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蓄意掩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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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吾将上下…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40    更新时间:2007-4-27
是谁蓄意掩盖事实
鲁品越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基地,搞现代经济哲学研究。只是从《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这篇文章看,好象哲学观点不大对头,少有实事求是和辨证分析。
鲁先生讲改革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贫困,说“只有占全国人口极少量的国家干部与企业工人才享受极低水平的免费医疗、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城市非就业人口根本无权享受。”他否认为了改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全民性医疗保险(有些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也在此范围),并且努力建立乡村医保制度。”“2001年底,全国义务教育入学率为99.1%。”,“普通农户家庭都有电话、手机、电视”……
现在生活比过去生活提高了不少,经过了近30年的和平发展嘛;我看没有人会如此闭着眼睛不看这个事实。鲁先生说“今天此君每天都在享受如此之多由改革开放所带来成果,不可能不知道此等事实,却蓄意加以掩盖,不知何故?”我说鲁先生说话有偏见,尽量贬低过去,抬高现在,没有实事求是。我看不一定是张宏良看不到事实,倒是鲁先生的认识有主观性、片面性,他是搞经济哲学研究的,应当从民谣“端着碗
吃肉,放下碗骂娘”所表现的这种普遍发生的怪现象中,想一想这是“何故”。
改革这28年的发展是比较快,生活比改革前更好,不承认这点是不对的。但是,鲁先生把事情说过了,成语说“过尤不及”,辩证法讲真理过了就转变成谬误。“全民性医疗保险”、“全国义务教育”,讲是讲了很多年,真正行动,还是在反思改革之后,去年出开始强调的事;相对而言,还是改革前实在、普及,虽然条件比现在差,但是政府尽心尽力了。改革前,人民政府为人民,是尽心尽力了的;这点正是问题的根本。相比之下,今天不少政府官员打着“改革”旗号,挖空心思为自己谋权谋利,甚至盗窃公共财产,剥夺压榨人民,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鲁先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公有制经济从占全国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几大降到三十上下,这不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吗?
鲁先生说“只有占全国人口极少量的国家干部与企业工人才享受极低水平的免费医疗、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与城市非就业人口根本无权享受。”鲁先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不可能不知道改革前农村普遍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五保户”等事实。这些保障不是随着改革,和“大锅饭”、“铁饭碗”一同砸烂了吗?在农村不需要搞福利住房,因为每家农户都有自己的住房。我可以告诉鲁先生:1957年我自愿到农村当农民,是生产队古队长把他家的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无偿给我住。
改革前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免费教育,但也基本上是免费教育,中小学就是交书本费和象征性的几角到几元的学杂费;大中专则是普遍的助学金。这点我也可以告诉鲁先生:1952年我读成都工业学校,国家除了完全供给每人7.50元的伙食费外,还按各个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补助另花钱,我评为每月补助3元。现在教育“产业化”,义务教育的去年的只是写在纸上,实际上丧失了。
所以,鲁先生的这句话——“不可能不知道此等事实,却蓄意加以掩盖,不知何故?”不应该问张宏良,而应当问搞经济哲学研究的鲁先生自己。
是的,改革前,免费医疗、福利住房、养老保障以及义务教育,都是“极低水平的”,但是,第一,都是十分普及,实在,绝不是只限于“占全国人口极少量的国家干部与企业工人”,而是凡劳动者都可享受,义务教育更是普及到全民;而现在倒真正只是少数人的享受。第二,鲁先生应当懂得要享受还需要有可享受的东西这个道理;也应该知道,改革前经济基础低,人平产值从1952年的200元上升1976年的700元,今天却是人平15000元。鲁先生如果有点经济哲学知识,就不会说改革前的社会保障水平极低,而应当认识到,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这样低的生产水平上,有这样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相对地应该说,这是世界似的最高的社会保障。
有句话说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鲁先生生活在象牙塔里,有钱买保险,也不上学,那哪能有普通百姓的感受,所以好多问题认识不到。我可以告诉鲁先生:1958年大战钢铁我当了工人,1960年月工资24元,到文化大革命时升到32.45元,有3个孩子,生活穷,但过得去,文化大革命后期,生活就大改善了。主要是有两个孩子上山下乡,不用我供养。我家属于最穷家庭。但是根据我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生活状况,可以肯定地讲,那时候劳动人民的生活贫、但不困,安定,向上,和谐,充实,觉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有希望而无后顾之忧。所以,不管鲁先生相信不相信,我全家和许多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了的人,真正留恋那时虽然贫穷但是愉快的火热的生活。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官员有也象那时的干部那样为人民尽心尽力,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会比今天的生活好。
对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不少文章从各方面作了介绍分析,有不同说法,从中共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的情况看,改革前后的发展速度差不多,准确点说,慢不了多少。资料在哪里,我就不打算再具体谈了。鲁先生是搞经济哲学研究的,我想从这方面和鲁先生共同做点分析。
鲁先生可曾注意“人平产值从1952年的200元上升1976年的700元”这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这期间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应该是知道这些数据的,可能没有注意,没有去分析。现在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考虑到解放后新增加的人口到改革前大多数没有形成劳动力,所以劳动者虽然增加工资,但劳动力价值基本没变,这样人平年剩余价值1976年只比1952年大概增加400元,我们便有了可以改变那种为了长远利益的高积累增长方式为生产生活两兼顾的双增长方式的物质条件。即使这400元中只拿出100元来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人民生活水平到现在也会提高若干倍。
还有,改革前新增的大多数没有形成劳动力的人口,将从被社会供养的消费者转变为改革后的生产者,这一转变,必然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又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
再一点已经被实事求是的人讲到了,这就是我国生产已经从农业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工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都越来越高,这必然要越来越快地加快社会财富的增长,使人民群众越来越富裕。
以上不是设想,而是有事实作根据。请注意我前面说的:我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生活就大改善了。主要是有两个孩子上山下乡,不用我供养。”事情很清楚,我原来是一个人供养五口人(如果是现在,肯定无法生活),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两个孩子不要我供养了,我家生活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因为一个人只供养三口人了,而那时的物价几乎是不变的;如果三个孩子都工作(大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时间就到505厂工作)了,我家的生活水平将提高多少倍,这只要有小学生水平就可以算得出来的。就算他们都聚妻生子,不供养他们的父母,我一人也只供养妻子连我共两人,不考虑升工资的因素,比供养五口人时的生活好一倍多了。
偏见胜于无知。鲁先生和许多知识精英由于偏见,甚至连年轻人都认识到的“老一辈是奉献的一代,年轻一代是享受的一代”的事实,都认识不到;也不知道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常识。因此,不知道我劳神费力地写了这些能不能帮助他们明白事理,且看他们如何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