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六﹑尊理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6:23:32
一
《祖國》周刊以「理性、人文、自由、民主、科學」五基本概念為宗旨。並承編者不棄，囑就「理性」一項，為文以明之。「理性」一詞，表面看來極易了解，因爲人天天在説理講理，但是落實了，又極難說。理性，若簡單指目出來，不外道德理性與邏輯理性兩大綱領。我在本文不必就此兩大綱領去討論理性的本性。又西方哲學，自古以來，就有理性與反理性的對立，如唯物論、機械論，以及講寡頭的生命衝動者，都是反理性的，或是想衝破理性的藩籬的。我在這裏也不想去敍述。本文是想就處在大時代裏受苦的中國「如何站立起」一問題以明理性之義用。这話從那裏說起呢？
當抗戰末期，張君勱先生在美國會見了懷悌海（Ａ.N.Whitehead)，他回國後對我說：那時懷氏已經很老了，躺在床上，不甚能行動，牙齒全脫落，説話亦極艱難。只簡單地說：中國很好，是很合情理的（very reasonable)。我聽見張先生轉述此語後，心裏非常喜悅。我能想像懷氏說此話的背景，以及他何以如此了解中國的心境。懷氏並未到中國來，他的著述中亦很少論及中國。他純粹是西方學問傳統中的哲人。但是他在他的《歷程與真實》一偉著中，曾說：「本書有兩個主斷：歷程是最後的（process is ultimate），事實是最後的（fact is ultimate）。」他又說兩個主斷所表示的理境不是西方的，乃是東方的。他所謂東方，很顯然是指中國說。因爲中國文化傳統中思考問題的態度，有一個很顯明的色彩，就是：其觀點或態度是「功能的」（functional，或譯作「作用的」），而不是「概念的」（conceptual），尤其不具備亞里士多德所傳下來的那一套邏輯架子，或「本體屬性」那一套概念架子。懷氏說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很合情理」，其背景就是他深契這個「功能的觀點」。當然他畢竟還是西方學問傳統中的哲人，他對於中國學問文化的了解，想來也不見得很多。他深契「功能的觀點」，也不過是大體這樣一說而已，可是這大體一說，卻甚有所中。
中國文化傳統中，不喜歡講那抽象的死硬的理性，而是講那具體的情理或事理。那就是説，他們講的理是性情中的理，是事變中的理；在生活上，天理人情都要顧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合情理」是生活上的一種具體表現：是生活，亦是藝術，是道德，亦是智慧。性命、理氣、才情，一起都在内。沒有經過概念的分解，橫撐竪架，把它撐開。（宋明理學已經有分解，但是在踐履工夫中察識到，亦不像西方邏輯思辨那種概念的分解。）禪宗所謂「作用見性」正好是這樣態度的表示。這種態度説好了，是「圓而神」，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很合情理」；說壞了，是拖泥帶水，泄沓散漫，軟疲無力。其表現在社會日常生活的習性上常是感覺的、直覺的、不脫直接反應的型態。理性，若不經過一番撐開，而只是在合情理的具體表現中，這結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具體的表現雖是圓融周匝，然從直接反應（隨機應變）的型態上說，總是一點一點的，一條一條的，總之，不是一個間接的（重新陶鑄的）「架構型態」。理性的架構表現若轉不出，那是很難適應這個時代的，也是很難自立的。因爲具體的表現不是形成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那是生活的藝術，受用的精神。而架構的表現才是形成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中國處於這個大時代裏，恰恰遭遇到「如何站立起」一問題。「如何站立起」的問題，也可以說就是「近代化」的問題，而近代化可以從各方面說，可是若提綱挈領地說，則當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遠不近，當從當中的政治方面說，此也就是普通所謂「建國」的問題，而建國的精神，顯然需要一種架構的精神，即理性之架構表現的精神。本文願就這點以明「理性」之義用。
二
中國自辛亥革命後，我們建造了民主共和國。但民主政治的政體始終是個空架子，一直沒有真實的實現，沒有客觀的實效性。民主政治的政體中有許多概念，如選舉、被選舉、依法進退、權利、義務、公民、自由等等，這一切對於我們都是很生疏的。說起來大家都知道，但一落實，總不對勁。沒有在生命裏生根，所以在情感上總覺著有隔，遵守這些，總覺著受委屈：不自然，不方便，不舒坦。清末遺留下來的秀才翰林當然不習慣這些。嚴復翻譯了好多書給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但是不必說接受、實施，就是理解亦不容易。就是嚴復本人也不過是翻譯了而已，他沒有以全幅的生命來擔負起這個理想：他不是一個積極的思想家，疏通致遠，弘揚新理論；他也不是一個有毅力有氣度的政治家，百折不撓，以實現新政體為其宗教。這當然有個人的根器問題，亦因時代的限制使然。但無論如何，這一新政體的開國，只是移置了一個空架子，它缺乏一種文化背景與之相配合。軍人、官僚、政客，閙得一塌糊塗，簡直沒有内容來填充這個架子。
