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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法家化 孔孟之后有没有真儒家?
[作者:陈季冰  来源:中国经济网  时间:4/13/2010 6:35:23 PM  阅读:63次] [字体:]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被“定于一尊”并绝对化之后,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所谓“异化”。

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余英时先生提出过一个所谓“儒学法家化”的概念,在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思想的分野与汇流》(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50-195页,余英时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北京第1版)一文中有充分的阐述。按照余英时的看法,儒学的法家化始于汉代,但“并不限于汉代,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

虽然我个人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造诣充满敬佩,我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书《下一站:中国》中也不止一处地引述了余先生的论述,不过我认为他上面的这个论点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余英时的论证最后似乎希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曾经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儒学”,其真正的实质并不是儒学而是法家学说,只是取了一个儒家的形式充门面而已。

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读错了历史……

这实际上就等于在说,儒学是一种静止的学说,孔孟荀之后无儒学,颇有点像尼采对基督教的评价(尼采是这样说的,“世上只有过一个真正基督徒,已经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然而,从余英时先生一贯的学术理念中,我们又能明显地感觉到他对于宋明理学(新儒学),特别是朱熹之学的高度推崇。按照上面最初的逻辑,原始儒学从汉代开始“法家化”,而到了宋明之后,“法家化”了的儒学又经历了一次“佛教化”。如此一来,以后的儒学就更不是真正的儒学了。但余英时似乎又不是这么看的,在他眼里,程朱新儒学倒是值得大力彰显的真正的儒学。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领域,也就是说,儒学在其变迁演进过程中,凡是变“坏”了的(更准确地说,是不符合余英时本人之好的)就不是真正的儒学,而变“好”了的(符合余英时本人之好的)则是真正的儒学。我认为这是不怎么客观的。

我记得余英时曾经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指出过,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一种学说,不仅要看它的原始思想是什么样的,还要看它在历史现实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即使在《反智论》一文中,他在评价道家思想时也曾写道,“讲思想史与写个别思想家的‘学案’不同,必须兼顾到思想的历史发展。”

在《反智论》一文结尾处,余英时引用朱熹的话抒发了一通旷古感慨:

两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我却觉得,所谓“儒学法家化”问题,核心并不在于余英时所暗示的儒学在历史上受到刻意歪曲,而在于:儒家思想体系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以致推行儒家那套学说,根本不可能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我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种矛盾:根据儒家理想,作为“天子”的皇帝,首先应当是“上天”所赋予的“道统”的承接人,而“道统”应当是在“圣者”之间薪火相传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体制中,皇帝之位是世袭的。为什么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儒者产生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天”所授予的“道统”理应是“圣者”得之,凭什么可以由一家世袭(垄断)?

令余英时痛心的“儒学法家化”问题还揭示了这样一条朴素而又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一旦被“定于一尊”并绝对化之后,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所谓“异化”。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义”只能充当现实政治的一种可资参考的精神资源,而不能成为它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