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国呼唤大政治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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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正气》新思考系列之九

  体解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接臂抵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干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闲气定,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轻试以幸功,此真才也,世鲜识之。

  ——吕坤《呻吟语》

  按: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多位朋友问起对时局的看法。就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从历史大势看,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转型的前夜。过程可能极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黎明并非美国。也可以肯定的是,转型需要伟大的思想指导。正像《凤凰周刊》副主编玛雅女士访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先生曾探讨到的:“当今中国需要伟大的思想”。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也需要伟大的政治家。

  本文写于2006年11月,是提交给《中国改革开放28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特别论文,原题为《从大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向何处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并明确提出从农村开始改革的具体思路。在稍前热身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构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旗帜鲜明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就这样郑重掀开!

  弹指一挥间,二十八年过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经济方面,从1979年到2005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6%,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世界同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跨过2万亿美元台阶,跃居世界第四位。“赶欧”正变成现实,“超美”可能也不是幻想!

  如日中天乎?不——中国在经济上的潜力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五年前,当中国加入WTO时,最时髦的说法是所谓“狼来了”,尤其汽车业,“狼来了”的高喊十分时髦。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只狼吧,2001年,即入世当年,中国汽车产量只有233万辆;一年之后,中国汽车产量达到315万辆,增幅高达40%;又一年之后,中国汽车产量达450万辆,增幅高达45%;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将达到700万辆;瞩目2010年,中国汽车产量可望达1000万—1500万辆,把美国甩到屁股后边,成为汽车生产第一大国。谁是狼?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的中国”!尽管目前中国汽车业总体上还是“中国打工造汽车,外国贴牌赚银子”,但狼的潜力,谁能小觑?

  既有成就巨大,将有潜力非凡,原本应该高唱“咱们的中国”,但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向何处去及怎么去却发生了疑惑,产生了争议,导致了论战,仿佛又到新的十字路口。2004年8月,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题为《顾雏军的七板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郎咸平不但毫不客气地指出,顾雏军是“借鸡生蛋”的骗子,而且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进一步对主流经济学家高调批评,由此引发持续近两年并且至今余音绕梁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顾雏军倒了!但改革仍然得到支持,最高领导层明确表态。2006年3月6日,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随着最高领导层的表态而化作轻烟,就是对最高领导层的表态,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即便肯定乃至坚定改革的方向,改革什么以及如何改革,也仍然是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公说公的一套,婆说婆的一套,更不用说中国向何处去及怎么去这样的宏大问题了。

  只有目标上的清晰,才有实践中的坚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为了真正廓清有关中国前途和改革开放向何去处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必要站到大历史的高度来俯瞰一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安石说得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时,毛主席作了一番上溯,由三年以来上溯到三十年以来,最后上溯到一八四零年: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也必须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此之前,中华社会或被认为停滞不前,或被称为原地踏步,反正是超级稳定,自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不变,政治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经济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科技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虽也改朝换代,但大体稳定,用毛主席的话说,“百代犹行秦法政”。好比今天的美国通过选举换总统一样,从林肯到布什,总统是流水,政治结构是铁打的营盘。

  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中华历史的超级稳定迷惑不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远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类似的疑惑,在斯密看来,至少马可?波罗游历中华后的五百年中,中华历史是在原地一二一。有意思的是大哲学家黑格尔,干脆把中华民族排除在所谓“世界民族”之外,压根儿不是“历史的民族”。

  事实上,如果不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把中华社会强行拽入“欧洲化”的轨道,中华社会可能将一如既往,虽然也会有周期性变乱,乃至改朝换代,但换汤不换药,一以贯之。道理非常简单,中华社会的超级稳定既已经受两千多年的考验,为什么就不能接着再经受再下一个千年乃至又下一个千年的检验呢?

  不幸的是,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中国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这不是一场简单把中华社会拖入所谓“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战争,更不同于中华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夷狄入侵。当今国际上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被认为是对此一冲突的准确描述!

  的确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吸收和同化,但西方文明的到来“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同不下,化不了!1949年8月5日——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岂只是激起骚动和不安,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华社会在思想上开始严重分化,一部分精英开始自绝于中华文明,打倒孔家店,消灭中医,全盘西化,乃至废除汉字,一绝再绝,钱玄同先生应该算这方面的典型。一部分精英长太息以掩涕,哀时运之不济,王国维先生是这方面的典型。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呜呼哀哉!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异端事实上不乏其人,但我中华从来就是“以夏变夷”,哪一个异端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能在思想上分化中华社会呢?想“太平天国”初起事,感于满清之腐朽,在汉人士大夫阶层,同情者不乏其人。无奈何太平天国以所谓耶稣之说为帜,行为乖张,不容融通,遂令读书人忍无可忍;正如曾国藩发布的《讨粤匪檄》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可相对西方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异端算得什么?小巫见大巫!从这一点上,我们更可以充分发现并明确感受,李鸿章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叹,是何等的感慨,又是多么的准确!

  三千年再有之转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的脚步是不停留的!面对坚船利炮,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新挑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华社会拖着老迈的身躯,不自觉地、不情愿地、甚至也不知底里地步入了近现代阶段,其后之坎坷与轰烈、光荣与悲哀、艰难与成就、英雄与狗熊,谁人先知?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中华历史是“三大阶段,两次转型”,所谓“三大阶段”是指“封建”、“帝制”和“民治”,没有所谓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阶段;所谓“两次转型”就是三大阶段中的两次过渡,第一次是由“封建”过渡到“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结果便是所谓“秦法政”,要义则是所谓“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关于这一次转型,《汉书?地理志》有一个记载: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

  第二次转型即第二次过渡,是由“帝制”过渡到“民治”,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起,可谓“三千年再有之转型”。社会转型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一个人转型尚且不易,更何况一个社会,更何况一个有三千年历史惯性和四万万同胞的老大帝国?一个半世纪过去,波澜壮阔,英雄辈出,但第二次转型至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我们可能会在2040年即鸦片战争两百年时通过“历史山峡”,风平浪静,“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中华文明曾表现出“不为物转”的高度自信,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咱们中华的确万邦来朝,很难设想比自己更美好更强大的社会型态。既然如此,何转之有!