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接觸到了文化背景的問題，但只是橫剖面地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還不能説是相應「新政體的實現」的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是正面的兩個口號，還有反面的兩個口號，便是反帝反封建。而最易打動人之心坎，首先進入人之意識中的，卻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是因爲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識是要求富強的意識，反封建是覺得中國老文化不能適應這個時代，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識是打倒老的，趨鶩新的。這兩個意識在社會上極爲普遍流行，無孔不入。種種反應都以此兩意識為底子，然如何富強，如何新，卻很少有能相應新政體的充分實現而用其誠。「建國」一觀念，因種種因緣（我這裏不必提），直不在人心中佔地位。我簡直可說，直到今日，人們對建國一觀念尚無積極而清晰的意識。是不啻對如何富強如何新一問題，人們的反應全歧出（繞出去）而不中肯。不能審慎思量如何富強，則只是富強一意識本身不是一途徑，而很可以顛倒惑亂，與動反動而流于邪。誰不想中國富強，誰不願中國好？但只是此意識，則無用。顛倒的結果而有今日之共黨。此即所謂與動反動而流于邪。同樣，如不能審慎思量如何新，則只是新這一意識本身亦不是一途徑，結果只有在「時式」中追逐，為時間之俘虜，疲于奔命，而永追不上。
知識分子畢竟不同，名詞觀念多一點。如是，對應如何富強如何新一問題，便轉到科學與民主那兩個正面的口號。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科學與民主始終未出現，而那兩個口號亦未發生積極的影響。幾十年來，講科學與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現之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而只是橫剖面的截取來以爲詬詆中國文化之工具。關於這方面，我們近四五年來說的話已不少。本文不想多說。本文想把這三四十年來科學與民主的表現形態略說一說。科學與民主看起來很易了解，但實在亦不容易了解，尤其作起來促其實現，更不容易。科學是學問的事，研究的事，這需要慢慢發展。只要國家建立起，政治上軌道，社會有秩序，則逐步上路是不難的。說中國文化妨礙科學，這是怨天尤人的舉動，說中國人沒有研究科學的智力，這更不成話。惟中國人實用的習性以及超然的理智興趣之缺乏，這對於科學的研究確實是一種阻力。但只要把學問的精神及中西文化的動脈疏通明白了，這種習性是可以改變的，超然的理智興趣是可以誘發的。就眼前中國問題講，民主一項更爲重要。這是富強生新的總關鍵之所在。但是不幸，這三四十年來，這方面的表現太差了。
我已說民主政治這個政體的真實意義很難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五四運動後的民主更無人過問，還不如民初尚有「告朔之餼羊」的意味。好像這裏已不是問題之所在，因爲我們已經是中華民囯了，所以人們想問題便不直接就民主政體之實現而用其誠。當政的則在以黨治國、黨在囯上的前提下走軍政訓政的途徑，而共產黨則一直欲以馬克思主義來革命。這兩條流吸住了人心，而共產黨在野，尤足以吸住大部人心，而且更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知識分子意識之傾向。在這裏即可顯出「民主政體的充分實現」這一回事完全丟在腦後，無人過問。凸出于人們意識中的是社會主義，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英雄主義。而後者尚不是中國人所容易學得來的，其中的觀念，中國人亦比較模糊。故在這方面，中國人的意識尚不甚清楚，故亦不普遍流行。最後倒是落在中國式的「打天下」一觀念下。其在人們意識中最清楚而最親切的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唯物論亦比較為一般人所易接受。不管一般人甚至知識分子並不真願實行共產，但資本主義的罪惡，經濟的不平等，最易引起一般人的忿恨心，亦最易引起知識分子的仗義心，而知識分子雖不必真願實行共產，然產之共不共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甚有痛癢之感。