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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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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一

不久前，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中，一位当年跟随毛泽东经历了武汉“七•二0事件”的要员，在谈到“百万雄师”包围了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紧急派飞机保毛泽东出走上海时，两次三番地把“百万雄师”称为“造反派”，似乎又是万恶的“造反派”制造了危害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事件……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听到这位亲历大员的口述历史，油然而生反感。对于局外人或后来者，这样说或可谅解和理解，而对事件亲历者，竟然如此张冠李戴，篡改历史，实在令人莫名。

事实是，当时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有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见诸公开出版的各种文革史。它清楚地说明：百万雄师不是造反派组织，制造七•二0事件的不是造反派！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当年确曾参加过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的全国大游行，对这个事件的大体概况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如此中央定性国人皆知的事件在当事人口中竟然又被如此颠倒呢？

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据悉当年武汉“工总”和“百万雄师”对立两派的劫后余生的头头们，不久前在武汉某酒店相约聚首，相拥而泣，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人不胜感叹唏嘘！

今天，我提起这个事件，不是对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评判褒贬，也不想掩盖造反组织及其参与者的罪恶和错误，只是想说明：对造反派和文革的任何派别和现象，既不应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

三十多年来，造反派己经被完全妖魔化了。

二

从华国锋开展全国的“揭批查”，到后来全党全国清理“三种人”，到而今的文革电视剧，在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造反派似乎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上层是林彪和“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已经成为了诬陷、迫害、邪恶和暴行的代名词，成为十年文革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总代表，承担着十年文革甚至文革前后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也是通过造反派爪牙们具体执行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知道，文革时的造反派，是指那些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口号鼓动下，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揭竿而起，犯上作乱，首先起来造本单位、本地区党内当权者的反的群众和组织。他们观点激进，口号极端，行为激烈，在一度时间内确实叱咤风云，摧枯拉朽，成为文革主流。特别是揪斗当权派和部分地区的两派武斗，让造反派承载了无法洗刷的罪孽。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造反派成了整个文革时期的干尽所有坏事的主体势力，造反派这个群体被无限放大了：文革前的四清工作队，运动初期的工作组，党委组织的红五类红卫兵，当权派扶持的赤卫队产业军，革委会，公检法军管会，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一打三反运动办，清理阶级队伍办，以及从九大以后就逐步全面恢复正常运作的党组织……这些机制，有的在造反潮流到来前横行一时，有的在造反潮流消退后重新得势，多少年来，中国操控话语权的人们，把这些势力制造的全部祸水，一古脑儿全部倒在造反派头上，似乎－部十年文革史，就是四人帮率领造反派的作乱史，以形成整个民族对造反派的集体记忆。

然而，这种健忘症式的集体记忆是对历史的误读和失忆。

不需要凭借任何资料，我的亲身经历对那十年历史历历在目：

•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称这段时间为“自上而下实行白色恐怖”。除北京市委被改组外，在各级党组织的强有力组织领导下，设立运动办，派出工作组，大挖“三家村”，大抓新右派，大批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文艺精英学术权威以及机关工矿企业对领导不满人士甚至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都被打入“牛棚”，扫入“狗屎堆”，等待运动后期戴帽子送劳改。本人当时在家乡四川省自贡市石油公司工作，因为与自贡川剧院的编剧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魏某某是好朋友，也被打成了魏氏三家村成员，享受了牛鬼蛇神的全部待遇。

文革以后，有的牛棚中人把自巳的受难归之于造反派。要知道，那时节压根就没有“造反”这个政治话语，哪里有什么“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全国红卫兵破四旧，被红卫兵们自封为“红色恐怖”。这时候，“造反”的话语虽在《红旗》杂志出现，但那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以革干子女为主体的官办红卫兵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大造其反，巳经成了死老虎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再度遭殃，焚毁文物，查抄财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捆绑罚跪，皮带抽打，甚至杀害……这纯粹是特权阶层通过其控制的势力的一场历史恶性大发作！

可悲的是，许多受害者仍误指施害者为造反派，而实际上，那段时间绝大多数造反派组织还未诞生。

•一九六六年＋月以后到一九六九年八九月中央解散群众组织，是“三年造反时期”。

以《人民日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标志，造反风起云涌，文革进入高潮。

造反派中，有先觉者的奋起，有受害者的抗争，有投机者的赌搏，有失意者的报复，当然，也有毛称之为“革命先锋”的流氓“痞子”。在造反总司令毛泽东的统帅下，组成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演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复杂纷纭的恶作剧。

造反派的恶行之－，主要是坚持矛头向上，“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土皇帝李井泉”，揪斗共产党的当权者，短时间内夺了他们的权，让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扫了地。造反派被清算的罪行还有“大刮翻案风”，“为阶级敌人翻案，为右派分子鸣冤，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脉相承，”“推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造反派的恶行之二，是两派打派仗搞武斗。譬如我们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分裂为“八•二六”派和“红成”派，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特别是重庆，武斗时机关枪装甲车都上了阵，打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破坏了安定团结。

造反派恶行之三，由于潮流迅猛，因此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些流氓痞子趁机作奸犯科，触犯刑律。不过此问题不仅限于造反派，最伟大的组织也难免。

在这三年造反时期，造反派也没少受折腾：一场铺天盖地的“三月黑风”（一九六七年），成千上万的造反派被支左的解放军在当地干部配合下，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投入大牢成为现行反革命。不久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律平反。

成百上千的造反派，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命丧黄泉，至今不知魂归何处……

十年的大革命，三年的造反史。

•一九六九年以后，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随着群众组织的解散，随着革命小将上山下乡，随着各级革委会建立，随着军宣队工宣队的进入，造反组织己不复存在，造反派巳风流云散。

