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境的断想之二：什么叫做实证研究？-陆沉的博客

    如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种所谓的实证主义方法大行其道。但是这种所谓的实证研究，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一些成日埋头学数学的年轻学者，对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不了解，更没有什么积淀，只要把数学学好，一朝横空出世，发表论文，除了开头和结尾，满纸都是数学符号，便被称为采用了实证研究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某某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云云。而您要是像青年毛泽东一样，费劲巴拉的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什么的，却很可能因为里面没有用数学符号，而被编辑以没有实证研究的理由，加以拒斥。

      其实我在日本的指导教官在十年前就为这个事情修理过我。当时我是要写一篇关于日本劳动雇佣制度演化的论文，于是找了很多日本企业制度一百年来演化的史料，写了个东西给他交上去。结果老师对我论文的史料发掘的充分不充分，引用合理不合理，得出的结论正确不正确，完全不置可否。只是冒出来一句话，你应该用实证研究。我听了就是转不过弯来，我发掘日本史料，用史料说话，这不就是实证嘛。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实证了？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中国的编辑和日本的教授所说的实证，就是数学模型。而历史的资料，现实的调研感知，反而不是实证。

    这完全颠覆了我心中对“实证”这个语词的基本的常识性概念。实证嘛，给我的感觉就是贴近现实嘛，就是毛主席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怎么那些躲在空调间里成天研究数学模型，脸都给捂白了的年轻人，一出来就是实证；而像毛泽东一样的在田野间写个调查报告，却反而没有实证了呢？

    结果前些天，我《微观经济学》课堂上的一个学生，非要让我讲讲什么是实证研究，什么是规范研究。结果这一问，一下子点醒了我。我意识到，今日中国所谓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隐藏着一种严重的误用，这是由于从西方引入实证主义时，不注意其背后的学术语境造成的。下面就来理论一下。

    其实，西方的实证主义，与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根本就没有矛盾。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是西方科学主义的推演，而西方科学主义的近代起源，就是科学实验。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著名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当场试验丢铁球，证明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错误推断。再后来，还是中国人都熟悉的培根，大肆鼓吹科学实验。近代西方科学实验成风，用实验反对宗教神学界的主观臆想，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进步。

    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经济学中的调查研究，亚当斯密也罢，凯恩斯也罢，马克思也罢。看他们的原著，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理论，都以现实的扎扎实实的调查和感知紧密相连。

    但是调查研究、经验材料，不等于科学。还缺乏一样东西，就是天才的猜想。一个所谓的科学理论，总是历史现实的感知与理论假设的严丝合缝的融合，然后就形成了人们关于物理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化学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生物进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市场运作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实际上包括第一手材料的搜集调研、对现实的感知，再加上理论的猜想和逻辑勾连。机械地说，现实调研感知是实证研究的一部分。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现实调研怎么又被实证研究给排除在外了呢？

    让我找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那个学生的提问，这一问让我注意到：西方经济学里面的“实证研究”，本来就不是相对于“经验调查”而言的，“实证研究”的语境根本就不是针对“现实调研”而提出的。就好像我们说“人”的时候，我们不是相对于“胳膊”、“腿”而言的。

    “人”这个语词的语境对应物是“动物”，是“禽兽”。同样，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是针对“规范分析”而言的。翻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实证研究指的是，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什么，按照这种规律，我们可以解释经济世界中的因果关系。而规范研究则涉及，一个经济上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简单地来说，前者是认识经济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后者则是我们应该出于何种目的驾驭这种规律的问题。又好像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家，提出原子弹爆炸的基本原理；至于说原子弹该不该生产，该用于何种目的，这是政治家的事情。当然爱因斯坦也可以讨论该不该生产原子弹，但他的这种讨论，就不是在进行物理学研究，而是在进入政治生活。