  但中华民族并不固执,先知先觉更非迟钝。一旦“睁眼看世界”,就有了转型的心思,更何况还有军事威胁在侧,不得不转。主持“虎门销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算是最早与英国人打交道的清政府高官,就有着十分明确的学习西方的想法和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响当当的话,我们一般都把他与魏源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句话的“版权”可能属于林则徐。

  就是对外国人的称呼也在转型,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时,清政府还流行称外国人为“夷”,但从1858年的天津条约开始,清政府就规定,不再用轻蔑性的“夷人”,而改用“洋人”。相应的,清政府也在1860年把管理有关藩属国和西方各国事务的机构由“理藩司”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算是柔软身段,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

  至于“洋务运动”,就更是中华民族自觉转型的明证,而且成果比较突出。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第四年就研制成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更大的成果是反映在海军的从无到有上,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这并非李鸿章吹牛,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政府的海军实力,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居世界海军第八位。当清政府的海军舰队在日本和南洋巡弋示威时,樯橹如云,旌旗蔽空,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拭目而视。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后于清,在世界排名第十六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甲午一战,海军方面,北洋一败涂地,全军尽墨,连主力舰也被日军所掳;陆军方面,牙山一声炮响,清军瓦解土崩,日军追亡逐北,一路势逼京师。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日本陆军刚刚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而清陆军总数不在百万之下,且都是久战之师,剿平“粤逆”,消灭“捻匪”,荡平“回乱”,不可一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器械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当清政府海军总司令丁汝昌在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时,正预备自杀殉国,收到一封来自日本海军总司令的劝降书,有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虽是敌将之言,却似朋友之语。

  从制度上讲,甲午之战的胜败的确了了分明。有一个细节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甲午前夕,英国曾向李鸿章推荐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可李大人却在朝廷上要不到银子,户部甚至在1892年正式宣布海军停购舰艇两年,原因是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而日本呢?为购买这一最新最快的巡洋舰——即后来的日本“吉野”号,举国上下争相捐款,明治皇娘甚至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甲午之战的胜败难道还不够分明吗?

  为蕞尔小邦日本所败,甲午之战是一声巨大的警钟,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醍醐灌顶:仅有“洋务运动”——相当于“四个现代化”——远远不够,还必须“变法改制”,实现政治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就这样,以甲午战败为拐点,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开始向纵深发展,进入到更加波澜壮阔的政治改革阶段!

  “百日维新”

  1895年应该可以称得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元年,初春乍暖还寒时候,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京师,从朝廷内的官员,到在京的举人,以至外省的疆吏们,乃至普通百姓,一夜之间纷纷关心起国事来,掀起一股向皇帝上书潮,接受并代奏上书的都察院一下子热闹未凡,“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只要都察院上班,那门口没一天不是塞满了人”。这被历史学家张建伟称之为“乙未大上书”!有意思的是,曾被历史教科书所大书特书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所领导的“公车上书”,的确写了“书”,但根本没“上”,据说是康有为在上书之前从小道消息得知自己中了进士。

  乙未年的政治热情高涨,不仅表现在“乙未大上书”,而且也表现在“乙未大结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心国事难免要纠合志同道合之士,于是组织社团便成为1895年的一大奇观。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到辛亥年间,有章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就是由康、梁师徒所领导并由翁同和、张之洞所赞助的“强学会”。

  政治改革的确是当时一股热潮,就是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太后,这时候也认为变法维新是必由之路。但热情高涨是一回事,实际作为是另一回事,热情是不能代替作为的。变什么法呢?怎么变呢?维什么新?怎么维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自家脑袋搭上不算,更要命的是误国殃民。不幸的是,清政府1898年第一次政治改革——史称“戊戍变法”,亦称“百日维新”——似乎就遇上了这么一对闹着玩的主: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光绪皇帝无疑是“百日维新”最主要的推动者,看到虎狼在侧,国亡无日,企望有所作为,这是大可褒奖的。无奈光绪皇帝长于深宫,少不更事,欠缺历练,无深沉厚重,无运筹帷幄,无纵横捭阖,徒有满腔热情,在变法的103天中,颁发的谕旨达280余件,其中明确具体办法批准实行的175件,令人难以适从。这不是闹着玩吗?

  古圣先贤讲“修齐治平”,修身齐家在治国平天下之前。不管慈禧是怎么样一个人,无知也好,狠毒也好,贪权也好,其他种种也罢,光绪皇帝如果真要变法维新,首先就应该把自家里蹲着的这位老太婆“摆平”!一个老太婆都平不了,怎么治国平天下?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光绪皇帝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倒是慈禧对此洞若观火,曾对庆亲王奕勖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董事长不成熟,如果总经理成熟,兴许也还有几分戏。不幸的是,“百日维新”的总经理也不成熟,在操切浮躁上比光绪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一介书生康有为。无可否认,康有为学问做的还不错,而且得风气之先,略通西学。但这个人狂傲自负,得理不饶人,一点也不会团结同志,就连最器重他的翁同和也在日志里记着“康祖诒狂甚”。

  对变法维新,康有为准备怎么干呢?还真的名副其实,那就是有为——“大有作为”!1898年6月16日,在颐和园东宫门内朝房等待面圣时,康有为碰上了时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而且是慈禧心腹的荣禄。荣禄知他要面圣,陈述变法主张,于是就问:“我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骤变乎?”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不是要打架吗?哪是要担当大任的总经理说的话呢!

  年轻的董事长,狂妄的总经理,“百日维新”的结局难道还待龟卜?法变不了,新维不了,一百天玩完,董事长被黜,总经理放逐,“六君子”丧命,政治改革倒退!在谈及戊戍变法时,论者常谓以慈禧老太婆为首的后党保守顽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点,老太婆的确顽固,甚至可以说是顽劣,并且也明确肯定光绪皇帝和康有力所代表的前进方向,但我们也想问一问: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就不顽固保守?

  变法维新,其实质是启蒙人、引导人和转化人,中华智慧在这方面原本是最拿手的,真不知光绪皇帝特别是康有为是怎么读的圣贤书?《菜根谭》云:“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真良言也!后之变法者可不鉴乎?

