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逼婚枪杀少女 毛泽东如何处理

黄克功逼婚枪杀少女 毛泽东如何处理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则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如今，7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尘封的历史案件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关于此案的判决书、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以及刘茜的死亡验伤单早已在一些文献集、史志和当事人回忆录中公布，但更为详细的资料仍不为人所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毛主席、边区高等法院关于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刘茜案的材料》（全宗15—543）中保存了关于这一案件的丰富史料。除已公开面世的外，还有公诉书、公审记录、调查笔录、两人来往信件、黄克功的陈述书等重要史料。依据这些资料，本文将这一事件的始末加以勾勒，以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

　　黄克功与刘茜的情感纠纷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但是，“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时，思想进步，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冒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她充满了抗日救国的热情，在从延安给哥哥的信中说：“我并未把自己估计多高，只不过尽力而已，吃苦受惊当然是有的，但为了国家又有什么可说。”到延安后，刘茜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在抗大，她生气勃勃，努力学习和工作，几次要求上前线，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

        刘茜到抗大第十五队学习时，正好黄克功在第十五队任队长，遂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于是，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但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六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则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那时延安年轻人多，多数尚未结婚，据说男女的比例是五比一。外来的青年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看成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刘茜是个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黄克功则是个战功累累、身居高位的军人，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两人多少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相处久了，他们之间便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方面表现出许多不同，先是矛盾、纠葛和不协调，后来是乏味和苦恼，最后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茜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认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同学董铁凤转述刘茜对她说过的话，刘茜对黄克功不满意的地方是：“她觉得他只认识一天，便要求她结婚。”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曾告诉黄克功：“我们像亲兄妹一般的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只[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游山玩水，一块打球，一块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在后来的调查中，两位调查者都认为刘茜与其他男同志仅有工作关系，与外面（白区）及其他人之间亦没有信件往来。

    刘茜曾使用多种方式拒绝黄克功，包括写信暗示，送还物品（口琴），拒绝接受钱物，到最后明确拒绝。但黄克功却深陷对刘茜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这些从刘茜的回信中可以反映出来，她说：“朋友，你的理智呢？为了一个人而失眠，值得吗？”“你简单把恋爱看成超过一切了！”“冷静点！冷静点！”刘茜的同学在调查中说，大约案发前一周，刘茜已明确拒绝了黄克功。黄克功仍不甘心，连写了三封信给刘茜，刘茜曾回信一封拒绝。黄克功仍找过刘茜几次，但没有找到。

        刘茜的年轻和单纯使其对感情的认识，尤其是在遇到问题时的处理上不够成熟，缺乏足够的经验。两位事后的调查者都说刘茜像孩子一样。当面临黄克功的穷追不舍时，她并未能恰当处理，即使在表示拒绝的信中仍然措辞含糊：“告你，我会爱你，而不能爱你！”“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当黄克功携带枪支与她单独谈话时，她也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黄克功陈述书中说她“眨睛无情，恶言口出”。失去理智的黄克功在这种刺激下，竟然行凶杀人。

　　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刘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身带白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在陕北公学门前遇到刘茜与董铁凤等人，黄克功即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这时天色已黑，王志勇即分手先行回校，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沙滩上。这时，黄克功再次与刘茜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论、顶撞与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在地上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回到学校后，黄克功没有自首，而是立即打来水洗脚，脱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枪擦拭了一遍，企图毁灭证据。他还涂改信件，在刘茜的来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图陷害别人，掩饰和开脱自己。

        董铁凤等见刘茜一夜未归，产生疑问，第二天一早即到抗大黄克功处询问，黄克功推说不知。董铁凤在回校的路上猜想，或者黄克功将刘茜关了，或者将刘茜打死了，同学刘青则推想刘茜可能寻短见投河了。很快，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报告给陕北公学。董铁凤又到抗大报告，抗大政治部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边区司令部，同时派人立即前往现场勘验。抗大、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卫处等介入此案。案件现场勘验以及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勘验结果表明刘茜身受两枪毙命，第二枪是致命的。边区保安处同志深入调查了董铁凤、王志勇等人后，了解最后与刘茜接触的人是黄克功。萧明仁及张海如证实了黄克功是在点名后回校的（点名是在晚八点）。黄克功清洗衣物，擦拭手枪，有销毁证据的嫌疑。抗大政治部当天下午就拘捕了黄克功。抗大领导同时委派教员王子涛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最终所有的证据指向了黄克功。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不肯承认，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精神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行凶的经过。

　　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发生无疑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纲纪’。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而国民党反动派也借机大肆攻击边区，这一案件处理得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在延安，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是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先是探询事件的细节，后是揣测将如何处理。经党中央同意，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讨论。大家有很多议论，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了边区婚姻自主原则。他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这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

        第二种意见，很多人认为：黄克功犯了死罪，从理论上说应该处以死刑。不过，在这样的国难时期，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资格老，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革命历史；他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他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再杀黄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应该免除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让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黄克功的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共产党一份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当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罗瑞卿并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这个案件的会议上，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

        审判庭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官袁平、任扶中组成。监察机关代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及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为公诉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了大会，其他机关、学校、部队都派了代表，把整个操场挤得满满的。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起诉人和公诉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案件的全部细节。公诉书中提出：黄克功对刘茜实系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功曾系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利益，危害国家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

        当轮到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的环节时，他用从容流畅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她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他的声音虽然不高，整个会场却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当审判长特意问他“都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时，他敞开了衬衣，指着从臂膀到腿部的伤疤，历数了许多战斗过的地名。当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请求时，他只说了这样一个愿望，就是死刑必须执行，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要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他还说如果不合刑律，就不要求了。会场上的人看到自己面前的罪犯，是对革命战争做出过大贡献，而且多次负伤流血的功臣，不少人流下同情的眼泪。

        接着，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与结论性的意见。意见仍然分歧很大。

        这时，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由法官们议定最后的判决。长时间坐在场地的人们，本来可以利用这个空隙时间站起来活动活动，但大家没有动，连低声的议论都没有。

        当审判长与全体有关人员重新就座宣布继续开庭时，黄克功也被带了上来。雷经天站起来，庄严地宣布了处黄克功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中指出：“刘茜今年才16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行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 “黄克功实行逼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立判处死刑。”对判决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只是转过身来，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了几句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一位法警自动予以制止时，黄克功只是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跟着刑警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恰在这个时候，法庭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因为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重新站在犯人的位置上，听审判长宣读毛泽东的信。

        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有信，要向他当面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当用心听完了毛泽东的信后，他深深地低下了头。这可能是领悟了这封信所体现的高度原则性的表示。他又高呼了那三句口号。这一次行刑队没有再干涉，便带他重新走出了会场，人们看到，黄克功是以认罪伏法的态度离去的。

　　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这时的会场上，没有一点声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沉寂。但渐渐地，从几个方向传出了低声的啜泣。它由少而多，由低而高，是竭力压抑的哭泣。当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时，大会主席宣布张闻天要向大会作重要讲话。

        张闻天讲话的题目是《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张闻天在讲话中提到恋爱、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新社会的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是平等的。张闻天的讲话，使分歧消除了，思想统一了。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自私自利是万万要不得的。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就在处决黄克功后不久，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给边区高等法院题词，赞扬“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制小人，礼遇君子’的恶劣态度”，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