从－九七0年开始，中国土地上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周公，清查四五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都是由各级党委革委公检法统一组织进行的，制造了数以百万的冤假错案。造反派中很多人也成为丁这些运动的清查对象和打击对象。真是冤狱遍于国中，有人弹冠相庆。

那位造反派总司令归西之前，似乎预感到他煽起的造反之火留下的后患，告诫他的党人要“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然而他那位椐说最“忠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学生为了给自已“英明领袖”大旗祭旗，不但不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竟又拿造反派开刀，又开展了其规模和力度不亚于文革的“揭、批、查”运动，再次制造了一场大冤案。

文革后，有不少人把这段时期的罪孽，毫无例外地统统记在造反派的账上，殊不知造反早已经成为了历史。

近年间看到不少当朝要员的简历，其中不少是－九七－年至－九七六年间入党，他们不会是造反起家的三种人吧？

三


为什么会把十年文革的罪孽几乎全部记在造反派账上？
是谁在对文革造反派实施全面的妖魔化？
对文革造反派的错误的集体记忆是怎样形成的？

综合上述问题，我认为形成的原因大略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文革受害者的失忆和误指

文革初期的各级党委领导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白色恐怖”，八九月份的官方操控的红卫兵“红色恐怖”，以及造反退潮后军宣队军管会搞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把大批社会名流、前朝遗老、文化精英、学术权威等等打入了牛棚；同时把早已成为弱势群体，早已退出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再次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扫进了垃圾堆；特别是对建国以来历次运动被清查被戴帽被专政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更是再踏上一支脚，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上述几大社会群体，从文革前或文革初就成了“另册”人物，从开始就被剥夺了文革的参与权，党委工作组定案、保守红卫兵揪斗、造反派不敢为他们翻案。一场风暴之后，他们犹如撵进了桃花源中，外面天翻地覆，只求明哲保身，因此对外部世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分不清什么工作组、保守派、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

一觉恶梦醒来，上述各色人群普遍翻身解放，只听主流媒体上是一片对造反派的讨伐之声，他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分清其中真伪，也就把自己文革受迫害的一腔苦水，一古脑儿地全部泼在造反派身上。

一些社会名流的回忆录，如北大某教授；一些反映文革的电视剧，都在助长着这样的失忆和误指。

其二，部份权贵者的错忆和枉指

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于一九六六年六月遭到造反派的打击迫害，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细节：在强烈的打倒李达的高音喇叭声中，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

实际上，李达是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的“黑帮头子”的，要知道，那阶段，不仅没有造反派，也没有保守派，哪来什么造反派的红袖章？

其实，早在造反派出世之前，有的老干部和社会名人己被当时党组织打成了“黑帮”，比如“三家村”，比如“彭罗陆杨”，比如李达、匡亚民、宋硕、陆平、还有文化名人老舍、傅雷、周信芳、以及□□部文化部的“四条汉子”等……那时，不仅没有造反派，连“四人帮”还不知道在哪里？

造反派在造反高潮中无法无天，乱揪乱斗，确实曾经打击迫害过各级当权派。但随着中共九大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被造反派打倒的当权者，早在文革中后期纷纷重新掌权。

文革后，文革前后被打倒的老干部老名人，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是他们终生献身的组织，不是什么半路杀出来的造反派，但又是这个组织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今后还得依赖这个组织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自己即使有满腔委曲，又怎么好向自己的组织发泄呢？只好把一肚怨气发泄给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底层民众，把整自已的全部罪责加到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以便同组织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

其三，最重要的，是文革后官方舆论的误导

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历史本应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言：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然而，那位藏着一张御笔小纸条“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为了巩固自己的脆弱地位，拉拢扩充自已的势力范围，一方面继续把发动领导文革的首脑人物捧为神灵，声言继续高举文革旗帜；一方面又清算文革造成的种种失误和灾难，但又不敢追究造成文革恶果的制度性原因；其逻辑结果和方法手段，就是再次发动一场诸如文革的政治运动即“揭、批、查运动”，寻找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的“替罪羊”。

“替罪羊”在哪里找？在中共上层，当然是现成的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从九大以后的“一打三反”、“一批二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已被整得遍体麟伤的残余造反派。

曾经在一个材料中看到这样一个数据：有人检索自1976年10月至1983年的中央某大报，竟有260篇社论和理论文章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罪孽进行批判，有1229篇文章把造反派作为罪恶的公共贬义词来使用。这仅仅是一份报纸，如果统计全国报刊，造反派的被丑化和被妖魔化，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文革作为中国十七年积累的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和历史剧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造反派作为文革动乱的积极参与者，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责任，我的文章也绝不是为造反派的错误和罪责辩护，我只希望揭示历史真相。

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中国社会当代现实里，都成了一个亟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亟需研究的历史课题。

四

文革距今从开始算起已逾四十年，当年如我者热血青年大多已日暮西山，然而那段历史，不是被笼统否定，便是被设为禁区，使当事者噤若寒蝉，让后来者糊涂莫名。

我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和幸存者，对文革有着铭心之感和切肤之痛。我庆幸文革巳成为往事，我欣慰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寄望于民主自由的未来。

为了不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就必须揭示和研究文革的真相，比如造反派的真相：
造反派的兴起与消亡；
造反派的界定与构成；
造反派的分野与异同；
造反派与当权派及保守派的关系；
造反派与毛泽东利用与被利用；
造反派与前右派及当代极左派自由派的思想传承；
造反派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造反派的被美化被丑化和被妖魔化。
…………
历史呼唤真相！


（对此课题，我还将陆续发表意见，仅以此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