  “百日维新”的流产也导致朝中开明势力的失落,翁同和被黜,张之洞被阻,李鸿章和刘坤一靠边站,大清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落入以慈禧为首的老朽昏庸之手,朝政每况愈下。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出现停滞,政治改革开始倒退,并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之祸!

  直到七年后,“立宪”的日本在中华东北大地再一次打败“帝制”的俄国,朝野上下才再一次出现“变法改制”的热潮,“立宪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大势所趋,慈禧也终于被袁世凯所说服,批准十二年内推行“君主立宪”之议,后遂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无奈慈禧和光绪皇帝1908年相继归西,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一时间如丧家之犬,忧疑重重,再一次排挤开明派,并直接把袁世凯“开缺回籍”,政治改革又一次停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满清朝廷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和平转型机会。

  “革命尚未成功”

  也就在“乙未大上书”和“乙未大结社”的同一年,南边的广州响起了革命的枪炮。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的两位领导人孙中山和杨衢云,共同领导了第一次起义,他们率领群众几十人——主要是“会党”,武装攻打督署,并按孙中山的策划,“四处放火”,“以壮声势”。这就是所谓“广州起义”,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实际上只相当于现今所谓的“恐怖主义”。

  孙中山是个不折不扣的得风气之先者,曾在美国檀香山生活和学习,学通中西,语通英汉,算个先知先觉者。孙中山原来也不想进行暴力革命,1893年,曾托友好向康有为转致结交之意,没想到“热脸碰上冷屁股”,康氏大言不惭地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1894年,孙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没想到又是“热脸碰上冷屁股”。

  那就革命吧,从1895年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前,孙中山共策划过“十大起义”,但多不成气候,恐怖主义式的小打小闹,“蓦地燃烧蓦地空”。只有黄花冈起义例外,七十二烈士的英雄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虽然是职业革命家,但一直没有兵,也没地盘,更没有钱,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这源于他心中一个信念: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全国就会闻风响应。后来的武昌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毁”,真的证明了孙中山此一信念。

  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敦复城(Denver),据说正在一家卢姓中国餐馆打工,接到电报便取道回国。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几天前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多少得归功于他那铿锵有力的八个字——“驱逐鞑虏,建立民国”!

  但革命是不是就此成功了呢?总统也有了,国会也有了,议员也有了,三权也分了,宪法也立了,脑后的辫子更是不见了,但民治就来了吗?民国就成了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宋教仁遇刺到“洪宪皇帝”到“府院之争”到“张勋复辟”,闹剧一幕幕,更不要说那个乌烟瘴气的国会了。这一切最有力地表明,咱们的这个民国完全是生吞活剥的!袁世凯称帝,荒唐吗?荒唐!袁世凯背叛民国,荒唐吗?

  ——不荒唐!因为“国父”也在背叛民国,甚至比袁世凯抢先一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使用强制的办法,孙中山把原本三权分制的国民党,改组成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并清除出了一批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于右任等。从此以后,“国民党”——1920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当然,它没有忘记规定在适当时候还政于民的宪政目标。孙中山为什么要独裁呢?按唐德刚先生的分析,与袁世凯一样,都是出于对议会政治的绝望。

  众所周知,孙中山原本是言必称美国,“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即所谓“创立合众政府”,美国痕迹昭然若揭。但晚年却大力提倡“以俄为师”,1924年10月9日,在致蒋介石函中,孙中山明确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固然与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有关,但应该也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绝望相干。

  孙中山的晚年发现应该是不错的,中国与俄国的相同点比中国与英美的相同点要多,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中国和俄国在经济基础上都同为农业大国,在上层建筑上都同是帝制古国。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孙中山的英明,中国共产党正是大力以俄为师,最后结束了现代史上的“五代十国”局面,基本上一统华夏,“万方乐奏有于阗”。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

  辛亥革命事实上也流产了,虽然结束了满清统治,但并没有建成真正民国;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的确有其道理,孙中山曾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辛亥革命涉及到当时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了吗?整个就象是发生社会上层的圈子内,可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辛亥革命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闹剧,不但使孙中山晚年思想发生转变,先是改党名党性,后是大力提倡“以俄为师”,事实上也直接导致一场新鲜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在经历政治改革的回合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再一次向纵深挺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大革命;用后来“文革”的话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再一次挺进到文化的高度和层面,是自然而然的。“四个现代化”的层面转了,不行,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破产。“第五个现代化”也转了,变法维新没成,情有可原,因为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于是就搞暴力革命,辛亥革命把顽固保守势力掀了个底朝天,可也令人伤心地流产。为什么人家美国玩得有条不紊的议会政治,一到中国就搞得乌烟瘴气呢?特别是袁世凯称帝闹剧破灭后,为什么竟然还有那么一批人再一次把满清废帝请回来呢?难道中华民族真的就不可一日无皇帝?如果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话,我们还能够再革谁的命呢?

  再也分析不出别的原因,再也找不到别的对象,惟有两千多年的固有文化!文化这东西,无形,但无所不在,它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呀,那就革文化的命吧。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就表示:“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势所难免!

  这里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说,那就是钱玄同。钱玄同提倡废除汉字,是众所周知的大革文化命者,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原是坚定的复古派,认为帝制既已推翻,就应该全面恢复古制——除了“皇帝”之外。钱玄同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是怎么转过来的呢?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幕幕的闹剧刺激的,尤其是“张勋复辟”,谁不感到灵魂深处受震惊!

