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民窘为何愈演愈烈

编者案：房价上涨的速度像乘火箭、必需品的物价水平越来越高、孩子的教育成本加大、生病了不敢去医院、养老的钱还没准备好……我们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这些“定时炸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老百姓看紧手中的“钱袋子”，保住一些安全感。由于预期不确定所引发的生活、消费和安全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让国人感到疑惑的是，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为什么越是会感到不稳定？我们怎样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所需要的安全感呢？究竟谁应该为“置业时代”的安全感买单？

国家越是强大富裕，个人越是感到不稳定； 经济增长的快速与公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在当下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呢？

       最近，常常听到对于生活现状的种种抱怨，也常常看到人们对于生活危机的敏感。在今年社科院与零点集团发布的中国2009年城乡居民九大生活感受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为4.27；但是，中国居民对于个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信心指数则跌到2003年以来的历史谷底，为3.38。报告结论说：“对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信心不足，GDP增长没让居民感受到实惠。”

       不难发现，一方面是中国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公民个人对生活信心指数的降低。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国家的强大，并没有强化公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在这里，一种吊诡的心理体验逻辑出现了，在我看来，有这样几种要素直接导致了公民生存信心的降低。

       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控制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的混乱粗暴造就了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

       近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怀疑；而中国国家财富的积累，却达到了空前高的程度；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的实施，加剧了资本重组的趋势。最终的结果乃是政府地方威权与大型资本生成新的结合，为国家经济控制能力的稳定与强化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国家资本控制力的增强，造就了一种空前强大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大型资本由于有了权力的支持，呈现出以金融炒作为基础的谋利方式，形成对普通人生活资本的原始剥夺。

       简言之，权力对资本的支持与依赖，养育了资本合法而不合理的社会生活垄断。凡是与资本利润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开发、整合、重组、改制、转股……资本通过介入各种政府执政活动而成为理所应当的“现代社会制造者”；而资本的不顾一切，却消除了公民的“幸福稳定感”。

       于是，国家权力控制方式的稳定性与大型资本剥夺的无序性，形成了中国人生存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前者趋向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安定，后者则趋向于利润追求的简单粗暴。前者依赖后者而获得发展动力；后者依赖前者形成威力。这就有了中国独特的一种社会政治文化景观：自由资本的权力化与地方维权的资本化；前者倾向于制造社会生活的整齐、有序形象，后者则制造出令人惶惶不安的生存体验。

       简单地说，对于公民个体而言，这两种力量较量的后果就是，人们生活质量明显降低，生存稳定感正在丧失。借助于权力的支持，资本逐利开始直接面向最大利润领域，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基础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生存必需消费品，被大型资本控制，构成公民的消费负担；而与之相对，公民享受型消费的能力则日益降低。我们可以不玩儿、不逛街，但是，却不能不住、不看病。事实上，正是生存负担的加重，造就了公民生存信心的丧失。在这里，“生活脆弱感”就泛滥开来。

       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国社会保障方式的转型与风险程度的加强，也无形中把人们推向危机感的心理泥淖

       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展开与完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方式逐步消失，以风险为代价的现代社群生活逐步建立，人们承担风险的广度、强度增加了，而提供风险保障的社会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几十年以前的中国，中国公民通过对“家族”或者“单位”的依赖体制，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国家（社会单位、家族村落）全面承担人们的生存风险，形成村落权力家族化、社会单位村落化的局面。

       时至今日，现代经济秩序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对于竞争机制的整体引入，医疗、保险、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化的趋势，使得短短时间内把公民推入“自由而自助、无权而无助”的生存境地。其结果则是，国家减负，而公民加压。与之相应，“社会无助感”就滋生疯涨了。

       在社会心理领域，严重的贫富分化造就了公平感和尊严感降低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另一方面，“蚁族”漂浮于城市缝隙之中，悲叹“下雨天淋湿了自己、生病没人关心”的“斯琴高丽伤心”。在这里，“商品价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生活尊严的表达和生存质量的表征。繁华街区的商品小店与高档社区的雅士丹、海信广场，不仅仅只是消费空间的简单区分，还构造着现代中国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活尊严感。一千元收入与几百万利润的对照、多数人的窘境与少数人的豪富，形成了一种四处泛滥的社会心态：中国普通公民的“整体弱势感”。飙车的“富二代”与瞬间死亡的行人，形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如果没钱，就可以没命，如果有钱，就可以夺命，谁来保证我的生命？

       在这里，“城市”变成了一个豪富特权与蚁族无权相互对照的心理屏幕，变成了暴发户的天堂、普通人的厨房。前者显示了一些人可以在这里纵情娱乐无所不能，后者则表明，大多数人在这里温饱自足拼搏奋斗。当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成为富人的幻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一种“自我弱势感”也就被暗示并强化了。

       总而言之，资本威权的形成，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脆弱感”；现代社会的生成，养育了人们的“社会无助感”；而心理体验的失衡，产生了人们的“自我弱势感”。经济生活的脆弱、社会生存的无助、自我定位的弱势，凸显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三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其中，资本政治化造成公民对政府管理方式、社会控制能力与生活保障体系的严重失望，从而出现了国家稳定强大、个人却感觉失衡渺小的吊诡心态。

       不难推断，目前我们生活的不稳定感，一方面乃是中国社会体制缺陷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政治形态调整和转型的一种代价。与之相应，国家不能仅仅以社会稳定为要义，强调“国富”，还应该以管理资本运作、强化政府服务、调整国民心态的“生活稳定感”为核心，强调“民用”。

       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彻底消除“资本权力”现象。所谓“资本权力”，指的是大型资本通过廉价购买政治权力的支持，并通过与权力利益部门分有利益的方式，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资本霸权”现象。正是对这种“资本霸权”的拒绝和痛恨，造成了许多人社会信心的减弱。（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