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死亡经验》连载1

《我有死亡经验》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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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灵魂脱离身体，回头看顾自己时，竟发现那仅仅是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

在穿越一条长而漆黑的隧道后，一种难以言喻的光芒包围住贝蒂全身；在这光明里，有许多永恒的朋友前来开启记忆，还有信仰一生的上帝解答种种疑问。至此，才蓦然惊觉，原来现在的灵，才是真正的自己......

你怕死吗？作者贝蒂.伊娣以她的亲身经历，将带领你走一趟死亡之旅，共同探究生与死之谜！

《我有死亡经验》这本书含括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千年来许多先知和精神领袖欲传达的理念。濒死经验使贝蒂。伊娣了解到某些非人世间所能知道之事。本书具有改变你生命的能力。

作者：贝蒂·伊娣

译者：林晓梅

出版：希代书版有限公司发行

无人知晓，死后的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或者是一切都不存在的虚无……

死亡的阴影渐渐爬上胸口

事情似乎不对劲。

就在几分钟之前，我的丈夫乔伊才刚离开，我就已经有不祥的预感，觉得心神不宁、毛骨悚然。

我必须单独在医院病房中过夜，那几乎是最骇人的挑战。我开始胡思乱想，死亡的阴影渐渐爬上胸口。已经许多年不曾有的念头，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浮现

时间是1973年11月18日晚上。

我入院的原因是部份子宫切除手术。身为七个孩子三十一岁的母亲，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毛病，健康状况良好，我选择了接受医生的建义。我和丈夫乔伊一致认为，这是明智的决定。

我并没有改变主意，只是心里突然有些不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结婚之后，我们很少时间分隔两地，总是一起过夜，我想到亲密的一家人。虽然家里有六个孩子（我们有个女儿死于婴儿猝死症），我们却从不厌烦地眷恋这个家，即使在（约会的夜晚），我们也待在家里，而让孩子们来安排一切。他们有时布置烛光晚餐，柴火在壁炉中迸着火星。还有美妙的音乐——或许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会选的音乐，但无损浪漫气氛。我还记得有一晚，他们在茶几上摆了中国菜，放置松软的大枕头充当坐垫，调暗了灯光，和我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吃吃窃笑地上楼去了。

乔伊和我在人间找到了天堂。

有乔伊这样体贴、充满爱心的伴侣，我应该感到十分庆幸。为了我开刀，他待别请了假，在我入院之前陪我，并且打算在我出院后，待在家里照顾我一个星期。

他和我们的两个大女儿——分别是十五、十四岁——已经计划好丰盛的感恩节大餐。

但那种不祥的感觉愈来愈强烈。

或许是病房里太黑，我从小就怕黑。要不然就是以往的经验使然——多年以前在医院一次濒死的遭遇，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许多疑惑。

我四岁那一年，父母刚分开。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个白种男人所能做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那种年代娶一名印第安女子。）他是浅色头发的苏格兰人，她则是纯粹的苏族印第安人。

身为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的我，还未有多少时间亲近和了解双亲，他们就已经分手了。家母回到保留区，而家父则进城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当时，我们兄弟姐妹有六人住在天主教学校宿舍。

我住进学校舍的第一个冬天，染上很历害的咳嗽，经常打颤。

四十名女孩子住在一大间房里，我记得一晚我下了床，爬上我姐姐茱艾思床上。我们抱在一起掉眼泪。当时我发着烧，她非常担心。一位修女巡夜时逮到我们，于是硬要拉我回到那张汗湿阴冷的床上。茱艾思想说服她，我已经生病了，但却不为采信。

到了第三晚，我终于被紧急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我得了百日咳、肺炎第二期，他叫护士联络我的父母。我在病床上高烧不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间听见他告诉她，我熬不过那一晚。

这其间我曾感觉有人轻拂我额头，于是我张开眼睛，看见一名护士模样的女人俯视我。她摸摸我的头发，说道：“她还只是个小娃娃。”我永远忘不了她温柔的言语。我沉入被子里，满足而温暖，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了。

医生的声音吵醒我，他说：“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失去她。”然后，被单拉上来盖住我的脸。

为什么来不及了？我转头四下张望。

虽然被单遮在我脸上，我却毫无困难地看见医生和护士站在床边。房间四周充满了亮光，比原来要亮得多，这张病床似乎也比先前大。

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在这张白色大床上，我像只棕色小虫。”医生转身准备走开，而床边似乎多了一个人。突然我不再是平躺在床上，被抱了起来。抬起头，我看见一个有着美丽白胡子的男人，他抱着我，正注视着我。