  或许因为知识分子的敏感度和专业性,文化大革命不是由政治人物首倡的,而是知识分子发动的,最初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后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最后发展成新文化运动,并在1919年5月4日达到高峰,故新文化运动有时候也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冲击最厉害的可能就是所谓“孔家店”。一者因为儒家思想构成中华两千年多年固有文化之主流和根本,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来的帝王大多尊孔崇儒;一者因为袁世凯搞复辟时也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张勋复辟时还卷土重来的康有为,也大肆鼓吹尊孔读经。两者共同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须“打倒孔家店”,因为“孔家店”已经与帝制扯不开了。

  也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势之下,废除汉字,取消汉语,取消中国戏剧,乃至废除中医中药,各种论调一哄而上,甚至谓“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那还留下什么呢?没什么可留的,什么“国粹”“国情”,统统抛掉,一刀两断。其实,新文化运动的潜台词就是“全盘西化”!陈独秀说得干脆而明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怪乎哉?不怪也!革命革到文化这个高度和层面,当然就是全盘西化,这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三千年再有之转型一直在西化。鸦片一战而败,觉英夷船坚炮利,于是把炮船西化;鸦片再战又败,于是把科技西化,乃至更广泛的“四个现代化”——可称之“半盘西化”,也包括把“理藩司”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半盘西化”原本搞得还不错,洋务运动弄出个中兴气象,并打造出一支世界第八强海军。

  但甲午战败,世界第八强海军化为乌有,原是藩属国的蕞尔小邦逼签《马关条约》,才发现“半盘西化”还不够。于是想搞“第五个现代化”,变法维新,先是改良,不幸没有成功,一百天玩完,心血一时不来潮。看到“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心血又来潮,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孰料再搁浅。革命已经按捺不住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满清退出历史舞台。

  但民国并没有真正到来,内阁总理如走马灯,议会一派乌烟瘴气,“国父”也感绝望,看来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于是“新文化运动”驾到。照“第五个现代化”推,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六个现代化”,这应该也是最彻底的现代化;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此“吾人之最后觉悟之觉悟”!

  新文化运动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它存在两个支派,一支派以英美为师,以胡适为代表;一支派以苏俄为师,以陈独秀为代表。无论哪一派,心底里其实都是要“全盘西化”。这并不就意味着就一点也不承认自己的固有东西,但“全盘西化”在总体上的确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关于这一点,被称为“全盘西化”启蒙大师的胡适说得非常明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显而易见,己不如人!

  难道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就是要西方化?

  西方化的危机

  中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就是要西方化,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现代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一个“定型”。何以见得呢?郭嵩焘是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也是最先主张“循行西洋政教”的人之一,他认为洋务派是逐末而不抓本。看到英国社会物品之盛,习俗之醇,郭嵩焘曾发出“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之感叹——岂只是定型了得!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当然不会随便就说型已定,在他的心目中,现代西方定型有三定,一是历史稳定,这一定型自十六世纪末成熟以来,迄今已经受四百余年的历史考验;二是尘埃落定,这一定型原本也来之不易,它是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型转过来的,始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成熟于十七世纪末的“光荣革命”,一转就是三百年;三是理论基础坚定,这一定型理论上有三大坚实基础:一是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三者似乎都固若金汤。其实,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还存在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公开目标,那就是征服大自然,用启蒙时代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话说就是,对大自然的否定就是人类通往幸福的路!

  不只是唐德刚先生认为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一个定型,这事实上是目前中外学者的主流看法,通常所云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实质上也就是唐先生所谓的现代西方定型。的确,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模式能够挑战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二十世纪冒出个大大咧咧的挑战者,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阵式的确像模像样,但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想到自己一夕之间就被转到西方型。事件亲历者叶利钦曾感慨地表示,俄罗斯民族非常不幸,被命运逼迫,做了一次错误的历史试验。

  这正是弗兰西斯?福山要高歌“历史的终结”的原因,一者自由民主,二者物质文明,三者经受历史检验,四者没有挑战者,即便有人挑战,也难逃被转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能说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定型,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呢?今日美国在国际秩序上自信心十足,乃至“虽千万人,吾往矣”,那正是定型者的底气啊!

  但这一切是否就意味着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得到证实并构成一个定型呢?请允许我们从一份调查报告说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曾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向国内领导阶层写参考报告,重点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情况和新动态:

  (一)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二)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调整仍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三)不能说帝国主义阶段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四)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说法也已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五)在英国和西欧,目前不存在革命形势,更没有出现以革命式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的局面。

  这五点的确都是资本主义欧洲的实际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如今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曾强调的阶级对立。这也正是福山高唱“历史的终结”的重要原因,在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下,阶级对立原则上已经消灭。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上就不再有任何差别,但余下的差别往往都是“必然而不能根除的”。比方说,由于职业分工的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差别或由性情修养的不同而引起的生活方式差别。杰克是电子工程师,年薪八十万美金,居豪华别墅,驾豪华轿车,性情浪漫做“庞克”;约翰是机械工程师,年薪三十万美金,住普通别墅,开普通轿车,性情孤僻做“丁克”。尔奈其何,哪一个社会能够不但美好得人人生而平等,而且美好得人人活而一样呢?

  这样的阶级对立日益模糊乃至趋于泯灭的现象完全属实,福山强调今日美国就构成马克思当年所要求的“无阶级化社会”,这可能也不过分。但这是不是什么新情况和新动态呢?年纪一大把——何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早已经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向马克思报告资本主义欧洲特别是“日不落帝国”的新情况和新动态!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如是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恩格斯不但报告了英国社会阶级对立日趋模糊的现象,而且指出了这里的原因所在,那就是运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事实上,资本主义主义欧洲并没有真正消灭阶级分化,而是通过帝国主义殖民运动把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向外转移了。被列宁称之为“英布战争的罪魁祸首”的谢西尔?罗德斯“打开窗子说亮话”,云: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英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英国伦敦而是在法国巴黎爆发呢?比一比1876年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就心知肚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是2250万平方公里——是英国面积的7倍余,殖民地人口是25190万居民——是英国人口的近6倍;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90万平方公里——不到法国面积的2倍,殖民地人口是600万居民——不到法国人口的1/6。显而易见,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纵横四海,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大批量出口国外;法国是小不点帝国,英雄无用武之地,资本主义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大批量积压国内。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英国伦敦而是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原因!

  吃一堑,长一智,法国立刻总结和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于是帝国主义狂飙突起,殖民地突飞猛进。比一比1876年和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吧,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1060万平方公里——是1876年的10倍余,殖民地人口是5550万居民——是1876年的近10倍。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是在1914年的法国巴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能要被人群起而攻之。

  明明是运动,而且是扩张,而且是武力扩张,怎么就说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是一定型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运动型,何定之有!亦如后来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所云:稳定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或许有人要说: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阶段,更何况帝国主义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怎么能以这一阶段来为整个的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定论呢?