財產權之神聖不可侵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並不存在。即以此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十分親切而凸出。這便是共產黨盜取天下斲喪中華民族命脈囯脈的社會意識上的資本。人們的意識既為這方面所吸住，所以浮在社會上的主流便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革命，中國人好像最發生興趣。這後面的意識最複雜，亦最簡單。我這裏不必去說它。在革命反革命的鬥爭過程中，在未達到決定性的狀態前，政治當然不上軌道，國家當然不算建立起，而在這種過渡狀態中，民主政治的充分實現這一課題，退處於冷門，主要的題目屈居于旁枝，而自由民主脫離其原初的政治上的意義，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的汎濫無歸，蕩檢踰閑，極端的墮落，極端的放縱，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先生不能教訓其學生。政治上的主流向集權專制一路走，而在過渡中，自由民主即退處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之墮落與放縱。這便是這三四十年來自由民主的表現形態。你說這不是自由嗎？自由極了。你說這是自由嗎？而卻是墮落放縱，亦隨時無保障。這畢竟不是自由，亦無所謂民主。蓋民主脫離其政治上建國上體制的意義，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之墮落與放縱，這只表示混亂，並不表示軌道。一旦集權專制的途徑走到決定性的狀態，則墮落放縱的假自由亦不可得矣。這便是今日大陸。
常聞來自美國方面的解析，民主是一種生活。這話不錯。在英美那種國家，國家已經建立起，政治體制已有定軌，這種説法自然是很好的，但若看我們的國家，認清我們的主要課題，則這種説法便顯得不夠。因爲它太廣泛。這個廣泛的意義，上面不能不有一個體制上的括弧。這個説法的意義是國家已經建立起，政治已有定軌下的一種說法。國家若未建立起，政治體制若未民主化，則徒宣揚這種説法，必然得不到積極的結果。這表示：若民主是一種生活，生活得像一個軌道的樣子，則必須先從種種歧出中歸復到它的政治上、建國上體制的意義。人們的意識中先要認清這主要的課題。
三
民主政體的充分實現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課題，這是建國的主要關鍵。
在此步工作上，人的理性表現是架構表現。
民主之為政治上建國上體制之意義，這是近代之所以為近代之最本質的而且是最佳之内容。科學工業好像是變數，縱使再進步一點或即未進至現在的樣子，亦不妨礙民主之所以為民主，近代之所以為近代。因爲這是知識與技術之程度問題，而不失生活方式以及政體方式問題。它固可有助於民主，亦可有助於極權。惟反之，在民主政體下，科學技術易見其較爲純正而易滋長，而且易見其學術上之獨立的價值與意義，而在極權奴化下，則便作不到。
科學與技術是人的理性之用於物，處理對象，這是對付「是什麽」方面的事。而民主則是人的理性之用於其自己，處理其自己，首先，不是處理其自己之為「自然的存在」，如醫學之所為，而是處理其自己之為一「實踐的存在」，不，為一政治實踐之存在。所以民主是屬於「人之自覺地決定其方向」這一個原則下的，屬於價值理性之表現的。
但它不同於道德。道德是價值理性直接披露於個人，所謂「德潤身」。民主政體是相應「處理公共事務」而自覺地設立的一個架子。何以要設立這個架子？因爲這樣才公道、才合理、才能保住人們的各種自由。這個架子顯然不是自然的現成物，它是需要人們的自覺奮鬥才能出現的。所以它是人的「自覺設立」是無疑的。人間不能不有「公共事務」這個領域。處理這公共事務的人自身有德有才有能是一回事，安排一個架子，讓他在這裏守著架子所定的軌道以表現其德才能，又是一回事。道德是價值理性直接披露於個人，民主政體之出現是價值理性之間接的表現，亦即架構的表現，表現而為一架子。這架子不是任何個人身上的屬性，然人們卻要自覺地設立它、維護它，為它而奮鬥。
必須記住：民主政體是價值理性之架構的表現。人爲此奮鬥，亦必須具有「理性之架構的表現」這種德行才行。這是說：為民主政體奮鬥的人，他不必定要取得行政權，即取得之，他自己亦必須自覺地遵守這個政體所定的軌道。如此，方可說這個人具有「理性之架構表現」之德性。具有這種德性之人，名曰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在中國，民主政體尚未充分實現，尚在創造之時，更需要有「理性之架構表現」這種意識與德性。在奮鬥過程中嚷民主，既得權位，卻不遵守民主政體所定的軌道，此種人即不具備此種意識與德性。因此亦不得名曰政治家。依中國的慣例說，此種人名曰權奸。譬如民初的袁世凱。