他的白胡子令我着迷，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有那样漂亮的胡子——纯白、光洁、闪亮，亮光来自胡子里。我咯咯笑起来，用手指缠绕它。

当时的感觉十分平静，和他在一起好极了。他轻轻摇我，用他强而有力的臂膀支持我，即使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却完全不想离开他的怀抱。

“她又开始呼吸了！”护士大叫，医生快步回到房间。

可是我发觉这已经不是刚才的房间，它又小又暗。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移来这里，而且，白胡子的人也不见了。我好害怕，身体发烧流冷汗，全身都湿透了。医生打开灯，他们把我挪回原来的地方。我父母赶来时被告知，他们差一点就失去我。实在令人困惑，我的意识似乎一直是清楚的，为什么说差一点失去我？无论如何，能再和父母见面真是太好了，他们是我所熟悉，并且爱我的人，和白胡子男人一样。

然后，我问我的父母那人是谁，他们一脸茫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把事情从头说一遍，“医生说来不及了，那个有着发亮白胡子的男人来抱起我。”结果他们还是说不出所以然。他们一直不能解答我的疑问，于是，这样的经历陪伴我度过童年。那种记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而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能再一次感受到在他怀中那种平静、安详和快乐的心境。

在孤独黑暗的病中，我试着唤起童年的那段记忆。

因为很早就和父母分开，所以我特别怕黑。现在，病房里更有一种奇怪气氛，死亡似乎从每一个角落涌上来包围住我。

它充塞在我脑海之中，我只能想到死亡。死亡。死神和上帝，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另一边等待我的是什么？

如果我明天死了，将有怎样的发现？

永恒的毁灭？

最后的审判？

永生？

我不知道。

上帝是什么样子？

我只希望他和我早年在寄宿学校中所学的，完全不相同。

我仍能清楚记得第一所学校，它高耸的砖墙和阴冷的教室。粗大的铁链隔开了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也分隔了校内和校外。

我们被锁在里面，和外界隔绝。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那一天早上，我的兄弟被带往男生宿舍，我们姐妹却被赶往另一幢建筑，他们回头看着我们时，眼中流露出惊惶与无助。我的心几乎要碎了。

我和两个姐妹被带到小房间，修女用药替我们除虱子，并且剪短了我们的头发。

然后每人发了两套衣服，这星期穿一种颜色，下星期再换另一种颜色。严格规定制服的目的，是为了易于辩识逃走的人。

我们的大姐莎玛——大家都叫她“姐”——被带往另一个房间，和其他年长的女孩住在一起，和我们分开了。

第一晚，我、茱艾思和其他女学生鱼贯进入我们的房间，站在床前等修女吹哨子。

听见哨音，所有的人就必须立刻爬上床，电灯随即熄灭，房门由外面上锁。

被锁在一间乌黑的陌生大房间里，年幼的我可被吓坏了。我在黑暗中发抖，直到睡眠慈悲地使我失去知觉。

到了星期日，所有的孩子都要上教堂，这样我和姐姐们才有机会远远地望见我们的兄弟。

第一个星期日，我在拥挤的人群中，伸长了脖子想张望他们，后脑勺却被敲了一记。我回头看到一根长长的棍子顶了一粒球，修女们用它来纠正我们在教堂中的不当行为。

往后我经常被她修理，我不懂那球代表什么意思，而该跪下来时，我也被那些棍子顶了好几次，但只要能瞄到我的兄弟一眼，挨罚也是值得的。

在那里，我们认识上帝，听到许多以前想像不到的事。

他们说我们——印第安人——是异教徒，有深重的罪孽。然后，当然啦，我就相信了。我们被告知，修女们应该是上帝的使者，她们是来拯救我们这些人的。

我的大姐莎玛经常被她们用小水管抽打。她被子迫向执刑的修女道谢，否则就要再受到处罚。

这些人是上帝挑选的仆人，我当时深信不疑，而因为她们的关系，我非常畏惧上帝。

加上他们所教导我们认识的上帝，使我更加害怕。他是那么愤怒、不耐烦，充满了权威，他可能在审判日毁灭我，要我下地狱——甚至不必等到审判日，只要我不慎激怒了他，后果便不堪设想。

这位寄宿学校的上帝，是我永远不希望碰见的。

看一眼墙上的大钟，我发现乔伊才离开几分钟而已。

洗涤槽上方的小灯，微弱的光线正好使房间充满了阴影——像往日恶梦在我的想像力中玩的把戏。我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情形，让自己平静下来，否则这将会是最漫长的一夜。

于是我力持镇定，拼命回想愉快的事。。”