  不错的,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反帝国主义吹响号角,从亚洲到拉美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1990年3月,纳米比亚宣告独立,欧洲白种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寿终正寝——纯粹武力型帝国主义的确夹着尾巴逃跑了!

  但帝国主义确实也最典型地反映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本质,那就是扩张!虽然纯粹武力型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它仍然依赖于扩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是西方当代最着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对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他有一个抽象而又严谨的理论描述,叫“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扩展”二字,画龙点睛。马克思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共产党宣言》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而今资本主义的种子已经撒遍天涯海角以至于地球村每一个角落,世上已无净土,还能够往哪里扩张呢?举头望星空,没处寻家园,外太空殖民遥遥无望。这就决定了:如果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进行升级换代乃至转型的话,必定憋死地球村!当然,由于全球一体,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能在全球范围内弥漫,再加之科学技术的舒解,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也完全可能。但总体上,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憋死地球村或许不可避免。

  如果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对大自然的否定”,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前途就更令人不敢乐观。有经济学家曾估算,即便是把全球人口的生活水平定在美国1980年代的水平,至少也需要20个地球——这就是大自然总体上为现代文明所承受的超级压力。从外太空的垃圾,到臭氧层的空洞,到大气圈的气体,到土壤与海洋中的有害物质,到地下水里的重金属,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路茫茫皆污染,大自然已经被“否定”得满目疮痍。

  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南北极冰川不断消融,乃至“世界屋脊”的积雪也在劫难逃,人类正面临深不可测的气候灾变,没有哪一种灾变比这更可怕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着《让全球化成功》中特别提醒,全球变暖是一个让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忽视的风险。

  2006年7月6日,着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通过雅虎网“知识”栏目,向全世界网民提出了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并非杞人忧天,我们真的面临一个“历史的终结”,不是彼历史的终结,而是此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有可能完蛋!

  《道德经》云:“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是一个定型,而极其可能是个死型。之所以能够折腾至今四百年有余,是因为还没有壮。一个不道的东西,尽管不道,但如不壮,也不会老,不道的东西也有它的天命。

  历史的终结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国际上兴起“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自由民主体制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谢幕!位于美国国务院思想库的弗兰西斯?福山推出深度思想专着《历史的终结》,一时名噪天下。

  福山先生并不是简单地为“苏东事变”喝倒彩,也不是简单地为西式自由民主唱赞歌,更绝非肤浅地拿丘吉尔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来搪塞,《历史的终结》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大作,它所探讨的历史终结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定型问题,定型即构成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定型,异名而同实。

  不像唐德刚先生只是简单地表述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定型,福山先生系统论证历史的终结,堂而皇之,它是从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概念开始的,这就是所谓“承认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lion)。应该说,“承认斗争”源远流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成分叫“气魄”(Thymos),所谓气魄即人希望他人承认的性向。

  但“承认斗争”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可能得归功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人和动物一样,有肉体的欲望,需要吃喝住穿;人和动物不一样,有尊严的情感,需要他人“承认”。正是要追求对方的承认,两个历史起点上的人走到一起并决斗,人类历史开始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就是承认斗争的展开。

  那“历史的终结”是什么呢?既然为“承认”而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型态下,人的承认愿望得到普遍而交互的满足,那这样的社会就足以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就是黑格尔的看法,显而易见,“历史的终结”其实一点也不新鲜,福山不过是更明确地重申自由民主社会型态构成历史的终结而已。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此之前,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的亚历山大?柯杰夫已经重申了这一点。

  坦白地说,我们高度赞同“承认”的概念——笔者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高度赞同“承认斗争”的概念——笔者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争夺战”,高度赞同为承认而斗争是历史原动力的理念,高度赞同以承认的满足来论证历史的终结的思路,但我们发现黑格尔主义一个致命的不足:无论柯杰夫,还是福山,也包括黑格尔本人,他们在以承认的满足来论证历史的终结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两个历史起点上的人所展开的承认斗争是一场血腥之战。我们也不反对承认斗争中会出现以力服人的情况,但我们认为以力服人只是承认斗争中的一个阶段,人性自利,他不会如此不经济地用暴力来求得别人的承认。

  正由于把“承认斗争”先验地认为是一场血腥之战,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可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以至于最后把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这一个典型的运动型当成了定型。我们不想在这里大举清算黑格尔主义的承认斗争,遵从一丝不苟的经济盘算,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严谨而系统地展示了“承认斗争”的全部细节和发展,最后发现:古老的中华文明可能构成历史的终结,或许是一个真正的定型!

  ——这是真的吗?很多人可能要睁大眼睛,更多人甚至要揉揉眼睛,曰: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吧?可暂时不予接受这一个的确显得唐突的结论,我们谨提请考虑:为什么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超级稳定就不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呢?经济学而今被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楷模,什么是经济学呢?曾几何时,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资源分配的科学,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弈论的异军突起,如今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展。为了使大家对中华文明心里好受点,就请允许我们用博弈论来为中华文明作一个论证吧!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一些纷争置之不理,但我们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惟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我们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那我们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经达到博弈均衡,要不然,它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我们应该表示尊重!而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那我们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就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所以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

  从博弈论的基本观点开始,我们也能够推断出: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什么自由民主,也不在什么生产力发达,而在于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已经受四百余年的检验,遂被称为定型;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受两千多年的检验,为什么就不能被称为定型呢?