革命家是價值理性之衝破的表現，不是架構的表現。如果因衝破的行動而取得政權，遂終身據有之，且傳之於子孫，則其理性即轉爲非理性。依此，君主專制政體（所謂家天下）是非理性的。君主專制政體不是理性之架構表現。因爲最高領導原則是「力」，不是理。這個首出庶物之最高的源頭處是「非理性的」。這裏觸不得，亦不許人過問，人的價值意識不能向這裏貫注。人的意識只能順這個力向下向外看，不能返而向這個「力」本身看。只能順這個力向下向外看，便是吾常說的「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只有吏治，而無政治」。所以中國以前理性之架構表現是只在治道上，而不在政道上。在治道上之架構表現，便是中國以前關於「宰相之德與體」的觀念所表示的，宰相之德與體上之架構表現是被動的，沒有獨立性，因爲這個架構表現並沒有揚眉吐氣完全透出來，即並不是最高的。而最高的權源，則是非理性的。以前儒家對於這個「非理性的」，也想叫它理性化。但始終沒有從架構表現上立出一個政道以客觀化之，而只是想從德性上叫皇帝盡君道。因此，君主專制政體亦得名曰聖君賢相政體。到此可以看出，理性只剩下「運用的表現」，而不顯「架構的表現」，連宰相上那點架構的表現亦被運用的表現所涵蓋所吞沒。此種運用的表現運用得好（或從好處說），真能符合於聖賢二字之義，而在此德化的陶養下，人民的生活情調亦真能如情如理，即本文首段所說之「很合情理」。這裏有許多好處可說，亦有許多壞處可說。讀者只要看看唐君毅先生《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末後几章即可明白。本文對此不想多說。但自政治上言之，这種理性化究竟太弱。所以從「運用的表現」透現「架構的表現」，是價值理性實現上之必須有的一步，也是政治形態上之必然無疑的一種進步。所謂透現架構表現立出一個政道，就是要返而向哪個「非理性的」力本身看，不能只順那個力向下向外看。意識要貫注到這不可觸之最高源頭處，作一個架構的表現，不能只是道德的表現。理解了意識向「力」本身貫注，即可理解民主政體何以是理性之架構表現，亦可以理解以前儒家雖未作到這步架構的表現，然他決不與這個表現相衝突相妨礙。因爲儒者亦正是向這個「力」處用心。不過其形態較弱而已。此如最近徐復觀先生在《民主評論》六卷十二期上所講的修己治人之道之不同。這是以前儒家的一個普遍意識。不過沒有以政治法律的形態來制度化而已。而民主政體之為「理性之架構表現」正是這種意識、傾向、規模之制度化。孔孟程朱陸王復生，爲何不歡喜讚嘆？
當然這種架構表現使民主政體出現，是不容易的。你只看需要流血鬥爭而得之，便可知其不易。得之行之難，知之亦難，因爲無論是得之、行之或知之，俱需要有一種「理性之架構表現」的意識來支持。而廣泛言之，中國人即不甚善長此種「理性之架構表現」。架構表現有各方面的成就。本文當然是只就民主政體言。廣泛言之，這種精神過強、過普遍，亦不是無弊無病。但「當其分」而用之，則為必須。在科學知識上，在民主政體上，都是恰當其分的地方。就恰當其分的地方而言，中國人即常不擅長。是以不但由流血鬥爭而知其難，即就不擅長此種架構表現言，亦足見得之行之知之之不易。順以前宰相之德與體的那點架構精神，即通常所謂識大體的精神，就比較容易向這裏轉進，亦容易使我們向這裏了解。但是相應民主政體的架構精神是近代化的，而由此架構精神所確定的「識大體」亦是近代化的。這裏有一種精神内容，不是「時式」。所以需要很大的「作意」與困勉以赴之。要常常提撕警覺而不墜落，要它在生命中生根。如是，方能說創造這體制，維護這體制。
假定我們不具備這種近代化的架構精神以及此中識大體的精神，而只是被動地在感受上嚷自由民主，則於民主政體的成立以及其充分實現，常無積極的助益。當然從自由民主上說，「感受」是很重要的。因爲有壓迫，有極權，才有感受；有感受，才又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所以這種感受決不容忽視。但只是這種感受的要求，而無「理性之架構表現」的意識來支持，則常徒然無用。任何一件事之完成，都須從被動的感受引起，轉到主動的精神才行。沒有架構表現的意識，而只從感受上嚷，此亦為價值理性在自由民主方面之直接表現。
假若脫離民主政體之創造與維護而只退處於社會生活上嚷自由民主，此種個人主義名流式的自由主義亦為價值理性之直接表現，而於民主政體之創造與維護，亦常無積極的助益。因爲極權專制不必只是共黨型，有種種型可以讓你有似是而非的自由。自古權奸名流相玩以處，而敗壞風俗人心者，彰彰在目。此熊先生之所以常痛恨於奸雄與名士也（謂：政治壞於奸雄，學術壞於名士。）
面對共黨之極權奴化，大陸變色，人人皆有自由民主之迫切要求。但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人，當該常常要反省到自己是否具備這種架構表現的精神。我知道民主自由之獲得是需要流血鬥爭的，尤其對於共產黨，非用力量不可。但是自己若不具備這種架構表現的精神，則自己的生命即不算有途徑，亦必消弱反共的力量，即勝利矣，亦必仍然一團糟。中國終將走上一條坦途，不能永遠在激蕩歧出中顛倒。當政者須謀囯以忠，即不在其位之政治家思想家，發為言論，其用心與識量亦須謀囯以忠。我個人微不足道。但五六年來吾人為使中國走上一條坦途，際此遭逢大難徹底反省之時，乃深入於中西文化命脈之疏導，以見西方何以出現科學與民主，中國何以不出現而有今日之劫運，決然不走五四運動時之途徑，但相應民主政體之充分實現而期為新時代來臨備一洽浹周匝之文化背景。其辭遠，其言迂。然謂不當如此用心，則亦淺視時代之嚴重。怨天尤人，不如下學上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此之謂尊理性。