一道光芒开始闪动。卫理工会所经营的博德印第安学校。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天在学校门口看到的牌子，上面写着——无远见则人们灭亡。

在城里见多了（狗和印第安人不准进入）的牌子，我认为这也是指印第安人而言，当然，既然它是一间学校，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增广见闻。

博得印第安学校比我原来的寄宿学校，实在好得多，它给学生积极光明的教导。我们在较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老师乐于亲近学生。

我明白了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他不再是原先愤怒严厉的上帝，这里介绍我们认识的，是比较开朗愉快的上帝，我们的幸福便能取悦他。

我们必须过一阵子才能习惯，祈祷时要大声叫出阿们和哈利路亚。

虽然我认知的上帝有不同面貌，有许多方法可以荣耀他，心里却仍然相信在我死后到主面前，他会处罚我。

夏天时，我到路德会和浸信会的教堂礼拜，偶尔也去救世军那里。总之，我去礼拜似乎是唯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

我渐渐长大，对上帝的好奇心愈来愈强烈，因为我意识到他在我生命中占了极重要的部分。我并不知道原因，也不了解自己成长后，他对我的影响。

借着虔诚的祷告，我希望亲近他，得到问题的解答。可是我不觉得他听见了我的祈祷，我的问题从未得到回应，平白消失在空气中。

十一岁那年，我鼓起勇气询问学校威仪的女总监，她是否真的相信上帝存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如果有人知道答案，那必定是她无疑。没想到她非但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打了我一巴掌，怒斥我竟敢怀疑他的存在。

她要我跪下来，祈求主的原谅，我立刻照做了。但现在我知道因为我缺乏信心，注定要下地狱——因为我质疑上帝的存在。我确定自己是万劫不复，不可能得到原谅的了。

夏天快结束时，我搬回去和父亲同住，尝到了恐惧的滋味。

一晚上床之后，我掀开窗廉，望着天上的星星，仰视飘过的云，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习惯。

突然，我看见云端射下一道光芒，它左右摇摆，像在找我们——找任何人。

我肯定这是基督再度降临，于是扯开喉咙尖声大叫起来。

他们说，他会像梁上君子般，在夜半悄悄出现，带走好孩子，烧灼坏孩子。

我父亲花了数小时才使我安静下来，他告诉我那只是镇上嘉年华会广告用的探照灯。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探照灯光束。之后我拉上窗帘，许久不再看星星。

寻找上帝本质的心倒是继续下去，我参加了许多教会的礼拜，背诵了不少圣经新约上的经文。

我开始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和身体会留在墓穴中，直到最后审判日，当基督降临，好人会起来和他在一起之类的事。但经常这么想着，我心里仍然害怕死亡，以及死后的一片黑暗。

寂寞像一张重重的毯子

病房的窗帘是垂下来的，是我把它们放下来的吗？

我再看了墙上的钟一眼，然后，几乎起身查看它是否已经停摆。时间好似完全静止了一般。

护士会来探访我吗？我迫切需要和人说话。

或许这个主意更棒——我何不打电话回家？

伸长手拿话筒，不久之后，我听见线的彼端铃响了。我们十五岁大的女儿朵娜来接听，她立刻问我好不好。

她关怀的口吻令人宽慰，我告诉她一切还好，只是我有些寂寞。

“爹爹还没回到家。”她说，我的心猛往下沉，实在很想和他说几句话。“妈，你不要紧吧？”她问道，感觉出我有些沮丧。

“嗯，我很好。”我回答，但我心里真正想说的是——“拜托，找到你爹，叫他回来！愈快愈好！”我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话筒里传来孩子的童稚声音，“我要和妈讲话。”“嘿，把电话给我！”“我要告诉爹！”家里的声响让我感觉好过了些。

后来的半小时，我忙着轮流和他们道晚安。可是一挂上电话，寂寞又像一张毯子般重重落在我身上。

房间里似乎更暗了，而家和医院的距离像不止是在城的那一头，而像有几百万里远。

家人就是我的生命，离开他们的感觉令我伤心害怕。不过，当我一一想着孩子们——当然，还有我的丈夫乔伊时，心情似乎平复了些。

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在数小时之后，我将不在乎能否回家和他们团聚，甚至很想恳求不必回到那个家里去，我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

由于童年就失去了家庭温暖，我一直认为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可以替代我原来的家。当我结婚时，在心里承诺，家将是我的生活重心，是人生最主要的避难所。我答应自己要爱丈夫，和他斯守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必担心父母分离，可以信任我们总是在一起。