  所谓定型,或者说历史的终结,从基本理论上分析,其实就是“承认斗争”的均衡。以“我”和别人最简单的一对一“承认斗争”为例,“我”需要别人的承认,别人也需要“我”的承认,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惟有“我”最后内在超越,心安气定,不以别人的承认为转移,乃至慷慨地承认别人,承认斗争才可能走向均衡。在这里,“我”通过内在超越达至心安气定是最关键的。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其真谤也在这一个“承认斗争”的均衡上,详细论证可参见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定型问题其实就是人的定型问题,人如果没有达至定型,社会怎么又可能达到定型呢?这正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以修身为本。”什么是“修身为本”呢?一言以蔽之,通过内在超越达至心安气定。外在扩张,从英伦三岛扩张到西欧,再从西欧扩张到整个欧洲,再从整个欧洲扩张到全世界,再从地球扩张到月球,再从月球扩张到火星,再从火星扩张到太阳系外某一星球,何时有尽头?何处有尽头?意义又在哪里?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叫施皮格尔曼的生物学家——他是第一位从无生命物质中创造出有生命实体的生物学家,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在塑造人类时,基因是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它使人类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地球上建立理想的生活场所,而使人类糟蹋地球的本事却绰绰有余。这样一来,在生活的重压下,人类就不得不举头望星空,往外太空另觅居所。

  这是大话科学,还是科学大话?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告诫,如果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西方化的威胁

  既然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是一个定型,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运动型,一个正接近终结的运动型,那三千年再有之转型还能够以西方化为型吗?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企望西方化,也完全不现实。首先就是中国资源环承受不住,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20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

  有人可能要说:如今全球一体,中国虽有边界,市场却无国界,中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难道不可以通过人力资源优势从世界市场换取资源吗?即便如此,世界资源也承受不住,更何况其他国家也都向资源张开了血盆大口。印度尼西亚政府就曾经做了这样一个公益广告:“因为全国有1.7亿人民对生活有着美国人同样的期待,因此有1/5的森林必须辟为田地,改种稻米、咖啡、橡胶和麻粟树等农作物。”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一波接一波。从军事威胁论到产品威胁论到资源威胁论,形形色色,比如就有一名美国学者直接提出“全世界森林资源将被中国耗尽”。最新说法可能是崛起威胁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一位在美国广播电视媒体经常露面的着名分析员和评论员,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中心观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正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必须遏制中国“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野心”。

  “中国威胁论”总体上是胡说八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中国的西方化的确构成对地球资源和环境的威胁,中国不应该回避这一点,而应当坦然正视这一点。拿“汽车化”——姑且也称“化”吧——来说,原同济大学副校长、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现科技部部长万钢通过一则简单的运算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结果: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为12辆车/千人,美国是750辆车/千人,德国是650辆车/千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44辆车/千人。如果中国的汽车拥有量有一天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汽车总量也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在2000年进口了4.5亿吨石油,可那一天我们去哪里购买这4.5亿吨石油呢?

  但道理正象“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真正造成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也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化。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原本是被西方赶上西方化轨道的,而今中国要在西方化轨道上跑开了,西方又大声嚷嚷“中国威胁”了,这是哪门子逻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使用汽车,大气层都得着火。我们想问的是:汽车美国人用得,中国人就用不得!?

  不要有什么“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意气,用上汽车,过上西方化的生活,幸福就一定如约来了吗?伟大的洛克先生说过,对大自然的否定就是人类通往幸福之路。而今大自然已被人类否定得满目沧痍,幸福就来了吗?把统计,一个寿命为80岁的美国人,一生要消耗2亿升水、2000万升汽油和1万吨钢材以及1000棵大树。这样的巨消耗就一定特幸福吗?过着西方化生活的人要深思,想过西方化生活的人也要深思,正在转型中的中华民族更应深思!

  东坡居士当年在赤壁晒月亮时,写过一篇心得:“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共适。”这样的零消耗就一定不幸福吗?过着西方化生活的人要深思,想过西方化生活的人也要深思,正在转型中的中华民族更应深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有本书在国际上热销,叫《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尽管该书核心观点已成过眼烟云,但该书作者里夫金和霍华德的说法确实发人深省:“从能源消耗的意义上出发,今日世界的最大人口问题正好出在美国,我们对地球固定能源的消耗量相当于220亿人的利用量。”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以对“大自然的否定”为人类目标,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消耗,导致人类和大自然的尖锐对立,这才是真正的威胁,不但威胁人类的幸福,而且威胁人类的生存——人啊,你当反察!

  为人类定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

  既然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型态是一个死型,而且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乃至世界的资源和环境都承受不住中国的西方化,甚至西方世界心里面也不允许中国西方化,并且西方化并不一定就是幸福化,那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往哪里走呢?

  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中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坎坷不平,艰难曲折,小革命数不清,大革命也不少,但大的“变法”只有两次——“戊戍变法”和“小平变法”。所谓“小平变法”,指的就是由邓小平同志开启、领导并延续下来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确,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属于中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是它的当代部分,是它的继续发展,是中国人民在经历近三十年的特殊试验——此一特殊试验与“以俄为师”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也与毛泽东的个人风格有关系——后的再启航。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谈话中也多次提到“鸦片战争以来”,并鲜明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历程与洋务运动以后的心路历程也颇有暗合。比方说,洋务运动后闹过“打倒孔家店”,改革开放后也闹过“河殇”;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开始,改革开放也是从经济基础开始;洋务运动后有激进变法,改革开放也有激进的政治改革。

  天降大任,三千年再有之转型责无旁贷地落在当代中国这一场改革开放的肩上。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往哪里走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问题,从理论上解剖并厘清这一问题,并从实践上推进乃至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历史赋予中国改革开放的神圣使命,也是世界赋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使命——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认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中心。但我们声称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性意义,并不是我们好大喜功或夜郎自大。中国固然不能再西方化,西方也不能再西方化,全人类面临探索并创造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现实任务。对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固然有弗兰西斯?福山这样乐观的历史终结派,但也有多少有点悲观的历史转型派,比如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拉兹洛先生认为人类集体意识必须进行革命性转变。

  中国具有为人类探索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现实压力,这不是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逼迫的,我们更没有什么“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意气,而实在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如此庞大的人口带入现代化。事实上,把目前世界上全部发达国家的人口加总,也落后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十三亿。不探索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行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称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具有普适性甚至构成定型,的确为时尚早。

  中国也具有为人类创造新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曾圆融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民族,甚至圆融过不同的宗教。据有关资料,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被当地的民族所同化,但在中国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同化。甚至有历史学家考证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一个“犹太民族”,是因为曾经移民中华大地的犹太人早已经与中华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全球共识和人类命运的问题上,“不讲欧美威风,大言中华志气”,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旗帜鲜明地表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国更具有为人类创造新型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哲学思想——天下主义!关于天下主义,中华民族事实上耳熟能详,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呢?这就是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天下“高谈阔论”,没有狭隘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德国“Benz”车在大陆被译为“奔驰”,在香港是译为“平治”,这个译法即来自于《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理想不是止于国治,而是心向天下平,是典型的天下主义。

  在相当大程度上,古代中华社会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天下,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条件下的天下。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国家功能,全中国不仅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甚至连一条公路也没有。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坐在紫禁城里的那一班人完全是胸中无数,一笔糊涂账。更绝的是,当时的“中国”连国防也没有,几近于“无兵之国”。这哪是什么国家呢?这是把地球当老家!