四十三年《祖國》周刊
《祖國》周刊以「理性、人文、自由、民主、科學」五基本概念為宗旨。並承編者不棄，囑就「理性」一項，為文以明之。「理性」一詞，表面看來極易了解，因爲人天天在説理講理，但是落實了，又極難說。理性，若簡單指目出來，不外道德理性與邏輯理性兩大綱領。我在本文不必就此兩大綱領去討論理性的本性。又西方哲學，自古以來，就有理性與反理性的對立，如唯物論、機械論，以及講寡頭的生命衝動者，都是反理性的，或是想衝破理性的藩籬的。我在這裏也不想去敍述。本文是想就處在大時代裏受苦的中國「如何站立起」一問題以明理性之義用。这話從那裏說起呢？
當抗戰末期，張君勱先生在美國會見了懷悌海（Ａ.N.Whitehead)，他回國後對我說：那時懷氏已經很老了，躺在床上，不甚能行動，牙齒全脫落，説話亦極艱難。只簡單地說：中國很好，是很合情理的（very reasonable)。我聽見張先生轉述此語後，心裏非常喜悅。我能想像懷氏說此話的背景，以及他何以如此了解中國的心境。懷氏並未到中國來，他的著述中亦很少論及中國。他純粹是西方學問傳統中的哲人。但是他在他的《歷程與真實》一偉著中，曾說：「本書有兩個主斷：歷程是最後的（process is ultimate），事實是最後的（fact is ultimate）。」他又說兩個主斷所表示的理境不是西方的，乃是東方的。他所謂東方，很顯然是指中國說。因爲中國文化傳統中思考問題的態度，有一個很顯明的色彩，就是：其觀點或態度是「功能的」（functional，或譯作「作用的」），而不是「概念的」（conceptual），尤其不具備亞里士多德所傳下來的那一套邏輯架子，或「本體屬性」那一套概念架子。懷氏說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很合情理」，其背景就是他深契這個「功能的觀點」。當然他畢竟還是西方學問傳統中的哲人，他對於中國學問文化的了解，想來也不見得很多。他深契「功能的觀點」，也不過是大體這樣一說而已，可是這大體一說，卻甚有所中。
中國文化傳統中，不喜歡講那抽象的死硬的理性，而是講那具體的情理或事理。那就是説，他們講的理是性情中的理，是事變中的理；在生活上，天理人情都要顧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合情理」是生活上的一種具體表現：是生活，亦是藝術，是道德，亦是智慧。性命、理氣、才情，一起都在内。沒有經過概念的分解，橫撐竪架，把它撐開。（宋明理學已經有分解，但是在踐履工夫中察識到，亦不像西方邏輯思辨那種概念的分解。）禪宗所謂「作用見性」正好是這樣態度的表示。這種態度説好了，是「圓而神」，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很合情理」；說壞了，是拖泥帶水，泄沓散漫，軟疲無力。其表現在社會日常生活的習性上常是感覺的、直覺的、不脫直接反應的型態。理性，若不經過一番撐開，而只是在合情理的具體表現中，這結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具體的表現雖是圓融周匝，然從直接反應（隨機應變）的型態上說，總是一點一點的，一條一條的，總之，不是一個間接的（重新陶鑄的）「架構型態」。理性的架構表現若轉不出，那是很難適應這個時代的，也是很難自立的。因爲具體的表現不是形成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那是生活的藝術，受用的精神。而架構的表現才是形成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中國處於這個大時代裏，恰恰遭遇到「如何站立起」一問題。「如何站立起」的問題，也可以說就是「近代化」的問題，而近代化可以從各方面說，可是若提綱挈領地說，則當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遠不近，當從當中的政治方面說，此也就是普通所謂「建國」的問題，而建國的精神，顯然需要一種架構的精神，即理性之架構表現的精神。本文願就這點以明「理性」之義用。
二
中國自辛亥革命後，我們建造了民主共和國。但民主政治的政體始終是個空架子，一直沒有真實的實現，沒有客觀的實效性。民主政治的政體中有許多概念，如選舉、被選舉、依法進退、權利、義務、公民、自由等等，這一切對於我們都是很生疏的。說起來大家都知道，但一落實，總不對勁。沒有在生命裏生根，所以在情感上總覺著有隔，遵守這些，總覺著受委屈：不自然，不方便，不舒坦。清末遺留下來的秀才翰林當然不習慣這些。嚴復翻譯了好多書給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但是不必說接受、實施，就是理解亦不容易。就是嚴復本人也不過是翻譯了而已，他沒有以全幅的生命來擔負起這個理想：他不是一個積極的思想家，疏通致遠，弘揚新理論；他也不是一個有毅力有氣度的政治家，百折不撓，以實現新政體為其宗教。這當然有個人的根器問題，亦因時代的限制使然。但無論如何，這一新政體的開國，只是移置了一個空架子，它缺乏一種文化背景與之相配合。軍人、官僚、政客，閙得一塌糊塗，簡直沒有内容來填充這個架子。
