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经济学(一-十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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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第一章案例分析
亚当.斯密的悖论
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断言:当人们尽量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并且这样做不受阻碍时,他们最终共同使社会受益,即使那不是他们的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中提出的重要论题。亚当·斯密写道:"个体生产者只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时,像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亚当·斯密悖论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矛盾,200多年来它一直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这一理论的效力不断受到宗教权威、经济学之外的理论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自身的挑战。虽然如此,"看不见的手"这一悖论使人类行为合理化,且在20世纪越来越多地指导西方甚至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另外,斯密更一般的见解,即总体收益的结果也许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已经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称为"使经济思想注入对社会进程一般理解的最重要、最具智慧的贡献"。这个重要的极具智慧的想法是正确的吗?
亚当·斯密与其他启蒙思想家(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一道尝试着将人们从教会教条束缚和诸如骄傲、嫉妒之类的情感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在历史上曾使人类行为被扭曲。通过强调无私和来世相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要性,教会教义遏制了人类状况的暂时进步。僧侣们看到了社会底层和普通的人们为这种需要被束缚的情感左右。斯密相信,教会教义也维系一个上流社会,而该社会无助于商业活动。使牧师和其他人忧心的激情除傲慢和嫉妒外还包括愤怒,以及对荣誉或报复的欲望。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这种激情已经导致损坏政治经济稳定的争战杀伐。自从中世纪以来,商业活动就遭受僧侣和智者们的诋毁,但却受到下等人的推崇,并且这种态度在欧洲创国阶段广为流传。贪婪和欲望由被称为重商主义的一套政府强制规则所控制。斯密对个人物质利益追求的社会利益影响的强调,是对那种认为社会由僧侣式的禁欲主义和国家干预理念引导的思想的冲击。国家干预理念认为社会的破坏性激情必须由规章、制度和政府的强行干预来控制。相反,斯密认为,人们有一种嗜好去交易、交换,用物去换取另一物。这种嗜好表示出人们的判断和谨慎,它会受到社会法律和道德的规范。
因此斯密寻求使遭受严厉批评的行为社会合法化的途径,因为对于这一行为在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影响,别人仅看见了混乱,他却看见了秩序与和谐。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去解释合理计算个人物质利益将怎样导致竞争,竞争转而为整个经济体系带来高额的产出和收入,并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斯密将这一自我调整的过程视作上帝为社会和谐创造的一条自然规则,它应为人类发现并应代替重商主义的制度规则。简而言之,斯密试图找到一条适用于经济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它将代替自中世纪以来指导思考经济的人为规则。他相信,政府的商业政策妨碍了为全社会生产最适宜的物质产品所需的变化。个人利益可以被信赖,因为每个人被假定能很好地衡量它,即使斯密承认人类动机的多样性与重要性,他仍相信个人物质利益占支配地位,只能产生社会和谐。
无论怎样,个人的物质利益仅是多种动机的一个;这一事实为斯密"看不见的手"分析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确保在一组产生"看不见的手"的转换关系中的任何一点是个人物质利益而不是其他动机占支配地位?对斯密来说这是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区分全部效用和边际效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做到了这一点。
因此,动机的多样性构成了每个人的心理并组成了全部效用,但它不决定交换商品的价值,因此边际效用促成了交换。为什么交换的边际效用应仅由或至少主要由个人利益来引导呢?当我们考虑买卖商品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选择限制在那些服务于同一目标并经常具有非物质性和非利已性特征的商品。诸如为疼孩子买一个玩具,为自傲或为妒嫉邻居家的车而买一辆新跑车的决定显然植根于物质利益以外的其他动机。但是在挑选满足这些动机的商品的过程中,物质考虑(价格、质量、数量、个人的收入)将对特定选择起决定作用。只要在交易决定时个人物质利益决定行为,其他动机就构不成问题。尽管斯密提出许多有关自由交换产生有益影响的例子,还提出自由交换的初步逻辑,但这样一种系统怎样增进全社会物质资料的合理配置,方法论利已主义对此进行了充分严密而持续的思考。这些探索也都被以更严密的形式表示出来。
直到20世纪头十年,马歇尔(1842~1924)提出用来解决"看不见的手"悖论的供给、需求及供求相互作用的理论,今天,斯密的社会和谐论被认为是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定理,即在市场体系中,竞争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效率也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出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848~1923),其意指在所有交易发生并且生产方式被选择后,没人能进一步改善状况而不使其他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种解决方式的问题在于它依靠大量不现实的假设。帕累托最优假设产权完全被细化、强化,仅生产私人商品,不存在外部影响和信息不对称;并且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被认为是平等的。
一般说来,现实中这些条件是不存在的,并且这些条件引出否定竞争市场有效产出的多种问题。这些所谓有的市场失灵包括免费搭便车行为(对于外部影响和公共物品来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工作信号和委托-代理问题(对于信息不对称来说)、寻租行为(对于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来说)。对这些问题有两个概念性选择:第一个解决方法是认为恰当的政府行为(最高产权的变化)将支持市场体系,所以能够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参与市场使外部影响主观化,消除信息不对称,并且纠正难以接受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允许经济理论体现出比单独的个人物质利益更丰富的动机序列,特别是对社会协作的欲望和集体归属感。这两个解决方法都不让人十分满意,接受更多的政府行为或更大范围的人类动机使亚当·斯密悖论的理论基础消失了。那就是如果人们关心他人还规则地具有公共精神,而且无论如何如果需要政府去实现效率和社会和谐,也就没有可要解决的悖论了。
另一派思想更正式地提出亚当·斯密悖论:19世纪列昂·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斯密社会和谐论的一种抽象正远见的方法。它由方法论利已主义激发,并沿着所有投入产出市场间的相互关系去找到能导致有效资源配置的均衡。这一方法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去证实这样一种均衡存在,并且是唯一的、稳定的,所有这些都是解决亚当·斯密悖论必需的。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对最理想一般均衡存在的证明。无论如何,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和惟一性没有被证明出来,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可证的。这意味着什么?仅仅个人行为不够产生一个惟一或稳定的均衡了,单单合理的物质驱动的利已主义行为不能实现"看不见的手"。解决亚当·斯密悖论的一种方法为放弃方法论利已主义的僵化版本,即仅仅个人行为起作用。这样做后,经济模型接受社会标准和机构(包括政府)来反映个人的行动,是否这使得最优解被破坏?为确保一国经济良好运行这一方法,将使经济理论脱离方法论利已主义以及对自由主义的强调。亚当·斯密的悖论再一次消失了而不是被解决了。
肯那·C·泰勒
微观经济学第二章案例分析
钻石和水的价值悖论
“钻石昂贵,但它的使用价值很小;水廉价,但它的使用价值很大。”你怎样解释这个难为了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问题?
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四章中提出了著名的价值悖论:“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它几乎不能购买任何东西……相反,一块钻石有很少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大量其他商品。”
令人遗憾的是,斯密没有准备回答这个悖论。他仅仅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二分法,水有使用价值,而钻石有交换价值。
然而非常奇妙的是,斯密以前的教授海彻森(Francis Hutcheson)和其他学院的老师已经在几年之前就解决了这个悖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首先由消费者的所谓主观需求决定,然后再由商品相对稀缺性或丰富程度决定。简而言之,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较丰富的商品,价格较低;较稀缺的商品,价格较高。
甚至更让人吃惊的是,亚当·斯密在他写作经典的《国富论》前十年发表的一篇讲演中就解决了钻石和水的悖论。钻石和水价格的不同是稀缺性不同,斯密说:“仅仅想一下,水是如此充足便宜以至于提一下就能得到;再想一想钻石的稀有……它是那么珍贵。”斯考特思(Scottish)教授补充说,当供给条件变化时,产品的价值也变化,斯密注意到一个迷失在阿拉伯沙漠里的富裕商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评价水。如果工业能成倍地生产出大量的钻石,钻石的价格将大幅度下跌。
然而十年后写作《国富论》时,他那有说服力的解释完全消失了。并且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不能再解决钻石与水的悖论。斯密突然从价格中分离出效用。他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就好像价格和效用无任何联系。水很有用途,但有很小的“价值”;一颗钻石几乎没有用途(这指钻石被用于工业之前),但有巨大的“交换”价值。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解决悖论的正确方法——水和钻石的相对稀缺性。直到一个世纪后,19世纪70年代,三个经济学家——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分别说明价格(交换价值)决定,因为水是丰富的,增加一单位水很便宜,而钻石是极端稀缺的,增加钻石是昂贵的。下图说明了钻石和水的悖论是怎样被解决的。注意,对于钻石来说,价格高而全部效用(消费者剩余)低;对于水来说,价格低而总效用(消费者剩余)高。

19世纪70年代标志着价值基于边际效用的边际革命的开始,但它真正标志着可以追溯到学院派甚至亚里士多德的边际传统的恢复。就像埃米尔·考德(Emil Kauder)教授提出的那样:“我们经济科学之父写出水效用巨大,而价格很低。就这几个字,亚当·斯密已经浪费了两千年的思索。”
为什么斯密改变了他的想法?
为什么斯密在他作讲演到出版《国富论》这段时间内改变了想法?那不是由于他心不在焉,也许是他的宗教嗜好。斯密是一个清教徒,坚信加尔文主义价值观。他的加尔文信仰强调努力工作、有效生产和节俭的好处,《国富论》充满了高尚情操和美德。在他的思想中,钻石和珠宝是虚荣的奢侈品,与水和其他有用“产品”相比相对无用,而且他的经济理论反映了这些价值观。
读者经常对斯密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见《国富论》第二卷第三章)间奇特的二分法感到困惑。作者认为政府官员、医生、音乐家、演说家、演员和其他提供服务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而农夫和其他产品制造者具有生产性。为什么呢?因为斯密清教徒式的是非之心反对消费支持储蓄和工作。就像罗格尔·卡瑞森(Roger Garrison)描述的那样:“区分的基础不是重农主义的谬论而是清教徒的价值观,生产性劳动适用于将来而非适用于现在。”
但斯密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人为二分法的冲击远远比他意识到的要强,因为它已经给了那些抱怨市场中“为赚钱而生产”和“为使用而生产”区别的科学家和其他资本主义抨击者一个投掷物。他们批评资本家对创造利润比对提供有用服务更感兴趣,就好像有利可图的交换是“无关于消费者使用”的,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直接相联系。盈利是对边际效用而非全部效用的测量,是有效配置资源之后的驱动力,并且因此使经济增长,国家的生活水平最大化。
马克·斯考森
具有正斜率的需求曲线
需求规律表明一种产品的价格提高,人们对它的购买量会减少。出版商伊米利·可瑞尔先生发行了1,000份投资报告,每份售价10美元,仅售出了一小部分。可瑞尔先生决定将这份报告重新编制成特殊的行政报告,并且当作稀缺商品将每份价格提高到100美元。令人惊异的是出版商销售出了所有报告。难道可瑞尔先生发现了需求规律的漏洞了吗?
出版商伊米利·可瑞尔也许了解他所面对的市场,但他的经济学还需要重温。为了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需求曲线的原理。图1表明在伊米利·可瑞尔出版投资报告这个事例中,商品X的需求曲线图,该图形反映了需求规律:当价格提高时,需求量下降。最重要的是,在建立向下倾斜的曲线时用到几个关键的假设,经济学家将这些假设称为其他情况相同的(ceteris paribus)条件或“其他情况都相同”。这些假设包括:收入不变,偏好保持不变,商品无差异。

第三个假设就是疑问出现的地方。出版商没有改变这份投资报告本身的内容(仍然是同一篇报告),他只是进行广告促销,将报告改称为惟一的“行政”报告,从而改变了商品外在的东西。因此,购买者认为这份“行政”报告与早期出版的那份报告不同,并且新报告比原来的好。伊米利·可瑞尔这个市场天才创造了一条新的需求曲线,大体上位于原来那份报告的需求曲线的右边,因此这份“新”的投资报告在每一价格水平上售出的数量更多,这点可以从图2中看出。