  五千年延绵不断、三千年超级稳定的中华文明原本定型,三千年再有之转型是为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决定了中华社会从鸦片战败开始的转型本质上就是一个应对挑战后的复兴。从这一最高意义上讲,作为三千年再有之转型的继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别的,而应该就是复兴中华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挑战后的复兴!

  更准确地说,也不是复兴,而是我们的自然归宿,也是全人类的归宿。当今世界,全球一体,但并不是天下一家,汤因比曾指出:“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中华文明曾经就是天下如一家的状态,我们为什么就不回这个家呢?当然,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下的天下一家,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真正实现天下一家,可能构成对人类智慧的一个考验。

  君子与小人相交,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是极其重要的,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这就是人性的现实。洋务运动当时曾遭到保守派的指责,为首者就是被誉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倭仁,他曾向同治皇帝奏过一句后被人视为迂腐之至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其实,倭仁的话原则上并没有错,如果说错,也只错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应该把“立国之道”改为“立天下之道”或“立国平天下之道”。

  倭仁真错在哪儿呢?“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你跟兵讲什么礼义呢!只有当你也像他一样是个兵,甚至块头比他更大,装备比他更优,才能够与他切磋礼义。你根本就没有他那两下子,更谈不上接他的招,他哪有心思与你切磋礼义?呜呼哀哉——倭仁的话说早了一个半世纪!

  在倭仁的时代,我们应该有一种应对挑战的高昂姿态,后来的毛泽东就正是这一高昂姿态的卓越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所应有的挑战者姿态!

  ——现在应该可以试着切磋了!前不久,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上,中美两国元首再一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美国总统布什介绍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并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和谐”是最能够表征中华文明的概念之一,据报道,被伊拉克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布什首次对这一“东方特色的政治哲学观念”作出正式回应,预祝中国成功。

  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道成肉身”,中华文明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为而不争、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君子之风,一定会被“咱们的中国”充分展示并淋漓发挥在全球舞台!

  近两百年来的转型基本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在多个重大场合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和平发展实质是中华文明复兴。事实上,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是现代史上一代接一代的领导人矢志不逾的追求。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最强音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光明的前景。”在晚年的时候,孙中山甚至直接提出自己要“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也曾经宣布:“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作为三千年再有之转型的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迅速推进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但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而且与世界主流相融合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建立——尽管欧美目前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最终的认可可能势所难免,这为国民经济继续发展保证了世界舞台,也为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睡狮”已经醒来!

  但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吃了肉,骨头还没有啃。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涉及到我们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深层结构,上层建筑诸多方面需要转变,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尤其艰巨。这是最敏感的地带,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不仅中华民族在关注,而且全世界都在关注,它系关三千年再有之转型的最终胜利,也考验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智慧。

  硬骨头肯定是要啃的,攻坚战肯定是要打的。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对这一点,除极其少数的顽固派之外,各方面所见略同,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

  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此一问题不必多虑,直接躺到西方的样板上睡大觉就成,不外乎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人家都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啦!这原是不错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思想本质即制衡,难道人不需要制衡吗?但根据我们对“承认斗争”的系统推演,仅有制衡还不足以保障成熟而高效的政治文明,真正有生命力的政治文明还必须要有超越和带领。在对“承认斗争”的系统推演中,有关“众人之事”,有这样两个基本定理:

  第六级推演——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均衡!

  第八级推演——领导人是持续均衡的保证!

  显而易见,第六级演说的是人必须要有制衡,带有强烈的法治色彩和西方印记,可以认为西方所讲的三权分力就是从这一点推演来的。第八级推演说的是秩序本质是人治的,人群不能没有带领人和超越者,带着强烈的德治色彩和中华印记。儒家言必称“君子”,何谓君子?君子就是能实现持续均衡的人(详情请参见《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真正有生命力的政治文明,可能得是制衡与超越(带领)的统一。西式自由民主的毛病正在于此,不讲超越,不讲带领,只讲制衡,属于简单的力量制衡技术。事实上,任何一个组织,微至二人组合,小至家庭,中到企业,大到国家,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必须要有超越者或带领人。道理非常简单,我们平时通常也谈到,君子与君子在一起必定是和谐的局面,小人与君子在一起能够是和谐的局面,小人与小人在一起必定是争斗的局面。没有目光稍远的超越者,就是最简单的合作,可能都实现不了。

  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而不能躺到西方的样板上睡大觉。具体是一幅什么模样,我们不敢妄加设定,但万样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制衡与超越(带领)的统一!据有关报道,高度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仲夷老先生临终前说过,党的领导与三权分立并不矛盾!我们觉得,这个意见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人认真考虑。

  具体在方式方法上,总结近两百年来的转型历史——包括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在内——和世界历史上众多国家的转型经验,我们认为以下三条是基本的:

  第一条:主体明确,方向坚定。

  主体明确,方向坚定,这是任何转型的大前提,如果主体不明确,方向也不坚定,转型就会变成犹豫乃至停滞。晚清曾一度效法英国和日本,大搞立宪运动,甚至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但之所以未果而终,原因就是主体不明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如邹东涛先生所总结: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这保证了主体的明确和方向的坚定。

  主体明确也包括对别人的东西能够消化吸收而不是简单模仿的含义,社会转型常常涉及到借鉴别人的经验问题,但有些变法者或改革者主体意识不明确,结果把借鉴别人的经验搞成了简单模仿,贻害转型事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三千年再有之转型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别人的经验与自己的特情相结合。