十五岁那一年，我被送往与母亲同住。

我父亲认为成长的年轻淑女应该和母亲住，不再适合寄宿学校，或留在他身边。

既然母亲全天工作，她也觉得需要一名保母，所以我离开了学校，留在家里照顾最小的妹妹。

天天待在家里，眼睁睁看见邻居孩子早出晚归去上课，我开始自怜起来。

其实当时我还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可是我知道自己失去交朋友的机会，也想念其他的兄弟姐妹。

要不了多久，我有了结论，解决我产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赶快嫁人，组织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觉得自己老是为别人付出，为别人而活，失去了寻找个人幸福快乐的权利。

属于我的衣服，属于我的床，属于我的家——这是我要的。我还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不论生活有什么变动，他都会永远爱我。

所以，在这种心态下，我疯狂爱上隔壁男孩，第二年春天就嫁给他，实在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父亲极力反对，然而我和母亲同住，她却加以支持。

十五岁的我，非常天真，完全不明白家庭是沉重的负担和责任。

应该说两个人都不成熟，加上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婚姻维持了六年便告结束。

我的梦想破碎了，带着受伤的灵魂，需要极大耐性和爱心才能治愈。

我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女儿——朵娜和夏蕊；我的儿子——葛林；我最小的女儿——琴西雅，而她没有活过三个月。

离婚后那个圣诞节，我在舞会上遇见乔伊。他当时在内华达州利诺的空军基地，我也住在那一带。乔伊不巧也离婚了，而相处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他和我的家庭背景相仿，都有对家庭温暖的强烈渴望。我们似乎一见面就十分投缘，就连我的孩子也舍不得和他分开——一开始时，可能比我更严重。要不了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这婚姻从起初就圆满得令人难以相信，乔伊的温柔是我以前想像不到的。对于孩子，他非常有耐心，适当的管教，使孩子对他又敬又爱。每天他下班时，他们争着要第一个迎接他，有时甚至吵起来。他们开口就喊他（爹），他当之无愧。

一家团聚的强烈意愿，加上心态日益成熟，使我们共度许多年的晨昏。

不管搬迁到什么地方，不管个人要做多少调适和牺牲，我们总是秉持一家人在一起的意念，不计任何代价，尽力化解所有的困难。

一切以家庭为先，个人则是次要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乔伊调职至兰道夫空军基地——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电脑正渐渐斩露头角，愈来愈重要，乔伊被指派学习程式设计。待在德州四年期间，我生下两个儿子——小约瑟夫和史都华，杰弗芮。

美梦成真，我们生活得幸福丰足，我们不但有一辆新车和一幢新房子，而且，还有中央空调冷气系统。孩子们满厨子新衣服，我又能在家里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真是上帝赐福保佑啊！

童年的寂寞，寄宿学校的可怕经历，似乎都已离我远去，我感到十分快乐，然而，在沉思冥想中，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仍少了什么。

我还是祷告，但和上帝的距离似乎遥远陌生，我对他充满了惧怕。

他对我的祈祷偶尔有回应——例如我离婚之后，祈求有爱心有耐心的人协助我扶养孩子，他带领我遇见乔伊。我相信上帝是公正并且爱他的孩子——除了他嫉恶如仇的愤怒本质之外。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把他的爱带入生活，和我的家人分享。

于是我和乔伊讨论，同时建议全家上教堂。他不怎么热心，由于早年的境遇，使他对宗教感到疏离冷寞。我尊重他的感觉，却还是想办法让家人有共同的信仰。

结果我们参加了附近的教堂的礼拜，感到不满意，这了一阵子，我也就不再保积极。

有好几年，我对宗教的信仰处于懵懵懂懂、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

护士走近病房，打断了我的回想。

她拿了一只小杯子，装着安眠药，我不愿意服用。

由于以往不愉快的经验，我对各种药品都十分排斥，头痛不舒服时，我也不会服用阿斯匹灵，宁可忍耐。

转身离开，她带走了药，留下我继续沉思。

在夜的寂寞里，我想到数小时后的手术。手术会不会顺利呢？我听说有人死在手术台上。我会是下一个牺牲者吗？

阴森森的墓地浮现在我脑海中，墓碑下的棺材中，骷髅头的脖子上挂着十字架。

我开始怀疑，死人为什么要戴上十字架。是向上帝示好吗？或者正因为他们罪孽深重，所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地狱恶鬼纠缠？

鸡皮疙瘩爬上我的手臂，我愈来愈恐惧不安，病房里是那么黑暗，我伸手按铃呼叫护士。

“那些安眠药方便给我吗？”我问她。

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不过还是把药取来给我。

我服了药，向她道谢。她调暗了小灯，走出去，在身后关上门。过了一会儿我才渐渐有了睡意，然后我祷告，终于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