然而,可瑞尔先生富于创造力的措施没有否定需求定律。我们敢大胆地推测,如果出版商可瑞尔先生使用同样的广告手段,但每份报告定价200美元,那么他获得的回报会少于每份定价100美元时的回报。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该问题不违背需求定律,而是充分利用了需求的所有方面。广告有三个目的:
(1)需求向外移动(通常靠吸引一群新的消费者);
(2)使需求更缺乏弹性(改变消费者的认知,致使消费者获悉的产品替代品更少);
(3)改变需求,使产品有差异且质量更好(新的产品)。
有些产品对像可瑞尔这样的市场人的行为不敏感。那些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的、具有较低的利润边际的和对消费者来说是必需的商品(例如农产品),就不可能对这种广告行为产生强烈的反应。但拥有很高的产品差异度、品牌忠实度和高利润的商品制造者(例如香水和服装的生产者)就很可能利用这种消费者中心主义现象。例如,消费者无法抵制最流行的香水价格的实际增加。这种产品的需求也许是高度缺乏弹性的,这允许生产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超额利润,其他生产者也许不这么幸运。市场是永远不可预测的。
马克·斯考森
美国的消费支出
恩格尔曲线阐明了在不同收入组别中,消费开支是如何变化的,下表从美国劳动统计局的一份调查中选了几个项目来表明这一点。这些数据是许多家庭的平均数,但是我们很容易地能够将它们解释为是对一户典型家庭开支的描述。
注意,这些数据是将某个项目的开支(而不是项目的数量)与收入联系起来。对于前两个项目(都是消费品)娱乐和业主自住房屋,需求的收入弹性很高。当我们从最低收入组移向最高收入组时移向最高收入组时,用于娱乐的平均家庭开支几乎增加了7倍。住房买卖也是同样的模式,从最低到最高组别,该项目开支的增加是原来的9倍。
对比之下,第三个项目租房开支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实际上下降了。这一模式反映了这一事实:绝大多数较高收入的个人是拥有而不是租用住房。因此,租房是一种劣等商品,至少对年收入20 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来说是如此。请注意,保健护理、食物、衣服是收入弹性呈正数但数值较低的消费项目。
美国家庭年消费开支
收入组(1993年美元)
开支项目  10000以下  10000-19000  20000-29000  30000-39000  40000-49000  50000-69000  70000以上
娱乐 520 894 1 185 1 602 2 018 2 565 4 007
自有住房 854 1 370 2 122 3 314 4 450 5 616 9 736
租用住房 1 642 2 128 1 978 1 884 1 802 1 514 748
保健护理 1 034 1 647 1 732 1 881 2 012 2 054 2 703
食物 2 461 3 198 3 971 4 706 5 556 6 273 8 137
衣服 867 1 068 1 394 1 778 2 215 2 316 3 668
资料来源: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局《消费者开支调查》(1992~1993)
表中的数据可以用散点图形象地表现为开支的恩格尔曲线。下图中画出了租房、保健护理和娱乐三种“商品”的恩格尔曲线。请观察,当收入上升时,用于娱乐的开支急剧上升,而租房开支却下降了。

* 随着年收入的变化,平均每人在租房、保健护理、娱乐上的开支用散点表现在图上了。保健护理和娱乐是正常商品——支出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租房是劣等商品。
肯那·C·泰勒
住房需求
一户家庭对于住房的需求取决于作出购买决定的家庭的年龄和地位。确定住房需求的方法之一,是将每个家庭每幢房屋的居室数量(需求量)与多买一间居室的价格的估计数联系起来,与家庭的全家收入联系起来(在美国,居室的价格是不同的,因为建造成本有差异)。下表列出了对于不同人口组别的部分价格和收入弹性数值。
居室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
组别 价格弹性 收入弹性
单个人  -0.14  0.19
已婚,户主年龄小于30岁 -0.22 0.07
有1个小孩
已婚,户主年龄在30-39岁 0 0.11
之间,有2个以上的孩子
已婚,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 -0.08 0.18
有1个孩子
一般来说,弹性表明消费者需求的住房大小(用居室数目来衡量)对于收入或价格方面的差异的反应都相对迟钝些。然而人口分组之间的差异却是重要的。例如,有年轻户主的已婚家庭有一个数值为-0.22的价格弹性,远大于那些户主年长的已婚家庭。大概在父母和孩子们年龄都偏小,并且父母计划还要生一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家庭在购房时对价格更敏感一些。在已婚家庭中,对居室需求的收入弹性也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告诉我们年长的家庭比年轻的家庭愿意购买更大的住房。
住房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也取决于人们居住的地方。市中心的需求远比郊区更富有价格弹性。不过,收入弹性是随着一个人离开市中心的距离而增加的。这样,市中心较穷(平均而言)的居民(他们住在土地价格相对较高的地方)在其住房选择中,就比那些郊区较富的居民对价格更加敏感。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三章案例分析
第四个鸡蛋的事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明,每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该商品对使用者的效用是递减的。但是,假设用四个鸡蛋烤制一个蛋糕,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鸡蛋的边际效用没有第四个鸡蛋的大,因为有了第四个鸡蛋,才能做成蛋糕。第四个鸡蛋的效用大于前三个鸡蛋的效用,因为没有它,蛋糕就不能做好。你怎么使这种情况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相吻合呢?
在这一事例[默里·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使之闻名]中,蛋糕不违背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规律,因为这两种产品虽然在字面上相近,但在消费者眼中却不一样。如上所述的事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品”不一定是有形的商品,而是消费者认为效用相同并可相互替代的产品。
在上面的蛋糕例子中,有四个鸡蛋的蛋糕和有一个鸡蛋、两个鸡蛋和三个鸡蛋的蛋糕效用不同,且不具有相互替代性。有三个鸡蛋的蛋糕和有四个鸡蛋的蛋糕不是同一供给单位,因此,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该事例中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成立的惟一方法就是将每组四个鸡蛋当作一同质单位。
效用理论的批评家们有时在类似的情况下认为,以心理学原则为基础的需求递减规律不总是起作用的。例如,一个人喜欢第二勺冰淇淋胜于第一勺,因此,边际效用在开始下降前可以先增加。但是这个例子误解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含义,心理和生理需求的状况不成为问题。在这里仅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行为的逻辑性总是朝向既定结果,从而最紧迫的需求总被最先挑选出来。在后一个引例中,结果变化了,因此第二勺冰淇淋(连续地)相应于新的结果也许已变成了第一勺。因此冰淇淋的事例没有违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马克·斯考森
闲暇悖论
根据劳动供给规律,工资越高,愿意工作的人都多。提姆?托伊一小时赚10美元,从事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再加上每周平均10小时的超时工作。他工资升至一小时15美元后,决定放弃超时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提姆的决定偏受了闲暇,这违背了劳动供给规律了吗?
闲暇悖论暗示出经济学家将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赋予劳动供给曲线的可能性。正常讲,短期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工资越高,工资获取者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在该分析中闲暇带来正效用而工作带来负效用,负效用由人们挣到的工资来补偿。

从预算约束图中我们能看到这一关系,该图显示出消费和闲暇间的替换。在图1中,工资增加使预算约束线上移,因为提姆现在已有更多的收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见工资上升时预算约束线怎样扩展。工人工作时间较长,当工资增加时减少他的空闲时间,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指提姆放弃闲暇工作更长时间,所以如图所示,劳动供给曲线缺乏弹性但斜率为正。

然而,当工资增加更多时,我们遇到了不同的替换,如图2所示。在这里,收入效应比替代效应更大。当工资上升时,像提姆?托伊这样的人感觉脱离工作更好,这诱使他们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更少,将更多时间留在闲暇上。更多的闲暇像大多数商品一样,当收入增加时更令人神往。医师、牙医和其他高收入职业者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这里给出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的实例,如图3所示。

马克·斯考森
稀有的吉芬物品
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大饥荒时,土豆价格飞涨,但穷人们消费的肉更少了,而消费的土豆更多了!据说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罗伯特·吉芬。吉芬商品看来违背了需求规律,如何解释它的存在呢?
需求规律表明,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人们对它的需求量将减少。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是很少见的,我们所知道的吉芬商品就是这样。吉芬商品是以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1837-1910)的名字命名的,据说吉芬先生曾断言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当土豆价格上升时,穷人们对土豆的消费会增加(1845-1848)。
尽管我们没有吉芬的书面研究结果,但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提到吉芬的断言,他以面包为例:
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大饥荒时,土豆价格飞涨,但穷人们消费的肉更少了,而消费的土豆更多了!据说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罗伯特·吉芬。吉芬商品看来违背了需求规律,如何解释它的存在呢?
下面我们给出对吉芬商品理论上的说明。由于土豆(或面包)在穷人们食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土豆价格上升时,他们将无力购买肉和蔬菜之类的食物。因此将会买更多的土豆来代替。
通常情况下,当一种食品价格上升时,人们就会购买替代品,从而减少对价格上升的食品的消费。如果黄油价格上升,人们将转而购买人造奶油;如果牛肉价格上升,他们就买更多的鸡肉。经济学家称之为“替代效应”。
当价格变化时还会产生“收入效应”。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人们的实际收入或购买力水平下降。因此,当黄油价格上升时,人们用于购买所有商品的实际收入下降了,从而会减少对黄油的购买。
但也有一些特殊商品,当实际收入下降时,我们反而愿意购买更多的该种商品,这些商品叫做“低档品”,因为收入增加时,我们就会减少对它们的消费。以人造奶油和鸡肉为例,当它们的价格下降时,我们将分别用它们代替黄油和牛肉。但此与同时,我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会减少对它们的消费,因为人造奶油和鸡肉都是低档品。哪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呢?显然,替代效应比收入效应强,因此,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鸡肉或人造奶油的价格下降时,我们将增加对它们的购买。

吉芬认为他发现了例外的商品——土豆。因为土豆支出在穷人们的预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土豆价格上升时,这种低档品的收入效应比替代效应强,因此,价格上升将会使穷人消费更多的土豆。
经济学家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明吉芬商品尽管稀少,但仍有存在的可能性。图1说明了正常物品,它的替代效应比收入效应大得多。通常情况下,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对人们收入的影响很小。因此,土豆价格上升时人们一般会减少对它的消费。

但是,如果土豆在一个人的食物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结果会怎样呢?这样,收入效应会超过替代效应。因为土豆是一种低档品,当人们的收入急剧下降时,购买的土豆更多而非更少。图2说明了吉芬商品。
因为个别商品价格的上升不会对单个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吉芬商品是很少见的。甚至有关研究表明在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时期,仍然没有得到吉芬商品存在性的经验证明。
马克·斯考森
设计新的汽车(1)
如果你是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那么你将如何决定什么时候推出新型号,该投资多少钱用于款式的重新设计?你或许知道,一辆汽车的两大特性是其款式设计(例如设计和内部特点)和其性能(例如汽油里程数和驾驶性能)。款式设计和性能都是受到人们关注的特性,一辆汽车,它的款式设计越好,性能越佳,其需求量就越大。然而,重新设计款式,提高汽车的性能,这是要花钱的。在一辆汽车里,你应该增加多少特性呢?
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成本,也取决于消费者对于汽车特性的偏好。下图显示了消费者偏好的两个特性描述,a图所示的是一部分人偏好性能,而不是款式,他们愿意放弃相当的款式造型换取更好的性能。将这些偏好与b图所示的另一部分人的偏好比较一下,后者偏好款式而不是性能,他们愿意为获得更新颖的款式而容忍低效的汽油里程数或稍差的驾驶性能。

* 可以用无差异曲线来描绘对于汽车特性的偏好,每一条曲线表明了能带来同等程度满足的性能和款式组合。a图中的消费者愿意放弃相当程度的款式造型来获得增加的性能;而b图中的消费者的偏好恰恰相反。
在人群中,哪个偏好组别占了多数,知道这一点有助于汽车公司的经济做出战略性的生产决策。判断这一情况的途径之一是对人们的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就款式和性能不同组合的几种汽车询问每个被调查者的偏好。另一途径是从统计上分析消费者以往购买不同款式和性能的汽车的数量,将不同汽车的售价和汽车的特性水平联系起来,人们就可以判断不同组别的消费者赋予每一特性的相对价值。上述两种途径都可以帮助人们判断最大的消费者组别是更看重性能(如图a所示)呢,还是更看重款式(如图b所示);还有,每组中的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弃一种特性以换取另一种特性。
有关美国汽车需求的一项新近的研究表明,在以往的二十来年里,绝大多数消费者偏好的是款式而不是性能。该研究将1977-1991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汽车,从超小型车到豪华的跑车,分成9个市场类别。在每一个类别中,款式变化的程度用指数来表示,从1(没有可见的外部变化,如本田雅阁1991年车型)到5(整个金属板的变化,如别克世纪1989年车型),再到9(一个全新的车身,尺寸有变化,后轮驱动改为前轮驱动,如雪佛兰嘉奖1980年车型)。该研究发现,重视款式变化的公司的发展快于那些重视性能的公司;特别是,那些经过款式革新的汽车,其销量远大于那些没有经过这类革新的汽车(大的结果紧接在款式革新之后发生,但小的结果在随后的年份里出现)。
款式的重要性有助于解释在美国的日本进口不断增加的份额。美国国产车的销量年增1.3%,而进口车的销量年增6.4%。就平均而言,在所有的国产美国车中,每年只有15%有一个大的款式变化,而所有进口车的这一数字为23.4%。虽然,款式变化(伴随着性能和可靠性的提高)促进了进口车的增长。这对欧洲共同市场来说颇具意义,如果欧洲人像美国人做到的那样对待款式变化,日本人对欧洲市场的渗透在未来的十年后就会增强。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设计新的汽车(2)
对于消费者选择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明白,汽车消费者组别的不同偏好可以怎样影响其购买决定。接上面的例子,我们考虑两个消费者组别,每个组别想花10 000美元用于汽车的款式和性能(其余的钱可以用在此处不予讨论的其他汽车特性上),但对于款式和性能,每个组别有不同的偏好。
下图显示了每个组别的个人所面临的购车预算约束。第一组别,其偏好类似于前例图a所示的偏好,在性能和款式中偏好前者。通过在一条典型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之间寻找相切点,我们发现,这一组别的消费者偏好这样一种汽车:其性能值7 000美元,其款式值3 000美元。而第二组别的消费者偏好性能值2 500美元、款式值7 500美元的汽车(回忆一下前例,统计研究已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属于第二组别)。