  第二条:由易到难,和平渐进。

  历史的教训表明,社会转型是不能由计划或建构的,本质上它只能演进。一上来就大干特干、不分难易轻重的变法或改革往往阻力重重,甚至倒退,比如“戊戍变法”;暴力革命也常常是进一步而退两步,英国近代史上有克伦威尔的复辟,中国现代史上有辛亥革命的流产。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由易到难的,是和平渐进。邹东涛先生曾总结出这样两条经验:“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不搞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走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前一点是由易到难的明显体现,后一点是和平渐进和明显体现。

  第三条:要有忍耐,懂得妥协。

  这一条其实是第二条的进一步延伸。在社会转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变法者或改革者自以为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真理在握,没有耐心,不想妥协,更不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满腔热血,结果把大好的变法和改革事业“满腔热血”地葬送掉。

  戊戍变法之所以流产,一百天玩完,难道不与“康祖诒狂甚”直接相关吗?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中途夭折,难道不也与新文化运动首领们的激进紧密相连吗?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是在忍耐和妥协中转成的。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要告诉中国人的成功经验,九个国家的兴衰史直接或间接、正面或反面都证明,妥协合作支付的社会成本最低,激进往往不能达到目标。该电视片总策划之一的麦天枢先生曾对剧组编导开玩笑说,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深层问题:人是不是能服的问题?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论证表明,人是“注目礼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所“承认”,是不能服的,以力服人不能服,以理服人也不能服,以力服人和以理服人都属于同样的暴力革命。正因为人是不能服的,我们要有忍耐,懂得妥协,要善于启发和引导人;惟有这样,才可能最终转化人。

  什么是变法?什么是改革?什么是转型?说到底,所谓变法、转型、改革,就是启蒙人、引导人和转化人,本质上是分享和爱!如果一个转型者能够让被转型者感觉到爱,这样的转型肯定成功——有一个这样的“转型”故事:

  温柔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她实副其名,做人做事都非常地柔道,特别是对她所教的孩子们。众所周知,孩子们中难免有调皮捣蛋鬼,甚至问题孩子,特别是那些问题男孩们。对这样的问题男孩,别的老师往往都敬而远之,而温柔的调养却常常立竿见影。就因为温柔的一次调养,一个叫刚毅的所谓“健忘症”男孩顿时没了健忘症。

  那是温柔第一次去刚毅的班里上课,发现坐在教室左边第一排靠墙的男生课桌上根本没有书。温柔已经从该班班主任那里得知这个男孩叫刚毅,她走过去俯身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男生答道:“我叫刚毅。”

  温柔又问:“哪两个字?”

  男生答道:“刚强的刚,毅力的毅。”

  温柔笑道:“你的名字真棒,你怎么没有课本呢?”

  男生回答:“我忘带了!”

  这时候,同学们一个个都笑了起来,一些男生甚至站起来对温柔说:“老师,您别理他,他有健忘症!”“温老师,他没有记性,有一次他甚至忘了提脑袋,说自己的脖子上怎么没顶个球。”

  温柔连忙呵住同学们的说笑,非常慈祥地望了望刚毅,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温柔照样来到班里上课,第一眼就发现刚毅的桌上仍然空空如也。她没有任何的异常,平静地宣布“上课”,同学们喊“老师好”,她回礼说“同学们好”。要讲课了,温柔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带教案。她摊开双手,甚至有点不知所措,说:“同学们,真抱歉,老师也没记性,我今天忘带教案了。我不会猜错,那教案一定正躺在办公桌上睡大觉!”

  “谁帮我到办公室把那教案给提过来,别让它再睡懒觉?”温柔紧接着又说。这时候,她已经走到刚毅的桌边:“刚毅,老师请你办这桩事,好吗?”

  刚毅受宠若惊,高兴地跑出教室,又高兴地跑回教室,完成了老师交给的光荣任务。温柔在讲台前接过刚毅递上来的教案,然后握住他的小手,向同学们坦诚布公:“同学们,一个人如果经常马马虎虎,丢三落四的,那是多么误事啊!从今天开始,我和刚毅还有你们大家一起相约,消灭马虎,从不健忘。你们说好不好?”

  从那以后,这个叫刚毅的男生再也就没了健忘症。

  领导人的人格修养至关重要

  走笔至此,原本煞尾,但意犹未尽,特别是考虑社会转型的机会成本超级巨大,中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所以再复斯言,想探讨一下领导人的人格修养在重要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

  “革命”易而“变法”难,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在中华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的变法仅有几次——商鞅变法、王莽篡制、王安石变法、戊戍变法和“小平变法”——其领导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商鞅“作法自毙”遭“车裂”,王莽食古不化被砍头,王安石“命大”而保全首级,光绪皇帝被黜,康有为被放逐,而唯有邓小平例外,福禄寿全。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与邓小平成熟的人格修养密不可分。

  据笔者观察,邓小平成熟的人格修养在两个问题上有比较明显的反映,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历史问题上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这反映了他非激进的理念和修养;一是后来在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所主张的“不争论”,这反映了他忍耐的理念和修养,“不争论”并不是真正不争论,其实质是一种忍耐,是让事实来说话,是让发展来说话,是不逞口舌之快!

  在评论戊戍变法时,我们曾说过,真不知光绪皇帝特别是康有为是怎么读的圣贤书,中华智慧在转型上原本是最拿手的。邓小平的人格成熟,应该说就直接与中华智慧紧密相关,特别是反观同期前苏联转型的失败,更能够肯定这一点。

  转型期的领导人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修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明一代大儒吕坤《呻吟语》中的几声“呻吟”:

  撼大摧坚,要徐徐下手,久久见功,默默留意,攘臂极力,一犯手自家先败。

  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然气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扬。掀天揭地事业,不动声色,不惊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为第一妙手,便是入神。

  体解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接臂抵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干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闲气定,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轻试以幸功,此真才也,世鲜识之。

  ——诚哉斯言!神闲气定,智深勇沉,福天下苍生者,当此人也!

  主要参考文献

  01.吕坤:《呻吟语》

  02.《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0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05.邹东涛:《中国经济体制创新》,人民出版社

  06.邹东涛:《“科学改革观”论纲》

  07.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

  08.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

  09.欧阳君山:《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中国文联出版社

  10.欧阳君山:《天下势——寄厚望于中华》,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