    那么，实证研究到了中国，怎么就把真正的实证调研（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实验）给扫地出门了呢？恐怕没人作过这方面的考证，但是以我在经济学圈子里这么多年混出来的感受，大体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界，还是遵从毛主席的教导的，从《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出来，论文研究的主题全都是改革中呈现的具体财经问题，学者们说话，那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最好是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或者能够从中央部委得到汇集起来的反应现实经济的全面状况材料，那你一定够分量。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可是这种研究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对现实经济状况虽然很了解，却没有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梳理它，让人看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容易流于就事论事。

    按道理来说，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一样，必须有两步，一个是了解现实，得到感性认识；第二步是根据现实感知，大胆假设，形成分析框架，梳理现实，呈现出现实的脉络。可是当时的学术界，就是没人能够提出足以服众的理论假设。

    那时候的一种倾向就是，向西方学习，反正我们的路子就是走市场经济道路嘛，那西方有大把大把的理论，我们学来就行了。结果到了九十年代，就是越来越多的出国回国人员，逐渐统治了中国的经济学坛。这些人崇尚什么？崇尚的是谁在西方经济学院深造的时间长，谁掌握的西方理论多，谁钻研的西方理论深。于是问题就变成这样子的：比如吴敬琏，只是自己在国内自学了点萨缪尔森，出国呆了半年，外语也不过关，那个西经的水平，就相当于初级西方经济学的水平。那他和张维迎比的话，就不能比了。张维迎在英国待了好几年，还拿了个博士学位来，那自然比吴敬琏的功夫深。可是张维迎和什么龚六堂、胡祖六，又不能比了。为什么，张维迎的数学不好，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能讲《高宏》吗？能讲《高微》吗？不行吧！即使能讲，错误也很多，功底不扎实。【张上课的时候，邹恒甫天天跑去在底下给捣乱，一会这个讲错，一会那个狗屁不通。】所以写的论文不能在西方一流刊物上发表。而人家龚六堂、人家胡祖六，人家数学功底扎实，人家年轻轻的就去美国深造，跑过去一心钻研数学，人家把高宏高微都拿下了，人家能在美国发表论文。那你说是谁高呢？

    《初级西方经济学》、《中级西方经济学》、《高级西方经济学》，你能读懂哪一本？你说吧，谁高？书名字都决定了谁高嘛！还有什么好问的。这样的比较，在今天的经济学界，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但是，这种比较，在西方也许是成立的，移植到中国，却有一个微妙的然而是巨大的荒谬。西方经济学的大厦，是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这门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感知，提升到理论假设，再不断地与现实经济冲撞，批判反思，修补的结果。所有对西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学者，大体上来说，既有对西方经济现实的深刻感受，又有足够的学院素养，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所谓实证的科学，是学者们对现实的感知和理性的传承与再造的结晶。

    而中国的学者呢？特别是处在实证的最高级------《高宏》、《高微》------的年轻学者们，倒是迅速地把西方几百年来的实证主义科学结晶用几个数学符号模型给迅速地吞下去了，传承了西方理性的衣钵。但是现实的感知，经验的感知，却几乎为零。既没有中国的经验感知，也没有西方经济世界的经验感知。

    如果我们从对现实的感知这个角度来说，再给前面提到的这几位经济学名人排排队，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胡祖六龚六堂不如张维迎，张维迎不如吴敬琏。

    但是，在一种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的学风之下，实证研究中的现实调研感知部分，却被轻易地忽略了，被缩减成了仅仅是西方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则又被进一步被缩减为数学模型。于是，实证研究就等于数学模型了。

    其实，按照西方实证主义的传统，数学化的西方理论的传承者，应该非常急迫地渴望迅速地把他们得来的几块压缩饼干赶紧在中国经济实践中泡一泡，好好感受一下中国经济的现实。也让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来一个大冲撞，这才是实证主义的正解。可是，似乎这样需要的时间要很长，路子要很辛苦。可惜啊。“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混来的学术地位，既然国内的傻帽们都把我们当神一样供着，没看出什么端倪来，我们何必自揭其短，妄自菲薄，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到田野中求贤问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