* 在a图中的消费者愿意以相当数量的款式来换取一些额外的性能。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他们会选择一辆注重性能的汽车。b图中消费者的选择刚好相反。
在获悉组别偏好的情况下,一家汽车公司就可以设计产品、制定销售计划了。一个具有潜在盈利的选择是,制造这样一种车型,它注重款式的程度略低于图b中个人所偏好的程度,但远高于图a中个人所偏好的程度(以吸引这两组人)。第二个选择是,生产较多的、注重款式的汽车,生产少量的、注重性能的汽车。这两种选择都是上述对购车偏好了解的结果。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大学信托基金
假设有一个叫简的人,其父母为她的教育提供了一笔信托基金,现年18岁的简可以得到全部的信托基金,条件是她只能用之于教育。简自然喜欢信托基金这份礼物,但如果这是一个无限制的信托基金,她或许会更喜欢的。为了明白这一点,看一看下图,每年花在教育上的美元标在横轴上,花在其他消费形式上的美元标在纵轴上。

* 一名学生得到一份必须用于教育的大学信托基金。该学生从A移向B,便会出现一个拐角解。然而,如果这份信托基金既可以用于教育,也可以用于其他消费,那么在C处,该学生的情况就会更好。
在得到信托基金之前,简所面对的预算线以PQ表示;只要全部的信托基金(以PB的距离表示)用于教育,这份基金会使预算线向外扩展。由于接受了信托基金和上了大学,简提高了其满足程度,从无差异曲线U1上的A移向无差异曲线U2上的B。
注意B代表的是一个拐角解,因为简的其他消费对教育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其他消费的相对价格。简可能喜欢既在教育上面、也在其他商品上面花一部分信托基金。如果对信托基金的使用没有限制,那么她会移向无差异曲线U3上的C,减少其教育支出(或许上一二年制的大学,而不是四年制的大学),但增加比教育更让她高兴的项目的开支。
在无限制的和有限制的信托基金之间,接受者一般偏好前者。然而,较为普遍的倒是有限制的信托基金,因为它们使得做父母的能够按照父母认为最符合孩子们长远利益的方式来控制其子女的开支。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汽油定量配给
美国政府在1974年、1979年对汽油实施价格管制,许多汽油站不得不降低其售价(世界石油价格是上升的,但管制压低了国内价格)。如果,开车的人想购买的汽油数量大于按管制价格出售的数量,汽油配给供应了。在有些人看来,非价格定量配给是代替市场的一个公平手段,定量配给的一种形式是每个人都拥有购买某种配给商品的同等机会,而在市场体制下,那些有较高收入的人可比较低收入的人出更高的价钱来获得供给量不足的商品。
在本例中,汽油是通过加油站的长长的排队定量配给的,那些愿意花时间等候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汽油,而其他人则买不到。通过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最低数量的汽油,定量配给可以使一部分人获得购买某种商品的渠道,不然的话,他们是买不起这种商品的。但是,定量配给限制了汽油的购买数量,这就伤害了另一部分人,他们想要购买的量大于定量。
我们可以从下图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幅图适用于一名年收入为20 000美元的妇女。横轴表示的是她的汽油年消费量,纵轴表示的是她在购买汽油后的剩余收入。假设受管制的汽油价格是每加仑1美元;因为她的收入是20 000美元,她被限制于预算线AB上的点,该线的斜率为-1。在每加仑1美元的情况下,该妇女或许希望每年购买5 000加仑的汽油,在其他商品上花15 000美元,以C表示。在这一点上,她已将其效用最大化了(位于可能存在的最高的无差异曲线U2上),而其预算约束既定在20 000美元。

* 当一种商品是配给供应的时候,其数量少于消费者想要购买的数量,消费者的情况可能变坏。在汽油不是定量配给的时候,消费者处于无差异曲线U2上的C,消费5 000加仑的汽油。然而,在汽油定量配给限制为2 000加仑的情况下,消费者移向较低的无差异曲线U1上的D。
由于实施定量配给,该妇女只能购买2 000加仑的汽油。结果,她现在面对着预算线ADE。预算线不再是一条直线,因为不可能购买超过2 000加仑的汽油。本图表明,她选择在D处消费,她获得的效用数量U1就要低于不实施定量配给时的U2,因为她消费的汽油少于她原本会偏好的数量,而她消费的其他商品多于她原本会偏好的数量。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清洁空气的价值
空气是免费的,就是说人们吸入和呼出空气是不需要花钱的。不过,空气市场的缺乏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有些城市里空气质量数十年来在不断恶化。1970年,美国国会修改了,《清洁空气法》以强化对汽车尾气排放的控制,那么这些控制是否值得?清洁空气所得到的好处是否足以抵消给汽车制造商直接带来的、给汽车购买者间接带来的成本?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美国国会请美国国家科学院用一项成本一收益研究来评估这些排放控制。该研究的收益部分考察了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珍视清洁的空气,运用的是从经验上确定的、对清洁空气需求的估计值。
虽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清洁空气市场,但是人们在购买房子的时候,周围空气清新和周围空气糟糕相比,前者的确让他们付出了更多的钱。这一信息便用来估测人们对洁净空气的需求。有关波士顿和洛杉矶街区房价的详尽数据与不同的空气污染物作对比,同时,其他可能会影响房屋价值的变量的影响也在统计上加以考虑。该研究确定了一条净化空气的需求曲线,它看上去大致就像下图所示的那样。

* 阴影部分是消费者剩余,它是在空气污染下降了5个亿分点的氧化氮、每个亿分点成本为1 000美元时产生的。剩余的产生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愿意为氧化氮每减少1个亿分点支付1 000美元以上的价钱。
横轴度量了空气污染减少的数量,纵轴度量了与那些空气污染减少相关的房屋的升值。例如,看一下某房主的清洁空气需求,他住在一个空气相当肮脏的城市里,氧化氮(NOX)的水平达亿分之十(10 pphm)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该家庭对于空气污染中每减少1个亿分点要花1 000美元,它就会选择需求曲线上的A,以获得5个亿分点的污染减少。
对刚刚描述的那个典型的家庭来说,污染下降50%或5个亿分点值多少呢?通过计算与减少污染相关的消费者剩余便可以测定这一价值。由于这一污染的减少每单位是1 000美元,所以该家庭要付5 000美元。然而,该家庭对污染减少的估价,除了最后1单位,都超过1 000美元,结果图中的阴影部分给出了净化的价值(大于支付的数额)。由于需求曲线是一条直线,所以可以从三角区域计算出剩余来:三角形高为1 000美元(2 000美元-1 000美元),底边长5个亿分点,因此,污染减少对于该家庭的价值为2 500美元。
一项完整的收益—成本分析会运用净化总收益的大小(每户收益乘以户数),与净化的总成本作比较,以判断这类规划是否合算。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四章案例分析
马尔萨斯和食品危机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的人口论的一个主要依据便是报酬递减定律。他认为,随着人口的膨胀,越来越多的劳动耕种土地,地球上有限的土地将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最终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平均产出下降,但又有更多的人需要食物,因而会产生大的饥荒。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按马尔萨斯的预言发展(尽管他正确地指出了“劳动边际报酬”递减)。
在上个世纪(20世纪),技术飞速进步,改变了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食物的生产方式,劳动的平均产出因而上升。这些进步包括高产抗病的良种,更高效的化肥,更先进的收割机械。正如下表所显示的,在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总的食物生产的增幅总是或多或少地高于同期人口的增长。世界农业生产力的这种增长也可用下图来表示。图中显示了1970年到1995年间食品价格指数和平均粮食产量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25年来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导致食品供给的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结果,粮食价格除了70年代初的短暂上升之外一直处于下降中。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世界食品的平均价格70年代初短暂上升,但之后便一直下降。
粮食产量增长的源泉之一是农用土地的增加。例如,从1961-1975年,在非洲,农业用地所占的百分比从32%上升至33.3%,拉丁美洲则从19.6%上升至22.4%,在远东地区,该比值则从21.9%上升至22.6%,但同时,北美的农业用地则从26.1%降至25.5%,西欧由46.3%降至43.7%。显然,粮食产量的增加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农业用地的增加。
在一些地区,如非洲的撒哈拉,饥荒仍是个严重的问题。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原因之一。虽然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农业剩余,但由于食物从生产率高的地区向生产率低的地区的再分配的困难和生产率低地区收入亦低的缘故,饥荒仍威胁着部分人群。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小麦的生产函数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生产谷物,在美国的大型农场中,粮食的生产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资本投资,如建筑物、设备等,和少量的劳动投入;但是,粮食的生产也可以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用较少的资本、较多的人力来完成。描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方式之一是用一条(或多条)等产量线,描出生产出特定产量的投入组合。下面便是一例,其中的生产函数是统计估计的结果。
下图中的等产量线对应13 800蒲式耳的小麦年产量,它与生产函数相关,利用这条等产量线,农场主可以决定在雇用劳动和使用机器之间何者更合算。假设农场的经营状况目前处于A点,劳动投入L为500小时,资本投入K为100机时,农场主决定减少机器的使用时间。为了得到相同的年产量,他必须多投入260小时的劳动。

*可以通过不同的劳动资本组合得到13800蒲式耳的小麦年产量。A点代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B点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A和B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为10/260=0.04。
农场主的这个尝试使他逐步了解小麦的生产函数的等产量线的形状,比较图中的A(L=500,K=100)与B(L=760,K=90),它们都位于等产量线上,农场主发现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0.04[-ΔK/ΔL=-(-10)/260=0.04]。
MRTS使农场主知道增加劳动投入与减少机器使用之间的权衡关系。因为MRTS远小于1,农场主明白当工人的工资等于机器运行的成本时,他将付出更多的资本(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他必须以260单位的劳动去替代10单位的资本)。事实上,农场主知道,除非劳动的价格比机器单位时间的使用成本低廉得多,否则,他的生产方式应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
这个例子已经表明,了解等产量线和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一个经理人员而言是十分有益的,它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在劳动相对昂贵的加拿大和美国,生产大多处于MRTS(资本—劳动比)比较高的阶段,而一些劳动力成本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较低的MRTS(较低的资本—劳动比)阶段。劳动/资本的具体组合取决于投入品的价格。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铁路业的规模报酬
20世纪以后,尽管碰到不少资金问题,铁路运输仍不断发展。规模对铁路运输业有无影响?为什么铁路仍很难与其他形式的运输进行竞争?我们可以从铁路运输的经济分析中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要研究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指标。首先我们可以用运输密度来度量投入,它指的是在一特定线路上每单位时间内铁路可以承运的货物吨数。产出以沿着该线路在特定时间内运输的货物总重量计。我们要问,产出与投入之间的规模报酬关系如何?起初,我们以为会有报酬递增效应,因为在运输密度增加以后,铁路管理部门可以统筹规划,制定出适宜的、富有效率的运输方案。但是,当运输密度的增加超过一定值后,会出现报酬递减,因为超负荷的运输已多得很难规划,运输速度也将有所下降。
大量研究表明,在运输密度值较小时,存在着递增报酬,但超过某一值后(这一点称为有效密度),会出现报酬递减。这种现象只有在运输密度值很大时才会出现。例如,某一研究称,在一个线路上,在运输密度达到年运量8万吨~10万吨以前,都会呈现报酬递增。
为了说明这些数据的实际重要性,在下表中,我们列出了美国主要铁路干线的运输密度,一些干线,如科罗拉多南方干线和联合太平洋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最佳效率规模(在这一点上,报酬递增现象消失了),但还有许多铁路线上的运输密度要低于此值。

既然大多数公司都没有达到最佳规模,说明其进一步增长还是有着优势的。确实,与密度相关的规模经济已成为解释近年来北伯灵顿铁路公司与艾奇森、托派克与圣特菲铁路公司以及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收购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重要的效率依据。这些合并是否导致了市场份额的增长以及市场份额的增长是否从效益的角度来说是正当的,这些都是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讨论的公共政策问题。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排放费对企业投入选择的影响
钢铁厂经常在河流之上或河边。河流不仅使企业生产所用的铁矿石的运输十分廉价,而且使其钢铁产品的运输也十分便宜。同样,河流也给企业处理生产过程中的伴随产物,所谓的排放,提供了便利。例如,钢铁厂通过将铁燧岩沉积物研磨成精度一致的细小碎粒来处理风炉所用的铁矿石。在此过程中,铁矿石就像水流一样被磁场吸引出来,从而使纯矿石通过工厂。这个过程的伴随产物——铁燧石颗粒——可以被倒入河中,从而使企业成本相对较低。相反,其他的运输方式或自己处理的企业的成本就相对较高。
由于铁燧岩颗粒是一种不可降解的废物,对植物和鱼类有害,因而环境保护局对排放征收费用——一种以向河流排放的数量计量的钢铁企业必须支付的费用。企业经营者应该如何对征收排放费作出反应,从而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呢?
假定在没有管制的条件下,企业每月生产2 000吨钢铁,其中使用资本2 000机器小时和10 000加仑的水(包括放回河中的铁燧岩颗粒)。企业经营者估计每机器小时成本为40美元,每向河中排入1加仑废水的成本为10美元。(因此,总成本为资本成本180 000美元加80 000美元和10 000美元的废水排放费。)经营者将对环保局征收的每加仑废水10美元的排放费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下图显示了成本最小化的反映。纵轴表示企业每月投入的资本的机器小时数,横轴表示每月排放的以加仑表示的废水的数量。首先,请考虑一下在没有征收排放费时企业是如何生产的。A点表示允许企业以最低成本生产一定产量的资     本投入和废水数量。由于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A点位于和等产量线相切的等成本线FC上。因为每单位资本的成本是每单位废水的4倍,所以等成本线的斜率为:-10美元/40美元=0.25。

