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盛世才统治新疆真相(2)_

智效民：盛世才统治新疆真相(2)

　　第二天晚上，盛世才设宴为茅盾一行洗尘，各厅厅长全部到齐。茅盾在这些人中间认出了化名周彬的财政厅长毛泽民．并看到因为锯掉两条小腿，只好由卫兵背着的教育厅长孟一鸣。这大概就是廖承志所谓“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吧。第三天，杜重远陪茅盾、张仲实去新疆学院与学生见面。茅盾看到学院非常简陋，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所初级师范，便有些失望。这时杜重远告诉他们，学院只有两个系，教育系请茅盾担任系主任，政治经济系请张仲实担任系主任。

　　又过了一天，茅盾拜访了几位厅长。他得知孟一鸣原名徐梦秋，也是从延安来的，还是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同学。几天后，毛泽民在回拜他的时候，向他仔细介绍了新疆的情况。毛说：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是进步的，他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密切；不过这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周围有许多耳目，有边疆“土皇帝”之称；不过，孟一鸣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可以经常联系。随后，孟一鸣也在回拜中建议他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不久，盛世才又和茅盾、张仲实谈话，提出要成立新疆文化协会，请他们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

　　其实，茅盾到达新疆后还是非常积极的。为了歌颂盛世才，宣传他的“六大政策”，他到处演讲，写了许多时评和政论，还帮助学生整理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并为该剧写了主题歌。为此，他承认自己“把文学创作彻底束之高阁了，即使文艺评论也很少写。”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费力不讨好而有些委曲。因为孟一鸣对他说：你要注意，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了。

　　在新疆，茅盾了解到除了毛泽民、孟一鸣、林路基等大批中共党员之外，还有许多由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其中包括新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新疆边务处是个专门收集情报的机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而具体负责人则是陈培生。

　　6月中旬的一天，茅盾接到督办公署的通知，晚上盛世才要宴请从内地来的重要客人，请他和夫人参加。当茅盾打听到宴请的客人是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夫妇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时，便和夫人便准备好一封信，在宴会上悄悄塞给邓颖超，希望她到达苏联后能够当面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杨之华正在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信的内容是要求杨帮助他们把两个孩子弄到苏联去。当时周恩来得知他们有此要求时，曾对茅盾说，如果去不了苏联，可以到延安去。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不久杨之华回信说：苏联只接纳中共领导人的女子前来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袁南生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说：周恩来一行路过新疆时，“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盛世才‘同志’，与‘兄弟党’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会谈了4次。1940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一行9人，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再次途经新疆，周恩来与盛世才又会谈了3次。”（见该书第653页）盛世才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和交往，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好像还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去认真研究了。

　　盛世才入党后，奉行苏联政策，像斯大林一样大搞“肃反”运动，在新疆逮捕了两千多名“托派”分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是被苏联派到新疆后担任“反帝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成了盛世才的妹夫。即便如此，俞秀松还是因为“托派”问题，被盛世才送到苏联，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折磨而死。

　　1939年秋天，盛世才把杜重远软禁起来，免去他新疆学院院长职务。据说杜是因为遭人忌妒，向盛世才上万言书之后引火烧身的。1941年5月，盛以“汉奸”、“托派”和“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等罪名将杜重远逮捕。杜重远一案牵连数千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杜重远的下场很惨，软禁期间，为了抒发委曲郁闷的心情，他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此外，盛世才还让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但不久毛泽民也被投入监狱。据杜重远的妻子说，盛世才曾经在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的肠胃溃烂穿孔，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便血于厕，鲜血成河。1943年9月，盛世才命令军医处长给杜重远注射毒针，将他毒死，然后拖出了东花园毁尸灭迹。

　　杜重远被软禁后，茅盾、张仲实感到随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内心极其恐慌。有一次，张仲实被盛世才突然叫去，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茅盾的夫人还急得直哭，结果是一场虚惊。张仲实伯母去世后，他要求回家奔丧，盛世才推说没有飞机，使他迟迟不能成行。第二年4月，茅盾接到家里电报，说他的大嫂病故。于是，他谎称母亲去世，向盛世才请假，没想到居然获得同意，张仲实也因此而沾了光。不久，盛世才设宴为他们送行，感谢他们一年来的贡献，希望把事情办完以后再回新疆来。