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接觸到了文化背景的問題，但只是橫剖面地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還不能説是相應「新政體的實現」的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是正面的兩個口號，還有反面的兩個口號，便是反帝反封建。而最易打動人之心坎，首先進入人之意識中的，卻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是因爲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識是要求富強的意識，反封建是覺得中國老文化不能適應這個時代，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識是打倒老的，趨鶩新的。這兩個意識在社會上極爲普遍流行，無孔不入。種種反應都以此兩意識為底子，然如何富強，如何新，卻很少有能相應新政體的充分實現而用其誠。「建國」一觀念，因種種因緣（我這裏不必提），直不在人心中佔地位。我簡直可說，直到今日，人們對建國一觀念尚無積極而清晰的意識。是不啻對如何富強如何新一問題，人們的反應全歧出（繞出去）而不中肯。不能審慎思量如何富強，則只是富強一意識本身不是一途徑，而很可以顛倒惑亂，與動反動而流于邪。誰不想中國富強，誰不願中國好？但只是此意識，則無用。顛倒的結果而有今日之共黨。此即所謂與動反動而流于邪。同樣，如不能審慎思量如何新，則只是新這一意識本身亦不是一途徑，結果只有在「時式」中追逐，為時間之俘虜，疲于奔命，而永追不上。
知識分子畢竟不同，名詞觀念多一點。如是，對應如何富強如何新一問題，便轉到科學與民主那兩個正面的口號。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科學與民主始終未出現，而那兩個口號亦未發生積極的影響。幾十年來，講科學與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現之文化背景與歷史背景，而只是橫剖面的截取來以爲詬詆中國文化之工具。關於這方面，我們近四五年來說的話已不少。本文不想多說。本文想把這三四十年來科學與民主的表現形態略說一說。科學與民主看起來很易了解，但實在亦不容易了解，尤其作起來促其實現，更不容易。科學是學問的事，研究的事，這需要慢慢發展。只要國家建立起，政治上軌道，社會有秩序，則逐步上路是不難的。說中國文化妨礙科學，這是怨天尤人的舉動，說中國人沒有研究科學的智力，這更不成話。惟中國人實用的習性以及超然的理智興趣之缺乏，這對於科學的研究確實是一種阻力。但只要把學問的精神及中西文化的動脈疏通明白了，這種習性是可以改變的，超然的理智興趣是可以誘發的。就眼前中國問題講，民主一項更爲重要。這是富強生新的總關鍵之所在。但是不幸，這三四十年來，這方面的表現太差了。
我已說民主政治這個政體的真實意義很難進入到人們的意識中。五四運動後的民主更無人過問，還不如民初尚有「告朔之餼羊」的意味。好像這裏已不是問題之所在，因爲我們已經是中華民囯了，所以人們想問題便不直接就民主政體之實現而用其誠。當政的則在以黨治國、黨在囯上的前提下走軍政訓政的途徑，而共產黨則一直欲以馬克思主義來革命。這兩條流吸住了人心，而共產黨在野，尤足以吸住大部人心，而且更足以反映社會上大部知識分子意識之傾向。在這裏即可顯出「民主政體的充分實現」這一回事完全丟在腦後，無人過問。凸出于人們意識中的是社會主義，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英雄主義。而後者尚不是中國人所容易學得來的，其中的觀念，中國人亦比較模糊。故在這方面，中國人的意識尚不甚清楚，故亦不普遍流行。最後倒是落在中國式的「打天下」一觀念下。其在人們意識中最清楚而最親切的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唯物論亦比較為一般人所易接受。不管一般人甚至知識分子並不真願實行共產，但資本主義的罪惡，經濟的不平等，最易引起一般人的忿恨心，亦最易引起知識分子的仗義心，而知識分子雖不必真願實行共產，然產之共不共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甚有痛癢之感。財產權之神聖不可侵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並不存在。即以此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中十分親切而凸出。這便是共產黨盜取天下斲喪中華民族命脈囯脈的社會意識上的資本。