*在企业排放污水而未征收费时,它选择用10 000加仑的废水和资本2 000机器小时的在A点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出。然而,排放费产生了废水的成本,使得等成本线由FC移至DE,并且导致企业以较少的排放在B点生产。
当征收排放费时,废水的成本由每加仑10美元上升至每加仑20美元,因为企业对每加仑废水(成本为10美元)要向政府缴纳额外的10美元。排放费增加了与资本相关的废水的成本。要以可能低的成本生产相同的产出,那么经营者必须选择与等产量线相切的斜率为-0.5(-20美元/40美元)的等成本线。在图7?4中,DE是合适的等成本线,B点则给出了恰当的资本和废水的选择。由点A移至点B表明了,由于排放费的存在,选择强调多用资本(3500机器小时)而少用废水(5 000加仑)的替代性生产技术,要比原先不重视循环的生产过程便宜。(总成本已增至240 000美元,其中资本140 000美元,废水50 000美元和排放费50 000美元。)
我们可以从此决策中得到两点收益。第一,生产过程中要素越是容易替代,也就是说,企业容易避免用河流来处理铁燧石颗粒,为减少排放而征收的排放费越是有效。第二,替代的程度越高,企业所支付的排放费就越少。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如果企业不改变其投入,那么其应支付排放费100 000美元。然而,钢铁厂通过将生产点由A移至B,仅付了50 000美元的排放费。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五章案例分析
LAC逸事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文纳教授(J. Viner)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一系列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包络线。
据说,在准备这篇论文时,文纳教授曾请他的研究生Mr. Wang帮助他画一个图,表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通过所有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并从数学上加以证明。
Mr. Wang接到任务后便琢磨起来:如果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和短期平均成本曲线都呈U形,长期平均成本曲线除了在最低点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相切外,其它点都不可能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相切。但碍于面子,他没有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及时告知导师,导师久等无信,便生气了。
直到1950年,文纳教授才醒悟过来,并不无遗憾地说:早知如此,我就不会交给杰出的Mr. Wang这样一个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任务。
黎诣远 李明志
微观经济学第六章案例分析
裤子的利润
时髦的豹牌裤子在泰诺服装商店每条标价20美元,共卖出了1,000条。同一地区的克莱尔成衣店每条标价30美元,共卖了600条。哪家的豹牌裤子的经销商获利高呢?
许多人会计算两家厂商从销售豹牌裤子中得到的收入,而不考虑生产者成本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只考虑需求而不考虑供给。
若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豹牌裤子的供给要素和需求要素结合在一起考虑,包括每条裤子给零售商的批发成本,每条裤子的边际销售费用,零售商的进货量以及裤子的残值。我们将这些与从销售中所得的收入逐一比较,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仅就以下三个方面讨论。
情况A:豹牌裤子批发成本加销售费用完全相同
如果每个零售商都按订单卖掉所有的裤子,每条裤子向批发商支付同样的成本价,而且每条裤子的销售费用相同,那么克莱尔成衣店也许会选定一个比泰诺服装店获利更多的价格,但也不能确定。虽然克莱尔店的总收入比泰诺店的总收入少2,000美元(20美元×1,000-30美元×600),但克莱尔店的总成本很可能更少,且差得不止2,000美元,因为购买出售的裤子数量更少,销售成本低。只要每条豹牌裤子的批发成本加上销售费用超过5美元就会是这样。例如,每条裤子的批发成本加销售费用达到6美元,泰诺店所得利润为14,000美元(14美元×1,000),而克莱尔店所得利润为14,400美元(24美元×600),同时批发成本加销售费用超过每条5美元越多,边际利润越大。低于一条裤子5美元的成本时,泰诺店将获得更大的利润。
情况B:销售出一部分豹牌裤子
如果每个销售商并没有按订单把裤子都销售出去,那么对利润最大的销售商判定也要依靠克莱尔店裤子的进货数量和残值。例如,假设两家商店购入1,000条裤子,每条4美元加2美元销售费用。假设残值(即余下的卖出去的价格)为5美元。正如在A种情况下,泰诺店的利润是14,000美元。然而,现在克莱尔店的利润也是14,000美元,比在A种情况下少了400美元,这是因为400条成本为6美元的裤子最初没有销售出去,而最终以每条5美元的价格销售出去,致使损失了400美元。若不赔本出售这些裤子,克莱尔店能否获利更多?不太可能。最初的批发成本无关紧要,因为资金一旦投入进去,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重新获得。沉没成本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总是不相关的。为获取残值出售豹牌裤子可能使克莱尔店比泰诺店获利少,但是克莱尔店这样做得很有可能要比不销售裤子得不到残值的获利情况要好。在该处惟一相关的成本是销售费用,只要残值大于销售成本,克莱尔店把剩余的豹牌裤子卖掉就会获利更多。
情况C1:销售费用不同且没有额外的库存
现在假设除了克莱尔衣店和泰诺服装店的销售费用不同外,前面条件和情况A中都完全一样。克莱尔店支付的工资及拥有销售人员均比泰诺店多。泰诺店也没有像克莱尔店那样给顾客提供咖啡。结果,克莱尔店每条裤子的销售费用为5美元,而泰诺店仅为2美元。哪一家商店获取更多的利润呢?很明显,泰诺店仍然能得到14,000美元的利润,克莱尔店的利润仅为12,600美元(21美元×600)。
情况C2:销售费用不同且有额外的库存
现在假设除了克莱尔成衣店和泰诺服装店的销售费用不同外,前面的条件和情况B都完全相同。克莱尔店比泰诺店支付更高的薪金并有更多的销售人员,泰诺店也不向顾客提供咖啡,而克莱尔店提供。因而,克莱尔店的平均销售成本为5美元而泰诺店的平均销售成本是2美元。哪一家商店会产生更多的利润呢?很清楚,泰诺店仍将获得14,000美元的利润。然而克莱尔店现在的利润是12,800美元,比在A种情况下少1,600美元,因为400条成本9美元的裤子最初没有卖掉,而最终以每条5美元销,售出去,这致使克莱尔店损失了1,600美元。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条裤子的残值与销售费用相等,克莱尔店对售出豹牌裤子以获取残值有点不上心,因为在其他情况下获利状况是相同的。每条裤子的销售费用高于5美元时,克莱尔店不会将购进的额外的服装卖出去,至少销售人员不卖,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
肯那·C.泰勒
经理的一些成本考虑
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规则的运用,取决于经理对边际成本的估算能力。为获得有用的成本估算,经理应在心里牢记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可能的话,平均可变成本不应用来替代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接近固定时,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但当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都迅速增加时,要决定生产多少数量,用平均可变成本则会产生误导。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公司有以下成本资料:
当前产量:每天100单位,其中25单位属加班生产
材料成本:每天500美元
人工成本:每天2000美元(正常时间)加班1000美元(加班时间)
平均可变成本容易计算——劳动成本加材料成本(3500美元)除以每天100单位,为35美元/单位。但恰当的成本是边际成本,它可计算如下:不管生产多少产量,每单位材料成本固定不变,所以边际成本为500美元/100=5美元/单位。因为劳动的边际成本仅涉及加班劳动,这100个单位中的25个单位是在加班时间内产生的,所以这样可得到劳动的边际成本。加班时间里每单位产量的平均报酬为1000美元/25=40美元/单位,这是对劳动的边际成本的一个很好的估算。因而,每多生产一单位产量的边际成本为45美元(材料边际成本加劳动边际成本),这比35美元的平均可变成本要大。如果依赖平均可变成本进行决算,那他将生产过多的产量。
第二,厂商的会计分类帐(accounting ledger)的单独科目可能有两个组成部分,但只有其中一个部分涉及到边际成本。例如,假设经理想削减生产,她减少一些雇员的工作时间,并裁减其他雇员。但被裁减的雇员工资可能无法准确衡量此时的生产的边际成本,因为工会合同经常要求企业支付被裁减员工的部分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因增加产量而增加边际成本将不同于产量下降相同数量时所节约的边际成本,后者等于节省的劳动成本减去所需支付给裁减员工的工资之差额。
第三,决定机会成本时应包括所有的机会成本。假定一家百货商店想出售儿童家具。经理决定利用商店三楼本来摆放电器的一部分空间现在来摆放家具,而不是建一个新的销售点。这部分空间的边际成本就是假如商店继续小说电器而赚得的利润除以家具的销量,这样测算出来的机会成本可能要比商店实际为这部分建筑所支付的成本大得多。
这三条准则可以帮助经理人员正确地衡量边际成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会导致产量过高或过低,并因此减少利润。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价格控制与天然气短缺
我们知道价格控制即最高限价会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的过度需求。但是,消费者受益多少?生产者受损多少?国家的无谓损失多少?通过计算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我们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利用美国1975年对天然气价格管制及当时天然气供求方面的数字来计算该年的损益。当时供求曲线可大致表示如下:
供给:QS=14+2PG+0.25PO
需求:QD=-5PG+3.75PO
式中,QS、QD为供给和需求,单位:万亿立方英尺(Tcf);PG为天然气价格,单位:美元/千立方英尺($/mcf);PO是石油价格,单位:美元/桶($/b)。
令QS=QD,PO=8美元/b,那么,自由市场均衡价格及数量分别为2美元/mcf和20Tcf。然而,在管制之下,最高允许价格为1美元/mcf。
下图表明了这些供求曲线、自由市场价格及管制价格。矩形A和三角形B、C测度价格控制导致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通过计算矩形和三角形的面积,我们可以确定控制带来的损益。

*天然气市场出清价格为2美元/mcf,但最高允许价格仅为1美元,结果导致25-18=7(tcf)短缺。消费者受益为A-B,生产者受损为A+C。
为了进行计算,首先我们统一计量单位,1Tcf=10亿mcf。把QD=18Tcf代入需求曲线方程式,则PG=2.40美元/mcf。那么,我们可以计算面积如下:
A=(180亿mcf)×(1美元/mcf)=180亿美元
B=(1/2)×(20亿mcf)×(0.40美元/mcf)=4亿美元
C=(1/2)×(20亿mcf)×(1美元/mcf)=10亿美元
(三角形的面积是它的底和高的乘积的一半。)
因此,1975年价格控制导致的消费者剩余变化为A-B=180-4=176(亿美元),生产者剩余变化为-A-C=―180―10=-190(亿美元)。最后,该年的无谓损失为―B―C=―4―10=-14(亿美元)。
不要忘记,每年14亿美元的无谓损失是1975年的美元。如按1996年计算,这一无谓损失超过40亿美元,对社会来说代价巨大。但是,实际上天然气价格控制导致的真实损失还远不止这些。由于我们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也就是说,忽略天然气短缺对其他产品需求上涨,这使得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增强,同时也使国内石油价格控制造成的损失扩大。虽然这些额外损失的计算超过了本例范围,但读者应该清楚这一点。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对小麦的支持
我们美国的小麦市场为例说明政府支持价格政策的福利影响。利用美国小麦市场的供求曲线,1981年小麦的市场出清价格约为3.46美元,但由于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1985年前这一价格降为约1.80美元。实际上,政府的价格支持计划使小麦的实际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81年约为3.70美元,1985年约为3.20美元。价格支持计划是怎样奏效的?计划最终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成本?计划增加了多少联邦赤字?
首先,让我们考察1981年的市场。那年,小麦生产没有有效限制,小麦价格由于政府购买而上升。为了使价格从3.46美元上升到3.70美元,政府必须买进多少呢?下面为供给方程和总需求(国内+出口)方程:
1981供给:QS=18.00+2.40P
1981需求:QD=35.50-2.66P
令QS=QD,你能够得到市场出清价格为3.46美元,产量为26.3亿蒲式耳。

