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红楼世族梦

                     土默热

    每当手持《红楼梦》徘徊于花前月下，掩卷冥思那个每日“闲愁胡恨”不已的“绛洞花王”贾宝玉之际，便总有那么几个与之同病相怜者相伴涌上心头：陈叔宝，李后主，昭明太子……。他们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文造诣不同凡响，虽没有治国理家的雄才大略，却不乏悠游于鲜花美女之间的万种闲情，千般旖旎。他们以秾艳哀婉的诗词歌赋，抒发了亡国破家之际的无尽感伤。古往今来，人们没有更多地去谴责他们作为“末世”人主的无能和庸懦，却不时面对他们“人生长恨水长东”的亡国诗人感伤之作，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

    读一读《红楼梦》中的《枉凝眉》、《好了歌》、《红豆曲》，再读一读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相见欢》、《虞美人》、《浪淘沙》吧——任谁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心理共振与共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春花秋月”、“雕栏玉砌”与“故国情思”、“离愁别绪”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诗人笔下的感伤总是共存并互通的缕缕血痕与泪痕。

    《红楼梦》太过柔美了，那是足以叫人心碎的弱柳扶风之美，柔美中又带着些许孱弱，些许哀怨，些许感伤，任何具有文学感悟能力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繁华“末世”衰亡时期无可奈何的哀婉之音。这种纤弱、秾艳、哀伤之情，源自于对末世浮华的病态依恋，源自于繁华一梦破碎之际的无尽哀怨。从这个意义上看，《红楼梦》作者抒发的“末世”感伤，与陈后主、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哀思，应该同为“末世”环境下顾影自怜的一种的文学呓语。这种文学风格源自于从六朝、五代、南宋直至晚明绵绵不绝的那种江南文化气脉，金粉浮华中的放纵、女性情结下的眷恋以及梦幻破灭后的哀怨，乃是这一文化气脉的三大典型特征，也是《红楼梦》文学气质的三大特征，正如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云：“江南之士，轻薄奢侈，梁陈诸帝之遗风也。”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乃是红楼诸美之居停，其自身也是唯美之园林建筑。史载，南朝至德二年，陈帝叔宝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廉，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看了这则史料，您不感觉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吗？贾宝玉的大观园何异于陈叔宝光照殿前的人间仙境？陈后主与张丽华以及龚、孔妃嫔等分别居住在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并复道交相往来，与宝、钗、黛分别居住在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并复道交相往来，又何其相似乃尔！

    江南文化是一个以“美”为中心的精致文化，是文人雅士们把真善融铸为美的文化。在千年绵延的文化长河中，江南文化鲜活出现了四次璀璨瑰丽的波峰：第一次波峰是六朝金粉。《昭明文选》的文采之美，《文心雕龙》的文心之美，《世说新语》的文人之美，共同构成了飘逸潇洒、玉树临风的南朝文化之美。第二次波峰是五代南唐。冠带诗书的“元和之风”，翕然大肆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以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为代表的感伤、婉约、精致的凄美词风，开启了此后江南文人感伤抒情的文化传统。第三次波峰是南宋偏安。文人士子们在经历了“胡尘卷地，南走炎荒”的精神阵痛后，在前朝或华丽或疏狂或隐逸的文化背景上，又印上了一抹沉痛、感伤的民族色彩。集江南文化大成的第四次波峰是明末清初。将六朝的精致之美、南唐的凄婉之美，南宋的感伤之美，置于一炉熔铸为“情本文化”之美。而《红楼梦》恰恰是这个“情教”流行时代的产物，是把“情”之一字渲染为天下至美的哀婉之歌。

    我们把明末清初这一文化现象称为“晚明文化气脉”，最先感觉到《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联系的是徐晋如教授，他说：“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虽然徐晋如教授并不完全是从正面看待《红楼梦》据以产生的文化气脉的，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与“金粉浮华”、“极度女性化”之江南文化的渊源关系。晚明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江南文化标志就是昆曲与歌行体，故亦可称《红楼梦》为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

    在江南文化千百年来的累累堆积下，金陵、杭州、姑苏逐步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也可谓江南文化的三座高峰；《红楼梦》中的十二钗皆以“金陵”冠名，僧尼与戏子多来自苏州，而男女主人公则出身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杭州，绝非作者信笔所至的无意安排。作者所谓的“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乃是杭州山水与人文的特指，也是对江南文化世族特征的艺术概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江南文化乃是江南世族的文化。鲁迅先生说，呼吸领略大观园内“悲凉之气，遍布华林”者，唯有贾宝玉一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乃是江南文化的优秀继承人，同时也是江南世族无可救药的糟糕继业者。东晋时期的“王谢堂前燕”，千百年来并未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径直飞到了明末清初“洪黄钱顾”四大家族的厅堂。在清廷的铁蹄踏上草长莺飞的江南大地后，由于“奏销案”、“明史案”、“通海案”、“哭庙案”等四大案的残酷打击，江南世族的历史方无可奈何花落去中谢幕，最终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呱呱坠地于此时此刻，正所谓江南文化在高潮中的谢幕曲，也是江南世族末世绝望中如泣如诉的挽歌。

    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自古以来就十分鲜明：北方山河雄壮巍峨，西风塞外，铁马金戈，呈现出的是一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阳刚文化之美；江南山河葱茏清秀，枯藤古木，小桥流水，呈现出的是一种温柔旖旎、丝竹笙歌的阴柔之美。这种泾渭分明的美学特色，体现在小说戏剧、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混同的文化表现形式。《红楼梦》不论是在文学诗词、书画金石上，还是在园林建筑、饮食起居上，体现的都是江南文人那种儒雅含蓄、精致唯美的情趣追求；《红楼梦》作者所展示出的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精湛融通的艺术才华，圆通透彻的灵根悟性，都带有江南文人雅士的深深印痕，决非北方旗人出身的曹雪芹所能道也。要想读懂《红楼梦》，必须要懂得江南世族在晓风残月、花间柳下的金粉浮华生活，必须懂得六朝、南唐、南宋、晚明诸多末世文化氛围下江南文人的心理。在沙尘暴笼罩下的北京十七间半曹氏故居中，是悟不出《红楼梦》的文化底蕴的。

    《红楼梦》的表象是一部小说，本质却是一首诗。诗无达诂，不能解，只能悟。不论读《红楼梦》还是评《红楼梦》，都不应该强作解人，必须做诗人心境下的心灵“感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红楼梦》迥然有别于其它小说：传统小说旨在叙事，《红楼梦》却旨在抒情；传统小说重在描写，《红楼梦》却重在刻画，书中几乎所有意象的表达都是为抒发作者之情而服务的。作者对于那种纤弱绮丽之美的鲜活灵动渲染，为全书塑造了一种浓烈的诗情画意。这正是在我国江南这方神奇土地上潜伏隐跃的古典文化的最佳展示，正是以对诗情画意的感悟为灵魂的江南文化的最好诠释。《世说新语》里说有一个叫桓子野的人，“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旦听到野外有人唱歌，他就要想哭，就捶首顿足地说：“怎么办？怎么办？” 读《红楼梦》倘若读出了桓子野的境界，读出了江南文化长歌当哭的那种感觉，可以说算是进入了“悟”的境界。那种在北京西山“曹家店”中所做的“索隐”及“考证”，都可以休矣。

                                        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