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思想一大误区：单一因素决定论----转自“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从牛顿力学到所有制决定论
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学术研究及综合国力赶超昔日之中国、走在世界前列，英国大科学家牛顿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力学研究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功不可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和历史的局限，牛顿自认为他找到了决定整个宇宙自然界运动的唯一根本决定因素，这就是万有引力。牛顿为了“彻底”解决“第一推动力”的问题，甚至提出“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这个似乎最为“彻底”即不留任何“漏洞”、但是却明显违背要依据和尊重客观事实这个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观点。
通常把牛顿的有关思想归纳为：已知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就可以由此确定该系统状态如何随时间而演化，即可确定其他任何时刻系统的状态。牛顿力学由此给出一个完全确定的“决定论”的宇宙图景。这接近于东方古代的轮回转世说：个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被前世所决定了。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兹1847年在《论力的守恒》中说：“我们最终发现，所有涉及到的物理学问题都能归结为不变的引力和斥力”，“只要把自然现象简化为力，科学的使命就终结了”，“整个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溶化在力学之中”。与此相似，爱因斯坦提出“统一场论”也是力图找到宇宙自然界中唯一的最终决定因素。
这里其实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首先，牛顿力学是人类所创造出的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和人类创造出的整个科学一样，都只是人类的认识结果，它们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们符合普遍的事实并可以在运用于观测实际事物时能做出正确的预言，但这都离不开人类的发明及对这些学说的运用；其次，自然界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的因素，能由此出发去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对自然界来说是如此，对人类社会来说就更是如此。自然界无疑极为多样而复杂，但是人类社会的多样复杂程度是自然界所无法比拟的。
这就是说，牛顿的著述中除了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惠及后世之外，还有并不科学甚或很不科学的成分对后世产生影响，尤其是其单一因素决定论，而这种观点的背后恰恰有基督教一神论即“上帝决定论”的影子，或者说就是“上帝决定论”本身。这对此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也力图去寻找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唯一根本性因素，包括卢梭的“私有制决定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规律决定论”、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决定论”、马克思的“经济（或所有制）决定论”等等。这固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发展进步，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从深层次上阻碍了人们对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获得完整正确的认识。
单一因素决定论是指整个世界具有唯一的根本决定因素，也即一元决定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主张二因素或多因素决定论就是陷入自相矛盾的二元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就不符合追求逻辑推理彻底性和简单性的科学精神。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去到人类的精神当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唯一根源是完全错误的，是头足倒置的，人类社会变化的根源只能到人类社会的实际社会历史发展中去寻找，而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实际就是经济活动、经济生活，所以他毕生全力研究经济学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学说尽管有某种根本不同，它比黑格尔学说的正确因素要多不少，但是在认为只有唯一最终决定因素并努力寻找这个唯一因素这一点上，两人又没有根本区别。鉴于单一因素决定论的明显缺陷，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学术界主流逐步放弃了这种思路和尝试，波普尔等甚至对之严加批判。不过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要实行彻底的“公有制”就必然要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既能永久消除经济剥削及其根源，也能彻底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就意味着要最终取消并永久取消商品生产和与之必然相连的货币，因为在他看来，商品生产和私有制密不可分，有私有制存在就必然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从而必然有经济剥削和贫富悬殊。毛因此坚决贯彻实施马克思学说，认定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彻底消除经济剥削的关键就在于实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经历了极左时期的人们都知道，那时才是真正的“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连吃鱼吃肉都是奢侈。中国现在的贫富悬殊现象确实比那时要严重得多，问题是极左时期是全民贫穷，除了极个别贪污腐败特权分子，几乎没有任何人谈得上富裕，更不必说富有，而现在至少几乎没有人饿肚子，满足温饱甚至初步富裕的人占多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严重和极少数人暴富、收入差距过大。换言之，极左时期是整体水平极低的社会公平，现在则是在整体水平比较高基础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
一方面，任何国家实际的所有制形态远不是“公有制-私有制”二分法这样简单，另一方面，所有制形态与收入差距只有部分的关联，而非全部关联，因为还有其他多种制度手段可以调控收入差距。彻底的公有制设想似乎十分理想，但那是严重违背客观实际、很不科学的假设或空想。在局部范围（例如军队）和局部时间（比如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状态下）之内，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化和公有制：一切公有、一平二调。但是在人类正常社会生活的状态之下，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这种彻底的公有化及公有制，更不必说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详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及“学说连线”网站“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文）
必然导致全民贫穷的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无疑不可取，而导致贫富悬殊的经济体制和腐败严重的政治体制无疑也不可取，出路只能是在实行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全面、多级的分配体制并逐步增加政治领域的透明度和民众参与度。
所有制问题本身只涉及一次分配，而不涉及二次甚或三次分配。二次分配是指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而三次分配是指在捐赠回报中助推社会公平。我国第三次分配启动较晚，个人捐赠2005年人均仅2元人民币，而美国为人均522美元；我国社会捐赠总额只占GDP1%，而美国高达10%，捐赠总额达6000亿美元。这是美国的贫富悬殊现象总的来说比我国要轻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欧各国、尤其是北欧各国的社会分配制度目前最为完善合理，收入差距相当小，社会问题也相当少。我国目前有关的制度安排（即立法）仍不健全、人们的观念没有跟上、没有形成捐赠光荣的社会风气等因素。
换言之，除了一次分配之外，还有二次、三次等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这些都是理当运用的正常和有效的制度手段和安排，是和一次分配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是全人类共享的智慧和发明。目前我国正采取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薪和社保待遇、提高最低工资等举措，并且酝酿采用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的劳方和企业方（称之为“资方”欠妥，“资方”一词出自于“资本家”，是19世纪时工厂所有人与经营管理者同为一人的产物，现在企业所有人主要是股东即投资者，而企业经营管理者也是“打工者”即受聘者、受雇者）集体谈判确定工薪待遇的制度性做法。这些是使一次分配趋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说明所有制本身远非决定一切的因素。而为了“彻底消除经济剥削”完全取消“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犹如“泼脏水连婴儿也一起泼出去”，取消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思想认识滞后和知识结构陈旧，把贫富悬殊严重这种现象简单归咎于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本身，甚至想走回头路，这显然是毫无道理、完全行不通的。
马克思经济学说除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有严重缺陷之外，在对微观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及复杂性、经济竞争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等问题上的认识都存在一系列严重缺陷甚或空白。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稀缺原则”当做唯一最根本的原则也是没有跳出单一因素决定论的窠臼，同样存在一系列严重缺陷。这些都需要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加以解决。
人类社会的问题极为复杂多样，尤其是至关重要而又无所不在的利益问题尤为复杂棘手，以为可以找到最根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想用简单的理论学说和简单化的做法去当做解决人类社会所有问题或主要问题的万能钥匙，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是思想上偷懒和无能的表现。正确和可取的做法是真正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不再拘泥于“所有制决定论”那种简单化、存在严重缺陷的理论。
顺便指出，我国目前常说“按客观规律办事”或“按科学规律办事”其实都是不准确、不恰当的表达，也很难译成外文，即便硬译成外文别人也不大懂。（详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一书第四章第五节及“学说连线”网站“人类不受任何规律支配”等文）准确的表达应当是“按照科学原理（或原则）办事”。原理或原则就是基本目标和方向，比如社会公平是一个基本原则，应当按照这个基本原则办事、逐步充分落实这个基本原则，同时必须兼顾经济效率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两个基本原则。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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