*政府购买1.22亿蒲式耳小麦,将市场出清价从3.46美元提高到3.70美元。
为了使价格达到3.70美元,政府必须购买小麦量为Qg。那么,总需求(私人+政府)为:
1981总需求:QDT=35.50-2.66P+Qg
令供给=总需求,
即 18.00+2.40P=35.50-2.66P+Qg
或 Qg=5.06P-17.50
这个方程可以用来将政府需要购买小麦数量Qq作为想要有的支持价格P的函数。这样,为了达到3.70美元的价格,政府必须购买Qg=5.06×3.70-17.50=1.22(亿蒲式耳)。
注意,在图1中,Qg正是P=3.70美元下供给(26.88亿)与私人需求(25.66亿)的差额。同时,该图也表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损失。回想一下消费者损失矩形A和三角形B,可知:
A=(3.70-3.46)×25.66=6.16(亿美元)
B=1/2×(3.70-3.46)×(2630-2566)=0.08(亿美元)
所以,消费者的总成本为6.24亿美元。
政府的成本=3.70美元/蒲式耳×1.22亿蒲式耳=4.52(亿美元)
计划的总成本=6.24亿+4.52亿=10.76(亿美元)
将计划的总成本与生产者获益(A+B+C)比较,可知计划的得益为6.38亿美元。
1981年的小麦价格支持计划显然代价高昂。为了使农民的剩余增加6.38亿美元,消费者和纳税人总共必须支付10.76亿美元。但是,纳税人事实上支付得更多,由于小麦生产者还获得补贴约30美分/蒲式耳,纳税人负担又增加了8.06亿美元。
在1985年,由于出口需求下降,情况更糟。那年的供求曲线如下:
1985供给:QS=18.00+2.40P
1985需求:QD=25.80-1.94P
我们可以分别求出市场出清价格和数量分别为1.80美元/蒲式耳和22.32亿蒲式耳。
为把价格提高到3.20美元,政府购进小麦,并且规定生产配额约为24.25亿蒲式耳(凡享受补贴的农民须同意限耕)。图2描绘了这种情况。当Q=24.25亿,供给曲线变为垂直。现在,确定政府购买量Qg。令总需求=24.25,则:
24.25=25.8-1.94P+Qg
或 Qg=-1.55+1.94P
当P=3.20美元/蒲式耳时,Qg=4.66亿蒲式耳。政府必须花费(3.20美元×4.66)=14.91亿美元。

*1985年,小麦需求远远低于1981年,所以市场出清价仅为1.80元。为把价格提高到3.20元,政府购买了4.66亿蒲式耳,同时规定了24.25亿蒲式耳的生产配额。
此外,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政府还提供80美分/蒲式耳的补贴,由此又将耗费19.4亿美元。总的看,1985年美国的小麦计划将花费纳税人约35亿美元。
当然,还存在着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和生产者剩余的获益。读者可以计算它们的大小。
到了1993年,美国出口需求恢复了,因此市场出清价格又回到了大约3.27美元。1993年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如下:
需求:QD=3385-279P
供给:QS=1728+228P
我们可以验证市场出清产量为24.75亿蒲式耳。在1993年政府提出的生产配额仅比这小一点——24.63亿蒲式耳。不过,政府1993年没有购买任何小麦。通过把24.65代入需求曲线,我们可以看到1993年消费者的价格是3.30美元。
虽然政府没有购买小麦,在1993年它仍然给农民提供了每蒲式耳大约80美分的补助。因此纳税人所承受的该补助的总成本将近20亿美元。(在1990年,农业计划对美国纳税人的成本估计超过200亿美元,并且导致大约240亿美元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见J·Bovard, “Farm Subsidies: Milking Us Dry,”《纽约时报》,1990年7月20日。)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农业法案,一般被称为“农场自由”法。它被设计来减少政府的作用,并使农业更加的市场导向化。新的法案取2003年间逐渐削减政府补助。然而,该法案并未完全取消对美国农业的管制。比如,对花生和糖的价格支持仍然存在,而且除非该法案在2003年的国会再次被通过,否则补助和生产配额将会重新生效。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汽油税
对汽油征收大额税,既提高政府收入、减少汽油消费,又能降低美国对石油的进口依赖,这个想法已讨论多年了。我们来看看征收每加仑50美分的汽油税对汽油的价格和消费会产生影响。
我们以90年代初的市场状况为分析背景。当时,汽油售价约为1美元/加仑,总消费约1000亿加仑/年(当然,不同地区和等级的石油产品的价格有所不同,但我们暂时忽略这一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数量经常用桶来表示:一桶为42加仑,因此这一数量数据可以写作24亿桶每年。),我们还使用中期弹性(也就是价格变动后3年~6年的弹性)。汽油需求的中期弹性系数为-0.5较为合理。我们可以用这一弹性和价格及数量的数值(1美元和1000亿加仑/年)来计算对汽油的线性需求线。你会验证下面的需求曲线可以拟合这些数据:
汽油需求:QD=1500-500P
汽油从原油提炼加工而来,石油部分自给,部分出口(有时也直接进口汽油)。因此,汽油的供给曲线取决于石油的国际价格、国内石油供给和提炼成本。估计合理的供给弹性为0.4,所以,汽油的线性供给曲线如下:
汽油供给:QS=600+400P
你应该也能验证这些需求供给曲线意味着均衡价格为1美元,数量为每年1000亿加仑。
运用以上线性供求曲线,我们可以计算汽油税50美分/加仑的影响。首先,列出必须满足的四个条件,即:
QD =1500P-500Pb (需求)
QS =600+400Ps (供给)
QD= QS (需求+供给)
Pb -Ps=0.50 (政府必须50美分/加仑)
把前三个方程联立以使供给等于需求:
1500-500Pb=600+400Ps
最后一个方程可改写成Pb=Ps+0.50,代入上式:
1500-500×(Ps+0.50)=600+400Ps
现在,我们稍作整理以求解Ps:
500Ps+400Ps=1500-250-600
900Ps=650,或Ps=0.72
记住,Pb=Ps+0.50,所以,Pb=1.22。最后,根据需求或供给曲线,可以确定总数量Q=1500-(500×1.22)=890亿加仑/年。这意味着汽油消费下降了11%。下图就描绘了这些计算及税收影响。

*汽油价格从1.00美元上升到1.22美元,年销售量从1000亿降到890加仑。政府年税收收入为0.50×890=445(亿美元)。两个阴影三角形表示每年的无谓损失27.5亿美元。
税收负担大致由消费者与生产者平摊,消费者多付22美分/加仑,生产者少收28美分/加仑。因此,很自然,双方都竭力反对这项税收,而代表这两个集团的政客每次在提案提出时都要争斗一番。但是,税收将大大提高政府收入,年税收收入将是tQ=0.50×890=445(亿美元)。然而,由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成本超过445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税收造成无谓损失为两个阴影三角形(见图)。A和D表示政府收缴的总税收,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总损失更大。
在决定是否征收汽油以前,必须了解由此带来的无谓损失有多大。根据上图,我们可以很容易算出无谓损失为:
(1/2)×(0.50美元/加仑)×(110亿加仑/年)=27.5亿美元/年
这一无谓损失占政府税收收入的6%,它必须被税收可能带来的某项额外收益所抵消。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七章案例分析
价格歧视难题
年长者和孩子花3美元看电影,而其他人花6美元才能看到同样的电影。事实上,如果有人下午五六点间来“加里美食”,这些“早起的鸟儿”花9美元就能享用到晚上标价16美无的同样一餐饭。同样商品向不同人群索取不同价格的作法叫做价格歧视。它暗示着垄断势力的存在,所以在经济上地无效率的,并常常是非法的。然而社会上价格歧视不仅普遍,而且还是社会隐蔽地、非预期地再分配消费品的重要方法,多数情况下,是由富人到穷人来分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价格歧视是对同样商品向不同群体索取不同价格的作法。在现代社会中,单一定价市场占统治地位,但稍微考虑一下,我们就会确信多重定价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价格歧视可用来增加公司的利润。不管怎样,它对具有垄断力的单一定价公司的产量与福利的影响是明显的。另外,多数影响趋于使消费品在各收入阶层中的分配更均等。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发生的。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避免混淆。基于成本的价格区别很重要,但在这儿我们关注的不是它。对一个英国甜饼刀制造者来说,在罗马比在伦敦向消费者索价更高也许仅意味着运送成本更高。基于成本的价格区分是合法的,为社会所接受的,也不含有难题或悖论。我们感兴趣的那种价格歧视依靠这样的事实:即不同的人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判断不同,因此价格差别由于需求不同而非成本不同而发生。价格歧视是需求刺激的,并产生前面已提及的令人困惑的结果。
因为在一个单一价格市场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即他的预期价格通常不同于他不得不支付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和预期价格的差距产生了消费者剩余,对于卖者来说它是潜在的利润来源。在一个单一价格市场中有大量消费者剩余,因为市场中全部商品的价格来源于消费者对消费的最后一单位商品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较早消费的价值较大的商品中产生消费者剩余。这反映出对于任何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遵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随着价格的下降,越早消费的商品价值越大,越晚消费的商品价值越小。例如,对弗莱得?弗伊迪来说,水最重要的用途是饮用,以维持他的生命,不太重要的用途是洗脸洗衣服和涮洗卫生间,更不重要的用途是给狗洗澡和清除汽车道上的油及叶子。但是弗莱得为水花的钱很少,每加仑水的价格很低,这反映出水的总体消费者的最后商品效用。像弗莱得一样的人从所有较早使用的水(洗衣服、冲厕所、喝等等)中得到剩余,集中在一起我们叫作总体消费者剩余。卖者成功地构建价格歧视策略以诱使消费者显示他们的预期价位,从而卖者增加了利润。因为价格歧视暗示着和垄断势力联系在一起的产量限制,所以它在存在意味着产出小于理想产出,并存在无效率。然而,因为相对于无价格歧视策略,价格歧视策略能增加产出,却又不需要增加产出,所以它们的配置效率对于具有垄断势力的单一定价公司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虽然如此,价格歧视已招致意义重大的立法,为的是在美国阻止它。
1914年的克莱顿(Clayton)法案,稍后由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Robinson-Patman)法案加以修订。克莱顿法案禁止未基于制造、销售或运输成本的价格歧视,禁止削弱或阻碍工业内自由竞争的价格歧视。该法案也阻止间接价格歧视,如伪造经纪人佣金以及取悦消费者而提供促销津贴和服务,该法案允许卖者降低价格来迎合特定的消费者,但不能打击他人的竞争性定价行为。
这些法律主要是由商业间的利害关系促成的,并且在实践上,它们已被企业用来反对其他企业的定价行为,而不是由零卖的消费者用来针对向其他消费者提供优惠价格的商人的。因此,零售上的价格歧视很普遍。即使这样,它也不是到处都有,因为,在买者见实行的价格歧视是为了增加卖者的利润,有几个条件遵守。
第一,卖者必须有一些垄断力——对要价的控制。除了完全竞争公司外所有公司都满足这个条件。第二,卖者必须能根据对一产品的不同需求强度来鉴定购买者或购买者群。如果买者间不存在可辨别的需求强度,价格歧视将无法增加卖方利润。第三,和单一价格策略相比多重价格策略会产生预期的利润增量,该增量必须高于用需求差别来区分买者所需的交易成本。第四,卖者必须能确切地区分买者,以至于他们索要的不同价格不会导致低价位买者向高价位买者再次出售。第四种情况通常不会在服务业中遇见,因为服务本身无法被重复出售,而且能够重复出售的服务合同,例如汽车担保,多数情况下不能使市场得到发展。如果位置、知识、个人情况或个人品味的差别可鉴别,并在购买者或购买者群中间相对稳定,而且这些差别能导致大体上不同的支付愿望,那么在商品市场上也能遇到第四种情况。
这四个条件出现在美国为数众多的市场中,且价格歧视有三种类型。当每一独立购买者在给定产品市场中支付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时,第一类价格歧视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卖者得到了全部的消费者剩余,对于卖者来说,需求曲线变成边际收入曲线。真正意义下的第一类价格歧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因为对于卖者来说,判断每一购买者愿意为一单位商品付什么价钱所需成本太高,参与状况良好的拍卖也许代表了最近似的情况,但即使这里获取的购买者也许愿意为赢得的标的支付更高的价格。协议价格市场也是第一类价格歧视的近似情况,它包括草坪服务和收集私人垃圾的协议价格。在这些市场中,由于某些服务(例如汽车担保)或法律禁止的第一类价格歧视(例如生命和医疗保险规则)的可交易契约的缺乏,购买者进行有关价格/质量特征的系统性交流变得异常困难,从而区分买者变得可行。
当在一给定市场中公司依据可消费的数量索要不同价格时,第二类价格歧视就发生了。既然消费者有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他们对数量多的商品比对数量少的商品付的钱少。一个人买得越多每单位要价越低,这叫数量折扣,这是公司获得单一定价策略放弃的那些消费者剩余的一种典型方法。在这里,买者有不同的需求水平,允许卖者用多重定价策略占有消费者剩余,来获得更多利润。这里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生产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更低,卖者也有给数量折扣的激励。在典型情况下,边际成本不像产出增加那样有连续性或增长性,但是边际成本在商业企业给出数量折扣时不因诱因的刺激而剧烈波动。第二类价格歧视是关于商业行为的,因为大型零售公司对资源供给者拥有市场影响力,它们可以为得到数量折扣签订协议,从而使自己比较小的竞争对手有成本优势,小公司无法合算地吸纳如此多的供给。因此,数量折扣能导致产业竞争缺乏,在罗宾逊-帕特曼法案中,许多案例被引用来阐述这一问题。
当在分市场中买方发生变化或进行产品定位以吸纳具有不同需求弹性的购买者群时,第三类价格歧视就出现了。一般来说,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只要(递减)边际收入(MR)大于(递增)边际成本(MC),卖者将生产一单位追加产品。在MR=MC处,即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处他们停止生产,要价由产出水平处的需求决定。如果两个购买者群1和2有本质上不同的需求弹性,并且能被鉴定、区分,那么将实行两种价格的歧视性策略。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变为MR1=MR2=MR。它易于被表示为MR=P(1-1/ED),在此处ED代表需求弹性。因此对于一个有两种价格差别的公司,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由P1(1-1/ED1)=P2(1-1/ED2)=MC决定。从这个等式中我们看到当ED减少时P增加,因此ED更低或更缺乏弹性时价格将会更高。
我们能看出对于卖者来说可获利的价格歧视策略的关键是,鉴别出对一种产品具有不同需求的群体或市场,并向需求更缺乏弹性的群体或市场索要更高价格。一天汽车租赁费比周租费按天计算出的费用要高,因为汽车出租公司认为,单天汽车出租市场相应地比按周出租的汽车市场有更多的商务旅行者和那些需求更强烈或需求更缺乏弹性的人。航班上,工作日时载客率较高,相应地周六载客率较低,依据这一情况,同样的购买者群被定为目标。在服装店高价购进最新成衣为的是吸引这样一群购买者,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这反映出他们想赶时髦。那些等待的人在减价时买同样的衣服花的钱少得多,但大多数减价预先已被计划好,以便获得随价格歧视策略而来的最大的利润。同时,餐馆、汽车旅馆和其他服务行业的赠券和打折是商家能够用以进行价格歧视、提高利润的另一种重要方法。异常珍惜时间的人以及/或者对打折作法不感兴趣的人将支付搁板价,即使这种价格比在单一定价体系中高得多。
对于第三类价格歧视的一些类型讲,对购买者群划分的合法性和社会可接受性变得非常重要。很容易就能在购买者间基于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密切相关的差异作细分,但是在多数前后联系的情况中这样作细分既不合法又不为社会接受。银行曾经能但现在已不能基于种族(或居住地,它是种族的代言物)的差别对待潜在的借款人,汽车经销商也不能有组织地向女人比向男人索要更高价钱。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认为一些商家的行为是社会可接受的、合法的。例如,对多数商品和服务,商家给上岁数的公民和孩子们打折,而且一些酒吧例如“女士们的夜晚”,根据性别提供免费的或打折的饮料。
以上三种价格歧视减少消费者剩余的效果以及降低需求弹性较高的购买者面对的价格的效果,可以从下图中看出,在下图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卖方用不同价格的歧视性策略吸纳消费者剩余,即各图中的阴影部分。


