进图书馆,在一本本国外最新医学图书文献中寻找答案。最后,在查阅许多国内外医学文献后,医疗组汇报了一种医疗方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实施新的治疗后,刘帅的病一天天有所好转。
　　但是,医护人员们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因为像刘帅这样长期患病,再想他恢复如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天,罗瑞卿大将和杨成武上将来看刘帅。走到刘帅床前,看到已丧失说话能力的刘帅,两位在战争年代就同刘帅结成深厚友情的将军,不禁泣不成声。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被老将军们这种至深的友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75年以后,刘伯承因多年患病形成了多脏器衰竭,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正在认真地翻阅病理资料的牟善初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让他去一趟。
　　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牟善初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会议室等候总理。
　　很快,周总理到了,他身后还跟着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吴蔚然教授和几名工作人员。
　　周总理紧紧握住牟善初的手说:“你就是负责刘帅医疗小组的牟善初同志吧？你辛苦了！”
　　坐下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刘帅的病情和今后的治疗措施,牟善初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听后还对刘帅的治疗作了指示。
　　临别前,牟善初认真地对周总理说:“请总理放心,刘帅的病我们是会竭尽全力治疗的。如有问题我们可以请北京其他医院的专家会诊……”
　　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享年94岁。
　　10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黑纱缠圆柱、挽幛悬横梁,被装点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刘伯承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
　　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逝世后,刘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撤向祖国田野。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刘伯承没有受到加重的处分。
　　说到1958年,刘伯承还有一段趣闻。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在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上海治病疗养的刘伯承被通知到会做检查。他思绪万千,夜不成寐。左眼疾愈加严重,到京时已成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北京医院,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刘伯承不得不带着残疾去参加会议。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当两名医务人员搀扶着年近古稀、拖着病体的刘伯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情不自禁地齐刷刷站了起来,举手向全军爱戴的刘帅行军礼、致敬。接着,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眼里都含着热泪。这掌声和眼泪,饱含着全军将领对功高望重的刘帅衷心的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刘帅无端遭受批判的无限同情。刘伯承沉重地念完检讨后,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洗去了身上的沉冤,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在受难的日子里,刘伯承常常想起在延安保育院被特务暗杀的大女儿刘华北。案子始终未侦破。
　　在刘伯承受难的日子里,子女们都尽自己所能安慰父母。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临终前,刘伯承曾对汪荣华说:“我太对不起大女儿了,没有把她养大。”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们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刘伯承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1月6日,刘伯承的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这时,刘伯承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已泣不成声。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再看老战友一眼。
　　走到陈毅遗体前,刘伯承俯下身去用颤抖的双手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彻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
　　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的刘帅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3年,由于疾病的折磨,刘帅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
　　很快,刘帅医疗保健组组成了。由解放军总医院牟善初、黄宛、匡培根等著名医学专家组成。但由于在战争年代,刘帅创伤遍体,头、眼、脚、腿等部位都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略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伤残破损的身体每况愈下。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周恩来总理三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效果仍然不明显。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刘帅的病要以养为主”的指示。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复原而长期卧床不起。
　　邓小平尚未复出,刘伯承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说:“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一位日本学者曾撰文写道:
　　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刘伯承初次认识邓小平是在1931年。当时,邓小平任中央苏区瑞金县委书记,不久因支持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被博古等人冠以“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的罪名而撤职批判,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邓小平一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从此分手了。这件事传遍中央苏区。刘伯承听说后,一伸大拇指:“是个汉子,有个性。”
　　不久,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从宁都农村调到红军军委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与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刘伯承的忠厚、诚挚、和蔼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邓真正结为搭档是在1938年。那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129师政委。从此,他与担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一起工作,从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转战大半个中国,前后长达13年。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差异一望而知:
　　从年龄上讲,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他们共事时,刘伯承已是年近半百,而邓小平才34岁；从出身上讲,刘伯承是老行伍出身,而邓小平是出过国、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从分工上说,刘伯承主管军事,邓小平主管政治；从性格上说,刘伯承像个慈祥的父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邓小平则恭整严肃,脸上很少带笑容,他曾对工作人员讲:“我不反对你们轻松活泼,但我就是这个严肃的性格”；从爱好上说,邓小平可以在麻将中斗法,可以在桥牌里角智,他还喜爱游泳,他曾说:“我是用游泳来锻炼身体,拿桥牌来训练脑筋”,而刘伯承除了看书、工作,别无嗜好。
　　对于被全军公认为“黄金搭档”的刘邓,他们的部下有许多的描述:刘邓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老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李达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都要听政委的。”刘伯承还有句口头禅:“政委的话,就是命令。”
　　刘邓虽然有分工,但也时常越界过问,两人都毫无芥蒂,全力维护对方的威信。一次,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需要向地方政府找大车搬运。刘伯承事前调查只需借5部大车,结果承办人员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大怒,质问承办人员:“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何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他来不及跟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干部训话。有人在底下嘀咕:“这是邓政委负责的事,他发那大的火干嘛！”邓小平站在台下,认真听取刘伯承的严厉批评。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马上走上台,说:“师长抓的是涉及军民关系、军政团结的大事,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有意见的同志一看政委恭敬的样子,也就不敢再吱声了。
　　刘伯承、邓小平在十几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感情笃深,堪称最佳搭档。他们俩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如同一个人,共谋歼敌大计。
　　刘邓的老部下们这样说: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就着落日的余晖,刘、邓两家来到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没想到刘伯承为胖胖起的名寓意这样好,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卓琳忙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
　　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马上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
　　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刘伯承逝世时,邓小平率全家最早赶到追悼会现场,并为老战友主持了追悼会,实现了老战友的遗愿。
　　不久,邓小平写下《悼伯承》一文: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