人們的意識既為這方面所吸住，所以浮在社會上的主流便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革命，中國人好像最發生興趣。這後面的意識最複雜，亦最簡單。我這裏不必去說它。在革命反革命的鬥爭過程中，在未達到決定性的狀態前，政治當然不上軌道，國家當然不算建立起，而在這種過渡狀態中，民主政治的充分實現這一課題，退處於冷門，主要的題目屈居于旁枝，而自由民主脫離其原初的政治上的意義，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的汎濫無歸，蕩檢踰閑，極端的墮落，極端的放縱，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先生不能教訓其學生。政治上的主流向集權專制一路走，而在過渡中，自由民主即退處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之墮落與放縱。這便是這三四十年來自由民主的表現形態。你說這不是自由嗎？自由極了。你說這是自由嗎？而卻是墮落放縱，亦隨時無保障。這畢竟不是自由，亦無所謂民主。蓋民主脫離其政治上建國上體制的意義，下散而為社會生活、日常生活之墮落與放縱，這只表示混亂，並不表示軌道。一旦集權專制的途徑走到決定性的狀態，則墮落放縱的假自由亦不可得矣。這便是今日大陸。
常聞來自美國方面的解析，民主是一種生活。這話不錯。在英美那種國家，國家已經建立起，政治體制已有定軌，這種説法自然是很好的，但若看我們的國家，認清我們的主要課題，則這種説法便顯得不夠。因爲它太廣泛。這個廣泛的意義，上面不能不有一個體制上的括弧。這個説法的意義是國家已經建立起，政治已有定軌下的一種說法。國家若未建立起，政治體制若未民主化，則徒宣揚這種説法，必然得不到積極的結果。這表示：若民主是一種生活，生活得像一個軌道的樣子，則必須先從種種歧出中歸復到它的政治上、建國上體制的意義。人們的意識中先要認清這主要的課題。
三
民主政體的充分實現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課題，這是建國的主要關鍵。
在此步工作上，人的理性表現是架構表現。
民主之為政治上建國上體制之意義，這是近代之所以為近代之最本質的而且是最佳之内容。科學工業好像是變數，縱使再進步一點或即未進至現在的樣子，亦不妨礙民主之所以為民主，近代之所以為近代。因爲這是知識與技術之程度問題，而不失生活方式以及政體方式問題。它固可有助於民主，亦可有助於極權。惟反之，在民主政體下，科學技術易見其較爲純正而易滋長，而且易見其學術上之獨立的價值與意義，而在極權奴化下，則便作不到。
科學與技術是人的理性之用於物，處理對象，這是對付「是什麽」方面的事。而民主則是人的理性之用於其自己，處理其自己，首先，不是處理其自己之為「自然的存在」，如醫學之所為，而是處理其自己之為一「實踐的存在」，不，為一政治實踐之存在。所以民主是屬於「人之自覺地決定其方向」這一個原則下的，屬於價值理性之表現的。
但它不同於道德。道德是價值理性直接披露於個人，所謂「德潤身」。民主政體是相應「處理公共事務」而自覺地設立的一個架子。何以要設立這個架子？因爲這樣才公道、才合理、才能保住人們的各種自由。這個架子顯然不是自然的現成物，它是需要人們的自覺奮鬥才能出現的。所以它是人的「自覺設立」是無疑的。人間不能不有「公共事務」這個領域。處理這公共事務的人自身有德有才有能是一回事，安排一個架子，讓他在這裏守著架子所定的軌道以表現其德才能，又是一回事。道德是價值理性直接披露於個人，民主政體之出現是價值理性之間接的表現，亦即架構的表現，表現而為一架子。這架子不是任何個人身上的屬性，然人們卻要自覺地設立它、維護它，為它而奮鬥。
必須記住：民主政體是價值理性之架構的表現。人爲此奮鬥，亦必須具有「理性之架構的表現」這種德行才行。這是說：為民主政體奮鬥的人，他不必定要取得行政權，即取得之，他自己亦必須自覺地遵守這個政體所定的軌道。如此，方可說這個人具有「理性之架構表現」之德性。具有這種德性之人，名曰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在中國，民主政體尚未充分實現，尚在創造之時，更需要有「理性之架構表現」這種意識與德性。在奮鬥過程中嚷民主，既得權位，卻不遵守民主政體所定的軌道，此種人即不具備此種意識與德性。因此亦不得名曰政治家。依中國的慣例說，此種人名曰權奸。譬如民初的袁世凱。