价格歧视的种类和消费者剩余
对于买者来说检测出大量第三类价格歧视很困难,因为面临的有差异的价格也许部分反映着有差别的成本,所以利润进一步增加了。无论怎样,成本差别不能诱发价格歧视策略,差别需求可以做到。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是美国餐馆中“早起的鸟儿”企图捕捉价格更灵敏的市场而宁愿提早吃饭。较早的晚餐通常量少,所以制作起来比正常标价的晚餐更便宜,这一情况倒是真的。无论如何,成本下降无法解释“早起的鸟儿”策略的理由。即使当“早起的鸟儿”的消费者支付较低价格仅接受和晚上提供的食物完全相同数量(和质量),只要来自“早起的鸟儿”的晚餐的额外收入比提供晚餐的额外成本高,餐馆就会继续“早起的鸟儿”策略。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说明航班的多重价格策略。一等机舱中舒适度和服务的水平更高,对航空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成本更高,但这些座位上更高的利润边际是来自于两类坐飞机者的需求差异,是这个诱发了价格歧视策略。同样的论述也能于体育场和竞技场的座位。更贵的座位比一般的座位的利润边际高得多,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忙于兴建、整修大型公共设施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在诸如游艇、汽车和冰箱之类商品的市场上看到价格歧视,在这些市场上,一些购买者愿意为身份或审美花更多的钱购买“顶级的”或有风格的产品,即使这些产品和较低价位的机型在功能上的差别微乎其微。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在不同种类的消费者的意识中产品的差异构成了差别产品和差别市场的适当基础。按这一观点,这三类价格歧视根本不会发生。无论如何,由于用这种方法定义产品不会影响卖者多重价格策略的功效,语言上的用法就无关紧要了。卖者仍要留意前面提到的四个因素以决定多重价格各是否将增加利润,决定我们要称它为价格歧视还是分开产品定价。
一般来讲,为赚取利润制定单一定价策略最简单,但它遗漏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这个最有用的信息。有关消费者需求的更多信息被混合成一定策略,使利润更大化。这就是对卖方来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强烈而持续的刺激,只要他们能做到就会实行价格歧视。阐明个体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两个极重要的可测变量是他的知识和收入水平,而偏好不可测量。
基于知识差别的价格歧视暗示着向知识较少的人征收较高价格。在这种市场里,消费的再分配有利于在单一定价市场中知识较丰富的人。可以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他们的教育水平高度相关,而教育水平是知识的主要标志,因此许多由知识刺激的价格歧视策略趋于由穷人向富人来重新分配消费品。这种情况会出现在特定的市场中,这种市场的产品服务特征观察起来很复杂、很困难,且在这种市场中广告和减价会连同信息在一起产生大量的噪音。像汽车、游艇和冰箱之类的耐用消费品及人寿保险、伤残和健康保险至少部分基于消费者的知识,在价格上会有差异。
尽管这样,多数第一类和第三类价格歧视策略和消费者收入水平与财富水平相关。多数商品为正常商品,因此收入水平较高或财富较多的消费者偏好的更多。诸如草坪服务和收垃圾的协议价格在低收人社区通常较低,公司差旅人员比钱较少的休闲旅游者在租车和航班座位上花的钱多,赠券用户和折扣用户比不要这些的消费者收入低,岁数大的公民和小孩们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收入低得多,当“早起的鸟儿”的食客和减价购物者也比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挣的钱少。格调和审美喜好可以促使高收入/高学历购买者比低收入/低学历购买者支付更多的价钱。任何价格歧视策略如果对一种商品或服务向一类购买者群体索要更高价格以购买有了些变化的商品,而这些变化所需成本很小,却传达了身份地位或提高了审美情趣,那么和对低收入购买者定价较高的单一定价策略相比,这些价格歧视策略就向那些收入较少的人们重新分配了实际消费品。价格歧视降低了总体消费者剩余,比公司没有垄断力的单一定价市场配置效率低。无论如何,大多数价格歧视各带来的产品特征变化和产品组合随后的多样化,增加了由具有垄断力的公司组成的单一定价市场上的产品和福利。另外随着收入驱动的价格歧视策略,产生了消费品实质上的重新分配。既然一个成功的第一类或第三类价格歧视各的明显效果,是使支付较低价格的群体比他们在单一价格策略中花的更少买的更多,那么向着低收入阶层就有一个实际消费品的再分配过程。即使传统的经常学理解无法根据背景来承认这些策略的可取之处,仅根据经济效率来否认它,社会仍可以将这种重新分配认作社会上和政治上可取的。测量消费重新分配的类型是一个难以估测的任务,这任务无疑巨大,但至少在美国大体上极有可能是使以知识为基础的策略占统治地位。如果这样(对于拥有垄断力的公司),多重价格策略不仅可以增加产出和经济福利,它们也使消费分配比单一价格策略更加公平。
肯那·C.泰勒
加成定价:从超级市场到品牌裤子
下面三个例子将帮助理解加成定价方法的运用。先考虑一个连锁零售超市。虽然食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很小(大约为-1),但由于大部分地区常常都被几个大超市公司控制,因此没有哪家超市公司能单独提价很多而又不被其他公司拉走大量顾客。结果是任何一家超市公司需求弹性常常有一10那么大。用该数值代入加成定价公式中的Ed,我们得到P=MC/(1-0.1)=MC/0.9=1.11MC。换句话说,一个典型的超市的经营者应将价格定在高于边际成本11%之点。对于一个合理的产量水平范围(在这范围内商店的规模和雇员数将保持固定),边际成本包括批发进食品的成本,加上储存它们成本,将它们摆上货架的成本等等。大多数超市的加价确实是在10%或11%左右。
一般来,那些常常在星期天也开门或者甚至每天24小时营业小型便利店的定价常常比超市高。为什么这样?原因在于一家便利店面临的需求曲线弹性较小,它的顾客一般来说对价格较不敏感。他们可能深夜需要一夸脱牛奶或一条面包,或发现开车到一家超市很不方便。一家便利店的需求弹性大约是-5,因此加价公式意味着它的价格应该是比边际成本高25%左右,这也正是很典型的实际情况。
勒纳指数(P-MC)/P告诉我们,便利店具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但是它们的利润也更大呢?当然不。由于它们销售额要小得多,及平均固定成本要大得多,它们所赚的利润通常要比一个大型超市少得多,尽管它们加价较大。
最后,我们考虑一个设计师品牌裤子的生产者。许多公司都生产裤子,但有些顾客愿意付较高的价格购买带有设计师标志的裤子。但这些顾客愿意多付多少,或者更准确地说,较高的价格会导致销售量下降多少,是生产者必须仔细考虑的,因为这对决定销售价格(批发给零售店的价格,零售店还要再加价后售给顾客)是至关重要的。对设计师品牌裤子,一些主要品牌的需求弹性典型的在-3~-4之间,这意味着价格会比边际成本高出33%~50%。每条裤子的边际成本通常为12美元,而批发价就在18美元~27美元之间。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如何定飞机票价
旅客常常会对从纽约到洛杉矶的来回飞机票价格之多感到惊讶。例如,近期头等舱票价几乎要2000美元;常规(无限制的)经济舱票大约1200美元;而特别折扣价(常常要求两星期前预订和/或星期六晚上机上过夜)只要少到500美元就能买到。虽然头等舱的服务与经济舱服务是不一样,但其差距似乎不会大到支持4倍高票价。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定票价呢?
理由是这些不同的票价给航空公司提供一种有利可图的价格歧视形式。从这种歧视的得益是巨大的,因为需求弹性差别很大的不同类型的顾客会分别购买不同类型机票。下表显示了在美国境内三类服务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头等票无限制二等票和折扣票(折扣票常常有限制且可能是部分不退款的)。
空中旅行的需求弹性
弹性
票价类别
头等舱
无限制三等舱
折扣票
价格
收入
-0.3
1.2
-0.4
1.2
-0.9
1.9
注意对折扣票的需求的价格弹性是头等舱和无限制二等舱的2~3倍。理由是折扣票通常是家庭或其他有闲暇的旅行者购买的,而头等舱和无限制二等舱票则常常是商务旅客购买。商务旅客对何时旅行往往很少能选择,而且他们的公司会承担费用。当然,这些弹性也只属于市场需求,当有几家航空公司争夺旅客时,各家航空公司的需求弹性将要大得多。但是三类服务之间弹性的相对大小应该大约是相同的。当需求弹性差距如此巨大时,就难怪航空公司对不同的服务定如此不同的价格了。
在美国价格歧视变得越来越复杂。取决于提前多久买票、旅行改变或取消时退款的百分比,及旅行中是否包含一个周末过夜,可能得到许多种票价。航空公司的目标是更好地在具有不同保留价格的旅客中实行歧视。正如美国航空公司的价格和生产计划副总裁解释的:“当某人愿付400美元时你不会以69美元买给他一个座位。”与此同时,航空公司是愿意69美元卖掉一个座位而不愿意让它空着的。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如何给最畅销小说定价
一本书既出版精装本也出版平装本使得出版商可进行价格歧视。像对大多数商品一样,消费者对书的支付愿意差异也相当大。例如,有些消费者想要一出版就买到本最新的畅销书,即使价格要25美元。可是,其他消费者会等一年,直到可以以6美元买到一本平装本。但出版公司怎样能确定25美元是新精装本书的适当价格而6美元是平装本适当价格呢?在它推出平装本之前应该等待多久呢?
关键要将消费者分成两个群体,从而那些愿意付高价的会付高价来买,而只有那些不愿意付高价的我等待购买平装本。这就意味着推出平装本必须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消费者知道几个月之内就能买到平装本,他们就很少会有购买精装本的冲动。另一方面,出版商在推出平装本之前又不能等得太久,要不然我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就会减少,而市场就会萎缩。结果出版商典型地在推出平装本之前等上12~18个月。
价格又怎样呢?给精装本定价是很困难的,因为除了少数几个作者的书总是畅销之外,出版商没有多少可以用来估计将要出版的一本书的需求的数据,除了过去相类似书的销售情况。而且通常只有各类书籍的总数据可以得到。因此,如大多数小说,就都是以差不多的价格推出。无论如何,有一点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愿意等待平装本的消费者具有远高于藏书家的需求弹性,因此,平装本比精装本便宜那么多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广告实践
在“加成定价:从超级市场到品牌裤子”这个案例中我们考察了超市、便利店和设计师品牌裤子制造加价定价运用,看到在各个例子中在边际成本上加价是如何取决于厂商需求的价格弹性。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些厂商,以及其他商品生产商做那么多(或那么少)的广告。
首先是超市。我们说过一个典型的超市的需求性大约是-10。为确定广告对销售比率,我们也需要知道需求的广告弹性。取决于该超市在国内哪个地方,及它在城区、郊区,还是农村地区,该数值差异很大。但0.1~0.3是合理范围。将这些数字代入广告的简单法则表达式(此式表示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厂商的广告费用对销售比率应该等于负的需求广告弹性与价格弹性的比率),我们发现一个超市经理应该一个约为销售额的1%~3%的广告预算——那也确实是许多超市在广告上所投入的。
便利店具有较低需求的价格弹性(在-5左右),但它们的广告对销售比率通常少于超市的(并且常常为零)。为什么?这是因为便利店大多是为住在附近的、可能在深夜需要买少量东西,或者不愿开车到超市顾客服务的。这些顾客早就知道这个便利店并不大会改变他们的购买习惯。因此EA很小,做广告是不值得的。
广告对设计师品牌裤子的制造商是很重要的,它们广告对销售比率会高达10%或20%。我们已经说过对主要的牌子需求的价格弹性典型地-3~-4的范围之内,而需求广告弹性能够在从0.3起,到高达1的范围之内。(广告在使得消费者了解该牌子和它增加魅力和吸引力方面非常重要)。所以,这些广告投入的水平都是有意义的。
洗涤剂属于有最高的广告对销售比率的产品,有时会超过30%,即使对任何一种牌子的需求都至少像对设计师裤子那么有弹性。怎样解释这些广告呢?答案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弹性。对任一牌子洗涤剂的需求都决定性地取决于广告;没有广告,消费者几乎很少有选择任一牌子的依据。
最后,下表列出了销售额、广告费用和几种主要品牌的无处方药品的广告销售比率。总体来看,比率相当高。同洗涤剂一样,品牌药品的广告需求弹性非常高。Alka-seltzer,     Mylanta 和Tums都是具有相同疗效的抗酸药剂。销售额依赖于消费者对某一特定品牌的认同,这就需要做广告。
几种主要品牌无处方药品1993年的销售额和广告费用 单位:百万美元
销售额 广告费用 比率(%)
止痛药
Tylenol 855 143.8 17
Advil36091.7 26
Bayer 170 43.8 26
Excedrin 130 26.7 21
抗酸药剂
Alka-seltzer 160 52.2 33
Mylanta 135 32.8 24
Tums 135 27.6 20
感冒药(减轻充血)
Benadryl 130 30.9 24
Sudafed 115 28.6 25
咳嗽药
Vicks 350 26.6 8
Robitussin 205 37.7 19
Halls 130 17.4 13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八章案例分析
可乐和咖啡市场上的垄断竞争
软饮料和咖啡的市场展示了垄断竞争的特征。各个市场都有不少略有差异、相互替代性很强的品牌。例如,各种牌子的可乐,口味与另一种只是略有一点差异。(你能说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差别吗?或可口可乐和皇冠可乐之间的差别吗?)还有各种牌子的粉碎咖啡在风味、香味和咖啡因含量方面有很小的差异。大多数消费者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偏好,你可能对麦氏咖啡比对其他牌子更喜欢并常常买它。不过,这种品牌的忠诚通常是很有限的。如果麦氏咖啡的价格升到比其他牌子高出一截,你和大多数一直是购买麦氏的消费者大概会转向其他牌子。
究竟广义的食品,如麦氏咖啡生产者的这个牌子,有多大的垄断势力?换句话说,麦氏咖啡的需求弹性多大?作为市场研究的一部分,大多数大公司都仔细研究对它们产品的需求。公司的估计通常是专对自己的,但对许多牌子如可乐和粉碎咖啡的需求的研究要使用一种模拟采购实验,以决定各牌子的市场份额是怎样随着特定的价格变化而变化的。
下表通过给出对不同牌子的需求弹性概括了研究的结果。
不同牌子可乐和咖啡的需求弹性
牌子
需求弹性
可乐
皇冠
-2.4
可口可乐
-5.2~5.7
粉碎咖啡
希尔兄弟
-7.1
麦氏
-8.9
蔡斯和桑逢
-5.6
第一,注意在可乐中间,皇冠的需求要比可口可乐缺乏弹性。虽然它只有很小的市场份额,但它的口味比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其他牌子更加特别,所以买它的消费者具有更强的品牌忠诚。但仅仅因为皇冠有较大的市场势力并不意味着它的盈利性更好。利润取决于固定成本、数量,以及价格,虽然平均利润较低,但可口可乐却能产生更多的利润,因为它有一个大得多的市场份额。
第二,注意咖啡作为一类而言,比可乐的价格弹性要大。在咖啡中的品牌忠诚比可乐中的要小,因为咖啡之间的差异比可乐中间的差异要更难辨别。与不同牌子的可乐相比,更少消费者注意或关心希尔兄弟和麦氏之间的差别。
除了皇冠以外,所有可乐和咖啡的价格弹性都很大。具说从-5~-9之间的弹性,各牌子却只有很有限的垄断势力。这是典型的垄断竞争。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宝洁公司的定价问题
当宝洁公司(P&G)计划进入日本杀虫胶带市场时,它了解自己的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曲线,但仍然发现难以确定合适的定价,因为其他两个厂商——花牌公司(Kao Soap, Ltd.)和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Ltd.)也正计划进入该市场。所有三家厂商大约在相同时间选择它们的价格,而(P&G)在定自己的价格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所有三家厂商都使用相同的技术生产杀虫胶带,它们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各厂商有每月480 000美元的固定成本和每单位1美元的可变成本。根据市场研究,P&G肯定它的每月销售的需求曲线为:

