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红卫兵态度的变化:从支持到怀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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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大革命”中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依靠的力量是青年,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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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年初,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正好适合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
全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
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刻含义,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由于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场面显得格外热烈,报纸上的报道也十分详细。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当这些红卫兵代表从天安门上走下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欢腾跳跃,振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特别是到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更是激动得无法形容。
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后,走到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百万群众挥手致意。站在观礼台上的几万名红卫兵跳起来齐声高呼:“我— 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没有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泽东也接见他们。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与此同时,来北京串联和各地相互串联的红卫兵,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武斗的事情还在扩大。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的武斗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制止。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因为前两次接见红卫兵后,有人说看不见毛主席,于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又乘敞篷吉普车到大街上与红卫兵见面。
二、怀疑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发生了“拦车事件”,使毛泽东对红卫兵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仍然要见毛主席。考虑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他们不断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因为是国庆日,晚上在广场上要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上午接见完红卫兵后,就到人民大会堂去休息。下午4时,中央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按照预先的安排,他们准备开完会后,晚间与红卫兵一同观看焰火,欢度国庆。但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不愿意离去,一直等待再见到毛主席。晚上7时许,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从人民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的西北角,就是现在的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去。可是,车刚刚到南长安街南口,就被红卫兵和群众拦住了。红卫兵叫着要见毛主席。无法,毛泽东的车只好停下来。毛泽东的车一停,后边的车也都被堵住了,整个车队被包围在万人之中。这时,林彪下了车,走到毛泽东的车前边,边护卫着毛泽东的车边高声喊道:“我是国防部长,请让一让,让我们的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红卫兵一个劲儿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听林彪的话,可能也听不见。林彪只好请中央警卫团和机动部队前来解围。毛泽东一行的车队解围后,只好折回人民大会堂,没有能够参加天安门焰火晚会。
拦车事件后不久,中央就强调,以后毛主席再接见红卫兵,一定要有组织有秩序。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此后,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的口号和标语。
三、无奈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上除了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之外,还同上次一样,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但从爱护青年的角度出发,他还是要接见。实际上,接见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一个负担。他对身边的警卫陈长江、李忠诚说:“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气冷了,了不得。”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特别是林彪讲话传到各地区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势头更猛了。不久,北京就发生了“冲击中南海事件”,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也贴上了街头。对这件事,毛泽东是不赞成的。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立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四、转向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 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