革命家是價值理性之衝破的表現，不是架構的表現。如果因衝破的行動而取得政權，遂終身據有之，且傳之於子孫，則其理性即轉爲非理性。依此，君主專制政體（所謂家天下）是非理性的。君主專制政體不是理性之架構表現。因爲最高領導原則是「力」，不是理。這個首出庶物之最高的源頭處是「非理性的」。這裏觸不得，亦不許人過問，人的價值意識不能向這裏貫注。人的意識只能順這個力向下向外看，不能返而向這個「力」本身看。只能順這個力向下向外看，便是吾常說的「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只有吏治，而無政治」。所以中國以前理性之架構表現是只在治道上，而不在政道上。在治道上之架構表現，便是中國以前關於「宰相之德與體」的觀念所表示的，宰相之德與體上之架構表現是被動的，沒有獨立性，因爲這個架構表現並沒有揚眉吐氣完全透出來，即並不是最高的。而最高的權源，則是非理性的。以前儒家對於這個「非理性的」，也想叫它理性化。但始終沒有從架構表現上立出一個政道以客觀化之，而只是想從德性上叫皇帝盡君道。因此，君主專制政體亦得名曰聖君賢相政體。到此可以看出，理性只剩下「運用的表現」，而不顯「架構的表現」，連宰相上那點架構的表現亦被運用的表現所涵蓋所吞沒。此種運用的表現運用得好（或從好處說），真能符合於聖賢二字之義，而在此德化的陶養下，人民的生活情調亦真能如情如理，即本文首段所說之「很合情理」。這裏有許多好處可說，亦有許多壞處可說。讀者只要看看唐君毅先生《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末後几章即可明白。本文對此不想多說。但自政治上言之，这種理性化究竟太弱。所以從「運用的表現」透現「架構的表現」，是價值理性實現上之必須有的一步，也是政治形態上之必然無疑的一種進步。所謂透現架構表現立出一個政道，就是要返而向哪個「非理性的」力本身看，不能只順那個力向下向外看。意識要貫注到這不可觸之最高源頭處，作一個架構的表現，不能只是道德的表現。理解了意識向「力」本身貫注，即可理解民主政體何以是理性之架構表現，亦可以理解以前儒家雖未作到這步架構的表現，然他決不與這個表現相衝突相妨礙。因爲儒者亦正是向這個「力」處用心。不過其形態較弱而已。此如最近徐復觀先生在《民主評論》六卷十二期上所講的修己治人之道之不同。這是以前儒家的一個普遍意識。不過沒有以政治法律的形態來制度化而已。而民主政體之為「理性之架構表現」正是這種意識、傾向、規模之制度化。孔孟程朱陸王復生，爲何不歡喜讚嘆？
當然這種架構表現使民主政體出現，是不容易的。你只看需要流血鬥爭而得之，便可知其不易。得之行之難，知之亦難，因爲無論是得之、行之或知之，俱需要有一種「理性之架構表現」的意識來支持。而廣泛言之，中國人即不甚善長此種「理性之架構表現」。架構表現有各方面的成就。本文當然是只就民主政體言。廣泛言之，這種精神過強、過普遍，亦不是無弊無病。但「當其分」而用之，則為必須。在科學知識上，在民主政體上，都是恰當其分的地方。就恰當其分的地方而言，中國人即常不擅長。是以不但由流血鬥爭而知其難，即就不擅長此種架構表現言，亦足見得之行之知之之不易。順以前宰相之德與體的那點架構精神，即通常所謂識大體的精神，就比較容易向這裏轉進，亦容易使我們向這裏了解。但是相應民主政體的架構精神是近代化的，而由此架構精神所確定的「識大體」亦是近代化的。這裏有一種精神内容，不是「時式」。所以需要很大的「作意」與困勉以赴之。要常常提撕警覺而不墜落，要它在生命中生根。如是，方能說創造這體制，維護這體制。
假定我們不具備這種近代化的架構精神以及此中識大體的精神，而只是被動地在感受上嚷自由民主，則於民主政體的成立以及其充分實現，常無積極的助益。當然從自由民主上說，「感受」是很重要的。因爲有壓迫，有極權，才有感受；有感受，才又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所以這種感受決不容忽視。但只是這種感受的要求，而無「理性之架構表現」的意識來支持，則常徒然無用。任何一件事之完成，都須從被動的感受引起，轉到主動的精神才行。沒有架構表現的意識，而只從感受上嚷，此亦為價值理性在自由民主方面之直接表現。
假若脫離民主政體之創造與維護而只退處於社會生活上嚷自由民主，此種個人主義名流式的自由主義亦為價值理性之直接表現，而於民主政體之創造與維護，亦常無積極的助益。因爲極權專制不必只是共黨型，有種種型可以讓你有似是而非的自由。自古權奸名流相玩以處，而敗壞風俗人心者，彰彰在目。此熊先生之所以常痛恨於奸雄與名士也（謂：政治壞於奸雄，學術壞於名士。）
面對共黨之極權奴化，大陸變色，人人皆有自由民主之迫切要求。但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人，當該常常要反省到自己是否具備這種架構表現的精神。我知道民主自由之獲得是需要流血鬥爭的，尤其對於共產黨，非用力量不可。但是自己若不具備這種架構表現的精神，則自己的生命即不算有途徑，亦必消弱反共的力量，即勝利矣，亦必仍然一團糟。中國終將走上一條坦途，不能永遠在激蕩歧出中顛倒。當政者須謀囯以忠，即不在其位之政治家思想家，發為言論，其用心與識量亦須謀囯以忠。我個人微不足道。但五六年來吾人為使中國走上一條坦途，際此遭逢大難徹底反省之時，乃深入於中西文化命脈之疏導，以見西方何以出現科學與民主，中國何以不出現而有今日之劫運，決然不走五四運動時之途徑，但相應民主政體之充分實現而期為新時代來臨備一洽浹周匝之文化背景。其辭遠，其言迂。然謂不當如此用心，則亦淺視時代之嚴重。怨天尤人，不如下學上達；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此之謂尊理性。
四十三年《祖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