式中,Q是以千单位计的月销售量;P、PU和PK分别是P&G、联合利华和花牌的价格。
现在,将你放在P&G的立场上,假设联合利华和花牌面临同样的需求情况,你会以什么价格进入市场,且你期望能赚到多少利润?
你可以从在关于联合利华和花牌将定的价格的不同假设下,计算你能赚到的,作为你所定价格的函数的利润开始。用上面给出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数字,我们已经作了的计算并将结果列在下表中。表中各数字表示你的对应于特定价格组合(但在各种情况下都假定联合利华和花牌定相同的价格)以每月千美元计的利润。

记住联合利华和花牌的经营者也非常可能正在作你所作的同样的计算,并有它们自己版本的上表。现在假设你的竞争者定价为1.50美元或更高,如表所示,你就会定价1.40美元,因为那样你得到最高的利润。(例如,若它们定价1.50美元,则你定价1.40美元每月可赚29 000美元利润,定价1.50美元就只有20 000美元,定价1.30美元有15 000美元。)所以你不会想要定价1.50美元(或更高)。假设你的竞争者也作了同样的推理,所以你也别指望它们会定价1.50美元(或更高)。
如果你的竞争者要价1.30美元又怎样呢?此时你会亏损,但你定价1.40美元将亏损最小的数量(每月6 000美元)。因而你的竞争者不会期望你定价1.30美元,并且基于相同的推理,你也不应期望它们会定这样低的价格。什么价格使你在给定你的竞争者的价格以后,你能做到你所能做的最好的?它就是1.40美元。这也是你的竞争者们能实现的最好结果的价格,所以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如上表所示,在这个均衡中,你和你的竞争者们每月可以赚到12 000美元的利润。
如果你能与你的竞争者们串通,你就能赚到较大的利润。你们会都同意定价1.50美元,则你们各自都会赚到20 000美元。但这种串通协定可能是很难实施的——你可以通过将你的价格降到低于你的竞争者的价格,以它们的损失为代价进一步增加你的利润,而你的竞争者们也会想对你做同样的事情。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囚徒困境中的宝洁公司
在上例中,我们讨论了当宝洁(P&G)、联合利华和花牌同时计划进入日本杀虫胶带市场时所引起的问题。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成本和需求条件,而各厂商必须在考虑到它的竞争者们的情况下决定一个价格。在上例表中,我们列出了P&G的对应于它和它的竞争者可能定的不同价格的利润。我们论证了P&G应该期望它的竞争者定价1.40美元,并自己也定这个价格。
如果P&G和它的竞争者都将价格定在1.50美元,它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从下表中的得益矩阵中看得很清楚(这个得益矩阵是上例表中对应于价格1.40美元和1.50美元的一部分,也列出了P&G的竞争者的得益)。如果所有厂商都定价1.50美元,它们每月可赚到20 000美元利润,而不是定价1.40美元可以赚到的12 000美元。那么为什么它们不定价1.50美元呢?
定价问题的得益矩阵

