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仿佛在跟人开玩笑。一夜之间，张悟本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了尽人皆知的“神医”；一夜之间，张悟本又成了令邻居唾弃和众媒体“围剿”的大骗子。这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在“围剿”张悟本？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
5月25日，《新京报》采访我的时候，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讲授《犹太民族的教育智慧》。《新京报》的一个青年记者谎称是我的“粉丝”，说是要替张悟本打抱不平。在此之前，虽然有个别媒体（甚至包括我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在质疑张悟本的学历，但是没有《新京报》这次气势汹汹，三天之内连发三篇整版的深度报道，还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从内心讲，我个人每周必看的报纸只有《南方周末》和《新京报》，《新京报》一直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位置。但是，这次《新京报》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首先，记者的报道中对我的一些陈述断章取义，甚至有几句非常关键的话根本不是我说的。例如：报道中说我说，“出版社都是卖书号的，只要你这书不是刊登违法内容，其内容真伪没人去仔细审核……出版社为了加大宣传就投资了100多万……养生类的书现在是个热点，基本上谁做谁火，市场空间大。”众所周知，每个出版社都把关很严，尤其是像人民日报这样官方色彩浓厚的出版社，而且我自己这几年从来不买书号，都是和出版社共同合作；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市场营销既舍不得花钱，也没有钱，怎么可能花100多万去宣传呢？养生类的书虽然很多，但真正好卖的只有极少数。所以，我保留对《新京报》动用法律手段起诉的权利。
另外，《新京报》的报道中浸透着一种对张悟本这样的“下岗职工”自学成才和艰苦创业的贬低与蔑视。文章中说：“下岗后，张悟本折腾过很多事。卖过小商品，卖过安利产品，后来又卖钙片。”我自己到现在仍然是一个下岗职工，下岗职工自谋出路有何不可？政府没有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的理想有何可耻？张悟本就是一个标准的“草根”一族和弱势群体，难道中国的弱势群体只能像深圳的“富士康”员工一样去打工并跳楼自杀一条路可走吗？《新京报》在5月29日的社论中说：“张悟本从事健康讲座近两年，从基层社区一直讲到大众电视，无专业资质却可以大谈治病心得，那么，卫生等部门放弃职责，迟迟不介入，是不是一种失职？”社论的意思是说，各种场合只有卫生部指定的专家才能大讲治病心得，而其他人却没有讲治病心得的权利和资质，这难道不是在扼杀言论自由吗？卫生部有可能把每一个社区的健康讲座都指定自己认可的健康专家出面吗？这种言论简直荒唐透顶，剥夺了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可以学习中医知识和讲话的权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社论中还杀气腾腾地说：“张悟本及其背后的企业，涉嫌欺骗公众，赚取了惊人的钱财，可事情被揭穿后，民众却无法求偿，监管部门也难以处罚，法律对这种不当得利无能为力，是一个尴尬？”请问《新京报》，有多少病人是因读了张悟本的书而中毒或病逝的？相反，我却知道，张悟本治愈了许多真正有病的人，许多患者对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误导和对中医食疗的污蔑非常气愤。《新京报》的言论涉嫌新闻暴力和话语暴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歧视，玷污了新闻的尊严和它多年来积累的美名。
那么，像《新京报》这样的强势媒体，这次的表现为何如此“出色”呢？主要是他们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包括上访、拆迁以及富士康跳楼等事件）迫于主管部门的压力，不敢发表观点而又不甘寂寞，于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只能拿张悟本这样的草根族开刀，体现了中国媒体的无能、无奈、浮躁和堕落，这是《新京报》人的集体耻辱。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承诺，要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呢？就是政府尽可能不侵犯每个人的权利，并努力使每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维塞尔所言：“所有的人都应当过着有尊严和有希望的生活。所有的人都应当有权利过着没有恐惧和没有痛苦的生活。”因此，对待每一个领域的异类或者说是革新者和创造者，不是统统的一棒子打死或落井下石，或者匆忙的表态或采取行动，而是应该冷静和理性的思考，认真总结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并帮助他们扬长避短，真正走向成功，为社会做出贡献。否则就会使许多像张悟本这样的草根族在艰苦创业过程中陷于恐惧和痛苦的深渊，丧失幸福生活的权利。中医专家们和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以积极而科学的的态度，弥补和修正张悟本书中的一些瑕疵，共同把中华医学的食疗经验发扬光大，真正带给人民健康和幸福，让社会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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