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次起伏

一、争论
1929年1月红四军出击赣南后，每日行军打仗，军情紧迫，环境恶劣，常要开会讨论红军行军方向。为避免机构重叠、麻烦误事，红四军前委决定军委暂时撤销，将权力集中于前委。后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和地方事情多了，前委兼顾不过来，于是决定成立中共红四军临时军委，指定刘安恭为军委书记。
刘安恭是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加入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回国后，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他不了解红军的历史和斗争情况，盲目搬用苏联的那一套做法。一上任就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作出决定，限制前委权力，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前委是代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区域地方工作的特殊机构，其成员和书记均由中央指定。刘安恭主持作出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一到红四军就乱发议论，甚至在红四军党内制造派别，矛头直指毛泽东。这就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毛泽东也有感觉，主张撤销临时军委。这样，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便展开了。
二、分歧
与此同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业已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随着设立军委争论的展开也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管事太多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主张“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党所过问的事情是要受限制的”；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有些在旧军队呆过的人，惯于用旧军队那套办法管理部队，动不动就对士兵打屁股、关禁闭，滥施肉刑、枪毙逃兵的事也时有发生，使官长与士兵关系紧张。
红四军军长朱德认为毛泽东个性太强，喜欢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对刘安恭的意见，他也是支持的。身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兼党代表的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他深深感到，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停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加以纠正和解决，势必妨碍红四军所肩负的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也妨碍红四军本身的发展。他一直在焦虑地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6月8日，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沙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担负不起自己的政治责任，请求马上更换前委书记。会议虽然决定取消红四军临时军委，但争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分歧意见有日益发展之势。会议还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自己的意见各作一文，在《前委通讯》发表，供大家讨论。
三、撮合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白沙会议决定，将自己多日来思考的问题写成一封信，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归纳成14条表现，并对产生这些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毛泽东的信发表后，红四军党内军内的争论更加广泛和激烈起来。这期间，军部曾在龙岩小池召开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会议，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虽然表示过不担任前委书记，但他仍然是红四军党代表。这样重要的会议，竟然不让他参加，使他感到气愤。
刚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不久的陈毅，和毛泽东一样，对红四军党内军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也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毛泽东和朱德争论的双方，都各有道理，也各有缺点。双方都克服各自的缺点、毛病，不就行了？何必争个你高我低？他曾当着毛泽东和朱德的面说：你们争论的双方，好比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就像是晋、楚之间小小的郑国。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还是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一致。
四、落选
6月22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前委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召开全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争论问题。
“七大”会场设在龙岩城内的公民小学校，由于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意见不一致，代表们公推陈毅登台亮相。他在报告中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坦率而又客观、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的意见就事论事，并没有深入分析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作的结论也没有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对争论的双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大会在讨论前委组织机构时，决定毛泽东和朱德仍按中央指示为前委委员，另外选举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5人和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各1人为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于毛泽东的观点未被多数人接受，加上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常常严厉批评甚至训斥一些团、营级干部，所以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五、休养
红四军“七大”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次大会停止了争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一些争论的问题作了结论，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停止争论这点是有功劳的。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意见分歧仍然存在。毛泽东由于落选，心情很不舒畅。会议结束时，他再次请求离开前委，希望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学习和休养一个时期，在未得到中央通知前由前委派他到地方做些事，换一下环境。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将自己的坐骑交给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份，由夫人贺子珍和蔡协民、曾志夫妇陪同，7月8日离开龙岩城，步行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
毛泽东虽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军队的细微变化。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同志和战友。这种关心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作风，使周围的同志很受感动。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心为了革命的。
六、转机
毛泽东落选后，又患上了疟疾病。疟疾病当地又叫“打摆子”。
病发作起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热无常。贺子珍百般照料，嘘寒问暖，端水递药，在治好他“打摆子”病的同时，也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
一天早晨，警卫员陈昌奉风风火火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陈毅同志看你来了！”
“不见！不见！”毛泽东摆摆手。
还未等到陈昌奉回去传话，陈毅已经来到跟前：“今天，我是当学生来了，不请便到！”
毛泽东示意他坐下。
“唉，一言难尽！”陈毅坐下道：“不到前委书记这个位置，我是体验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红四军‘七大’开得不妥，在这种无原则面前，不该搞什么投票选举！我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恳请你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回答说：“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接着又向毛泽东通报了敌情，道：“7月下旬，闽、粤、赣3省敌军向闽西苏区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红四军。形势严峻。加上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削弱，恐怕很难担负起这些重任。”
毛泽东道：“有一定的认识就好！”
陈毅又以征求的目光问：“大前天，红四军前委得到通知，要派一人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我很想去，借机把我们红四军目前的处境和问题向上级反映一下。你看有没有必要？”
毛泽东思索一下道：“你可以去，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9月中旬，出击闽中的二、三纵队失利返回闽西，与留在闽西的一、四纵队会合后，于9月21日凌晨一举攻克上杭县城。朱德此时既是军长又兼代前委书记，军事、政治工作都要管，实在忙不过来。加上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党的工作削弱了，军队政治工作也削弱了，平均主义、极端民主等错误思潮越发泛滥起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朱德对此深感忧虑。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要“趴窝”。很多地方失控，有令不行，这时他才想起毛泽东当时言中的问题来，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在“七大”中的失误，并想着力整顿。于是，在攻下上杭后，9月下旬在县城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由于毛泽东和陈毅都没有出席大会，会议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这次大会“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以无组织状态结束，毫无结果”。会上，许多代表强烈不满，要求将毛泽东请回前委来主持工作，朱德也觉得能力已尽，便爽快地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就过不了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等遂联名给毛泽东写去一信，敦请他“出山”。
七、来信
陈毅一路奔波辗转到达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情况的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周恩来对红四军的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着重指出：“朱毛二人都要留在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意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周恩来看完后，一字未改就签发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同时考虑到，陈毅回红四军可能遇到的处境，准备调他到广西左江或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陈毅说：“红四军‘七大’没有开好，我有责任！我回去做好工作，请毛泽东复职。我完成这个任务后，可以听中央调动。现在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复职，我走了不好。”
周恩来完全理解陈毅的心情。他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嘱咐说：“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八、认错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到广东大埔，正好遇上由闽西出击东江的红四军，与朱德等会面。陈毅先向朱德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朱德表示赞同中央的意见，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接着，他们指挥红四军攻打梅县，经寻乌、安远返回闽西。11月18日，前委在上杭县官庄召开会议，陈毅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给仍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写去一信。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趟，我们的争论问题解决了。‘七大’是我本人犯了一次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包括朱德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来信，很是高兴，不计前嫌地赶到红四军前委驻地长汀县城，与陈毅会了面。
陈毅沉重地检讨自己说：“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红四军的两个团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制止军队的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
陈毅对自己的错误承认得如此坦率，不加掩饰，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紧紧握着陈毅的手说：“人都会犯错误的！知错就改都是好同志。我是做政治工作的，要纠正军队中的错误，也只有靠政治工作，靠各级党组织。”
九、出山
11月28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红四军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做好准备，召开全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当晚，毛泽东提笔给中央写去一信，兴奋地说：“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见已完全达到……”
为贯彻中央来信精神，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红四军4个纵队集中在连城县的新泉进行整训。在整训期间，毛泽东是非常注重和善于调查研究的，对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的每一个问题从表现的形式、产生根源及其危害、纠正的办法及措施等，都理得清清楚楚，而且是一针见血，见解极其深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20多人。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案》)。根据中央指示，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1人和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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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外书摘》 上传日期：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