*假设联合利华和花牌定相同的价格。矩阵中数字以每月千美元为单位。
因为这些厂商处在一个囚徒的困境中,不管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多少,宝洁定价1.40美元都能赚更多的钱。例如,若联合利华和花牌定价1.50美元,宝洁定价1.40美元每月可赚29 000美元,而定价1.50美元只能赚20 000美元。这对联合利华和花牌也是正确的。例如,若宝洁定价1.50美元而联合利华和花牌都定价1.40,它们 将各赚到21 000美元而不是20 000美元。如果,P&G知道如果它定价1.50美元,它的竞争者会有强烈的低价竞争,定价1.40美元的冲动,这样P&G将只有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和只能赚到每月3 000美元利润。P&G应该冒险信任竞争者并定价1.50美元吗?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会怎么做呢?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大学体育运动的卡特尔化
许多人认为大学体育运动是大学生的一种课外活动或爱好者的娱乐,他们以为各大学积极支持体育运动是因为要给业余运动员发展技巧和在观众面前踢足球或打篮球的机会,以及提供娱乐活动并提倡学校精神和争取校友支持。虽然它确实有这些作用,但大学体育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和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
像任何行业一样,大学体育运动也有企业和消费者。“企业”就是给运动队支持和提供资金的大学。对生产的投入就是教练、学生运动员,以及运动场馆形式的资本。消费者中的许多是学校当前和以前的学生,是买票看比赛的爱好者、运动迷,以及付钱播放比赛的电视和广播网。企业和消费者都很多,这让我们感觉该行业是竞争的,但该行业持久的高利润却与竞争不相符合——一个大的州立大学总是仅从橄榄球比赛就能赚到每年600万美元以上的利润。这种盈利能力是垄断势力卡特尔化的结果。
卡特尔组织就是全国大学体育运动联合会(NCAA)。NCAA在许多重要活动中限制竞争。为了减少学生运动员的讨价还价能力,NCAA制定并执行关于补贴资格和补贴标准的规则。为了减少企业间的产量竞争,它限制各个赛季举办比赛的次数和各分区允许参赛的队数。并且为了限制价格竞争,直到1984年为止,NCAA一直是所有橄榄球转播合同的惟一谈判人,从而垄断着行业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
NCAA是一个成功的卡特尔吗?像大多数卡特尔一样,它的成员偶尔也违反规则或管制,但直到1984年,它将这个行业的垄断势力提高到比没有卡特尔要高许多。可是1984年高等法院判决NCAA对橄榄球电视转播合同的垄断是非法的,各个大学可以谈判它们自己的合同。结果是电视上播出更多的橄榄球赛,而学校的收益却下降了一些。但是虽然高等法院的判决减少了NCAA的垄断势力,但却没有完全消除它,借助这个卡特尔,大学体育运动仍然非常有利可图。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九章案例分析
一个和两个挣钱者家庭的劳动供给
20世纪劳动市场最在的变化之一是妇女不断加入劳动大军。在1950年,妇女占劳动力的29%,而到1996年,已超过60%。在这一增长中,已婚妇女占了很在的比重。妇女在劳动市场上增长的作用还对住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在哪里生活和工作越来越成为丈夫和妻子的共同决定。一项研究分析了工作选择的复杂性质,它比较了94个未婚妇女的工作决定和397个家庭户主及其配偶的工作决定。
描述各种不同家庭组别工作决定的一个方法是计算劳动供给弹性。每种弹性都把工作不时数与家庭户主得到的工资联系起来,也与两个挣钱者家庭中另一个成员的工资相联系。下表概括了其结果。
劳动供给(工作小时)的弹性
组别 未婚男子
(没有孩子) 未婚女子
(有孩子) 未婚女子
(没有孩子) 一个挣钱者家庭
(有孩子) 一个挣钱者家庭
(没有孩子)
两个挣钱者家庭
(有孩子)
两个挣钱者家庭
(没有孩子)
户主的工作小时与户主的工资相关度 0.026 0.106 0.011 -0.078 0.007 0.002 -0.107
配偶的工作小时与配偶的工资相关度           -0.086 -0.004
户主的工作小时与配偶的工资相关度           0.028 -0.059
当较高的工资率导致较少的工作小时时,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因为鼓励更多闲暇的收入效应大于鼓励更多工作的替代效应。这时的劳动供给弹性是负的。上表显示,有孩子的一个挣钱者家庭的户主和两个挣钱者家庭(有孩子或没有孩子)都向后劳动供给曲线,其弹性在-0.002~-0.078之间。大多数单个挣钱者家庭的户主处在劳动供给曲线的向上倾斜部分,其中有孩子单个妇女的弹性最大,为0.106.已婚妇女(列为家庭户主的配偶)也处在劳动供人曲线的向后弯曲部分,其弹性在-0.028~0.086之间。这意味着,在两个挣钱者家庭中,给妇女较高的工资会抑制而不是鼓励更多的工作。家庭户主的工作决定同样对配偶的工资有反应:当户主的配偶挣到较高的工资时,他或她就会减少工作时间。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军队的工资
许多年来,美国军队一直存在人事问题。在内战期间,大约90%的军人是进行地面战斗的不熟练工人。但是自那以来,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只占整个军队的16%。同时,技术的变化导致技师、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电脑分析员、机械师及其他操纵复杂军事设备所需要的人员严重短缺。为什么这样的短缺会发展?为什么军队没能留住其技术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某些答案。
在这些年里,军队的军阶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在军官的军阶中,工资的增加主要由服役年数决定。其结果是,具有不同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军官常常得到相同的工资,并且相对于他们在私人部门可能得到的工资来说,某些技术工人的工资偏低。结果,那些因为工资有吸引力而参军的技术工人发现,他们的边际收入产出最终高于他们的工资。虽然有些人还留在军队,但许多人离开了。
右图显示了军队的工资政策会导致的无效率。均衡工资率w*是使劳动的需求与供给相等的工资。然而,由于工资结构缺乏灵活性,军队支付的工资为W0,它低于均衡工资。在W0,需求大于供给,出现技术劳动的短缺。与之相对照的是,竞争性劳动市场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人支付的工资高于生产率没有他们高的工人。但是军队是如何吸引和维持其技术劳动力的呢?
军队的工资结构选择影响到国家保持一支有效战斗部队的能力。作为对其人事问题的反应,军队已开始调整工资结构,扩大其再服役奖金的数目和规模。选择性再服役奖金的目标是短缺的技术岗位,它能成为有效的征募机制。直接的奖金产生了一种激励,它比许诺将来给予较高的工资更有用。随着技术军事岗位需求的增加,我们可以预期军队会更多地利用这些服役奖金和其他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措施。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棒球队员市场的买方垄断势力
在美国,棒球联合总会不受反托拉斯法的制约,这是不把反托拉斯法应用于劳动市场的最高法院决定和国会政策的结果。这一反托拉斯法豁免使棒球队所有者(在1975年前)能操纵一个垄断买主卡特尔。像其他所有卡特尔一样,这个卡特尔也依靠所有者之间的协议。它包括队员的年度挑选以及一个保留条款,该条款有效地使队员一生限制在一个球队,从而消除了大多数球队间对球员的竞争。在这一保留条款下,一旦一个球员被一个球队挑中,他就不能为另一个球队打球,除非权利转卖给那个球队。结果,棒球所有者在与他们队员新合同时具有垄断势力——球员不签协议的惟一选择就是放弃比赛,或者到美国之外去打球。
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棒球队员的工资大大低于他们边际产出的市场价值(这一价值部分地由较好的安打或投手带来的注意力增加所决定)。例如,在1969年,球员得到的工资大约是42 000美元,但是如果市场完全竞争的话,他们会得到300 000美元的工资。
对球员来说幸运而对所有者来说不幸的是,1972年,有一位球员(圣?路易斯卡狄纳斯队的柯特?富莱德)诉讼之后发生了罢工,并有了一项仲裁的劳动管理协议。这一进程最终在1975年导致达成一项协议,它使棒球队员在为一个球队打满六年之后能够成为自由代理人。保留条款不再有效,一个高度买方垄断的劳动市场变得更有竞争性了。
这一结果是劳动市场经济学的有趣试验。在1975-1980年之间,棒球队员市场调整到了一个新的后保留条款均衡。在1975年以前,队员合同上的支出占了所有球队大约25%的支出,到了1980年,这些支出增加到40%。而且,队员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到1992年, 棒球队员平均收入为1 014 942美元,与60年代后期买方垄断的工资相比,是令人不可置信的增长。(例如,在1969年,棒球队员的平均工资大约是42 000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一工资在1992年大约是160 000美元。)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微观经济学第十章案例分析
国际市场的相互依赖
由于在世界大豆市场上巴西是与美国竞争的,因此巴西对其国内大豆市场的管制会显著地影响到美国的大豆市场,而这反过来又会对巴西市场产生反馈效应。当巴西采取旨在提高其短期国内供给和长期大豆出口的管制政策时,这导致预料不到的结果。
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西政府限制大豆的出口,导致巴西的价格下降。它希望巴西大豆价格的下降会鼓励国内大豆的销售,并刺激对大豆产品的国内需求。最终出口控制将会取消,巴西的出口也会上升。
这一预期是建立在对巴西大豆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上的。事实上,巴西出口的减少使美国的出口增加,并使美国的大豆价格上升,生产扩大。这使得巴西即使在取消控制之后也更难以出口大豆了。
下图显示了这一计划的后果。下面两条线显示了巴西的大豆出口,上面两条线是指美国。在每个国家的情况中,实际出口都用黑线表示,而 如果在巴西政府没有实施管制的假设下,对美国和巴西出口水平所作的估计,则分别为虚线表示。(两国的线都在大约1970年以后分开,因为这是主要的出口控制实施的时候。)该图表示,如果没有管制计划,巴西的大豆出口会更多些,而美国的会更少些。例如,在1977年,巴西大豆的出口比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可能出口的要低73%。而美国在1973-1978年间的大豆出口则比巴西不管制情况下要高30%。
大豆出口——巴西和美国
大豆市场的世界性竞争使得巴西和美国的出口市场高度也相互影响。作为这些市场一般均衡性质的结果,旨在刺激巴西市场的管制长期来看是反生产性的。巴西大豆的实际出口有政府管制时比没有管制时可能出口的少(而美国的出口则较多)。
因而,巴西的大豆政策是误导的,并从长期来看使巴西受损。决策者没有考虑这一政策对美国大豆生产和出口的影响。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汽车进口配额的效应
政府可以用配额和关税阻碍进口,刺激国内生产。但是这些手段会限制或改变消费者的选择,从而产生大量的产出无效率。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对进口日本汽车实行的配额。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汽车工业面临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例如,在1965年,进口只占了国内销售的6.1%。然而,到198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了28.8%,而该年汽车产业投资得到的是-9.3%的负利润率。汽车产业面临的部分困难就是日本汽车较高的质量和较低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汽车产业说服政府在1981年与日本谈判一项自愿出口限制(VER)协定。自愿出口限制将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限制在每年168万辆,而在1980年日本的出口为250万辆。有人提出,配额会给美国汽车制造商以时间来改进他们的机器,调整他们的工会协定,从而在世界市场上更有效地竞争。
这些配额会如何影响世界市场呢?它们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日本和美国的汽车产业,以及劳动市场、物资市场和其他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品市场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证据显示配额对产业重组并没有多大帮助,美国制造商在7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把生产调整到小型省油的汽车方面了(例如,实际投资支出从1975-1976年到1979-1980年增加了88%。配额一开始迫使日本人出售的汽车减少,但是日本车的价格在1981-1982年几乎每辆提高了1 000美元,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使收入每年增加20亿美元。而较高的日本价格导致对美国汽车需求的增加,这使美国汽车产业能够提高价格、工资和利润。增加了利润大约在9亿美元~14亿美元之间,大大低于日本得到的收入。最后,美国消费者由于该政策而受损,因为美国的汽车价格大约每辆比没有出口限制时高350美元~400美元。
配额一开始使美国汽车工人获益。没有配额,国内销售在80年代初大约会低500 000辆,转化为工作岗位大约是26 000个。但是较高的价格使消费者付出的代价大于43亿美元,这意味着每一个保住的工作花费了大约160 000美元(43亿美元/26 000)。因此,自愿出口限制是增加国内就业的极其低效率的方法。
近年来,自愿配额计划对汽车进口没有什么影响。例如,在1991年,尽管自愿配额是230万辆轿车,日本向美国只出口了180万辆。到1992年3月,日本自愿选择把限额降低到165万辆,而到1992年4月,该计划取消了。然而,尽管进口的汽车减少了,但日本在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从1981年的20.5%提高到了1991年的30.3%,并且在一段时期内稳定在30%左右。对市场份额上升的解释很简单:过去10年里在美国工厂生产的日本汽车大量增加。今天,日本汽车已在好几个州生产,包括田纳西和加利弗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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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第十一章案例分析
路易斯安娜的龙虾捕捉
近年来,龙虾成了餐馆的一道名菜。例如,在1950年,每年在路易斯安娜阿特卡法拉雅流域捕获的龙虾不过刚刚超过100万磅。而到1990年,它增加到将近3000万磅.由于大多数龙虾生长在渔民可以无限制进入的池塘,因此就出现了共有资源问题—捕捉的龙虾太多,使得龙虾的总数下降到大大低于有效水平。
这一问题有多严重?更具体地说,渔民无限制进入的社会成本是多少?我们可以通过估计捕捉龙虾的私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对龙虾的需求来找到答案。下图显示了各有关的曲线,私人成本是向上倾斜的,因为随着捕捉的增加,得到它的努力也必须增加。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而有弹性的,因为其他水生贝壳类动物是龙虾的替代品。

由于龙虾是生长在池塘里的,而渔民们可以无限制地进入池塘,因此它们是共有资源。捕捉的有效水平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产生。然而,实际的捕捉水平在龙虾的价格等于私人捕捉成本时产生。阴影区域代表共有资源的社会成本。
我们可以用图表或代数方法来得出龙虾的有效捕捉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令F代表每年数百万磅的龙虾捕捉量(以横轴表示),令C代表每磅的美元成本(以纵轴表示)。图中的三条曲线如下:
需求:C=0.401-0.0064F
边际社会成本:C=-5.645+0.6509F
私人成本:C=-0.357+0.357+0.0573F
在各条曲线相交的地方,有效的龙虾捕捉量为920磅,它由需求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即这两条曲线的相交处显示。实际的捕捉量为1190万磅,它在需求与私人成本相等处决定,也由这两条曲线的相交处显示。图中的阴影部分衡量自由进入的社会成本。它代表有效水平(即需求与边际社会成本相等处)与实际水平,(即需求与私人成本相等处)之间捕捉的社会成本超过私人收益的总和。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成本大约是底为270万磅(1190-920)、高为1.775美元(2.10 -0.325)的三角形区域,或者说2396000美元。通过管制池塘,限制进入或限制捕捉量,这一社会成本可以避免。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对清洁空气的需求
在前面第三章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案例8“清洁空气的价值”中,我们用对清洁空气的需求曲线来计算一个较清洁环境的收益。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清洁空气的公共物品性质。许多因素,包括气候、汽车排气和工业排气,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任何清洁空气的努力一般都会使整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结果,清洁的空气是非排他的——很难阻止任何一个人享用它。清洁的空气还是非竞争的——我的享用并不禁止你享用。
由于清洁的空气是一种公共的物品,因此没有市场,也没有可观察到的价格,即没有一种人们愿意据以用清洁空气付钱的意愿——家庭为一个处于空气质量好的地方的住所愿意支付的钱,大于为一个处于空气质量差的地区、而其他方面都一样的住所所支付的钱。
让我们来看一下一项对清洁空气需求的估计,它是从对波士顿大都会地区住宅资料的统计分析中得到的。统计分析把住宅价格与空气质量和住宅的其他特点以及相邻地区联系起来。下图显示了三条需求曲线,其对清洁空气的估价取决于氧化氮和收入。横轴衡量空气污染的水平,即空气中氧化氮的含量有亿分之几,纵轴衡量每个家庭的氧化氮水平每减少一个亿分点所愿意付的钱。

三条曲线描述了三个不同家庭(底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为得到清洁空气(减少氧化氮水平)而付钱的意愿。总的来说,收入较高的家庭对清洁空气的需求比收入较低的家庭大。而且,随着空气质量水平的提高,每个家庭为清洁空气付钱的意愿都降低。
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因为我们在横轴上衡量污染而不是衡量清洁空气。就如我们所预期的,空气越清洁,为该商品付钱的意愿就越低。这些为清洁空气付钱的意愿差别变化很大。例如,在波士顿,氧化氮水平在亿分之三至亿分之九。当氧化氮水平在亿分之三时,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会愿意支付800美元来减少一个亿分点的氧化氮,但当氧化氮水平在亿分之九时,这一数字跳到2200美元,以得到一个亿分点的减少。
注意对于空气质量的微笑改善,收入较高的家庭比收入较低的家庭愿意付更多的钱。在低氧化氮的水平(亿分之三)时,低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的差额是200美元,而在高水平(亿分之九)时,这一差额扩大到大约700美元。
有了对清洁空气的需求数量信息,以及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成本的不同估计,我们可以确定环境管制的收益是否超过成本。国家科学院关于对汽车排气管制的一项研究正是这样做的。该研究发现,汽车排气控制会使诸如氧化氮之类的污染水平降低10%。这一10%的空气质量改善使所有美国居民的收益估计大约是20亿美元。该研究还估计,在汽车中安装污染控制设备来达到汽车排气标准的成本稍稍低于20亿美元。因此,该研究得出结论,管制的收益确实大于成本。
R.S.平狄克 D.L.鲁宾费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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