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倒底该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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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倒底该信谁？
毛牧青/文
尽管我五、六年前就听说我国贫富差距和基尼系数都列世界前茅，但总不愿意相信，认为那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捏造或污蔑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不过今天一条官方视频新闻，终于让我相信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的瞎说：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见题头视频报道）
应该说，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令世界瞩目。2008年止，按汇率计算我国的GDP已跃居世界老三。但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这些现象引起国内外专家的普遍重视和格外关注，我国高层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早在两年前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时，由于部分群体存在隐性福利，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比公布的更高。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是20%最低收入组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是20%最低收入组的7.2倍。据前几年的一份《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称：目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这只是保守数字，实际情况更糟。现实既有N亿身家财富的暴发户，也有年收入仅不过2000元的贫困户。二者的巨大反差，我不知道自己会得出什么概念和结论，只有一个疑问：难道就是我们改革所需要看到的“共同致富”的结果？
基尼系数是介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不均的0与绝对平均的1数值间的比率，是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某国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该国就有可能发生骚乱。尽管前些年我国御用经济专家经常在0.4底线左右“犹抱琵琶半遮面”打哈哈不说实话，实际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是不争的事实和公开的秘密了。
这就是30多年改革后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现状么？
这让我感到困惑和不解！
再看看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先对这种严重后果是怎样预言的（以下言论大都引自《邓小平文选》）：
在1983年10月12日《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文中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P43）
在1984年6月30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P63-66）
在1984年10月6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文中指出：“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P77-78）
在1985年3月7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P110-112）
在1985年5、6月期间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P123）
在1985年8月28日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P139）
在1985年9月23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P145）
在1986年6月10日的《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也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P160）
在1986年6月18日的《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P161-162）
在1986年6月28日的《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P164）
在1986年9月3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P176）
在1987年4月30日的《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中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P226-229）
在1990年6月18日的《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中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P364）
在1992年1月到2月间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文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p370-383）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P1364)
……
一个是改革总设计师早年担忧的高瞻远瞩论述；一个是跛足改革导致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按理说理论指导实践应该高度统一，可为什么几十年后的现实让人明显感觉：非但没做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简直还与初衷大相径庭！
这倒底哪里发生故障哪方出了问题？
此刻，一个是改革总设计师的蓝图，一个是按照其理论实践的现实。谁对？该相信谁？我真糊涂了！
2010年6月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