　　5月初，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的帮助下，搭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离开时，盛世才还亲自赴机场为他们送行，那阵势，与他们刚到时一模一样。飞机路过哈密时要降落过夜，当地行政长刘西屏前来迎送，但表情有些异样。路过兰州时，因傅作义要搭乘这架飞机，茅盾等人只好改乘汽车，经西安到了延安，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把两个孩子留在那里。在延安，茅盾听说他们路过哈密的那天晚上，刘西屏先后接到盛世才打来的三次电话：第一次在午夜12点，盛世才命令刘西屏把他们扣留下来；过了半小时，盛又第二次打来电话，说先不要行动，让他考虑考虑再说；下半夜3点左右，盛世才第三次打来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五、赵丹：入疆之后是入狱

　　相比之下，赵丹的遭遇显然没有茅盾幸运。

　　关于赵丹入疆的情况，茅盾在晚年有所回忆。他在《茅盾自传》中是这样讲的：

　　六月初的一天，，盛世才把我和张仲实召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电报，问我们认不认识打电报的人。我一看，是赵丹、徐韬由重庆打来的，说他们有九个人，都是搞话剧的，愿意到新疆为建设新新疆服务。我暗想，他们肯定是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诱惑，可是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写信，……我决定试一试阻止赵丹他们来新疆。我对盛世才说：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盛就对我说，那就请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电报就这样发出了，我无法在电报上作更多的暗示，只希望赵丹他们能从中领悟。然而向来聪明的赵丹这次却犯了糊涂，他与徐韬很快又给盛世才回了电，披肝沥胆地表示再艰苦的生活也不怕。于是盛世才告诉我，他已回电让他们来了。（见该书第330-331页）

　　与茅盾的回忆相比，《赵丹自述》中的说法应该更为可靠。不过这是赵丹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囚犯所写的交代材料：

　　由于我、王为一、朱今明三人常在一起搞联合演出，彼此吹牛，想仿效苏联资产阶级艺术家史氏样幻想要建立什么民族演剧体系，建立什么新中国的剧场艺术，于是引出以下一段惨痛、罪恶的历史来了。

　　一日，王为一因出版他的剧作事，曾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疆》及一些《新疆画报》，从书上、画报上，引起人一种错觉，以为新疆走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已初具雏形，很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书中介绍了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如何好，如吹嘘其清廉到几乎已经根绝贪污，废除死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十四个民族团结得像个大家庭样，载歌载舞，十分醉人。这一下，立即燃烧起我们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狂热来了。

　　我们请史枚、邹韬奋转介绍于新疆，很快即得到回电，极表欢迎。我们三人又联名写信给在广东曲江的徐韬，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即离开重庆去新疆了。临行时史枚忽携全家和我们同行。

　　我们这是逃避战争，逃避重庆当时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想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想享受社会主义的责成的果实，以为新疆那是一个平静的“无党派”的，“和平”、“民主”、“自由”的天堂。……（见该书第122-123页）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除了迫于形势，不得不自污的最后一段外，赵丹的大部分话、特别是关于新疆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这些话不仅是事实，而且与新发现、新披露的材料基本一致。另外，几乎现有的材料都表明，在茅盾和赵丹等人去新疆的问题上，杜重远和邹韬奋及其生活书店，起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而这一切，显然又与周恩来的运筹帷幄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9年6月，赵丹携妻子叶露茜、刚满一岁的儿子苗苗，与王为一、朱今明、徐韬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由重庆出发，越嘉陵、翻大巴、跨渭水，到达兰州。然后分乘飞机和卡车，于7月到达迪化。有人说，周恩来得知赵丹赴新疆的消息后，曾派冯乃超前往重庆劝阻。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理由是一来当时周恩来已经在赴苏途中，二来向新疆输送人才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之一，周恩来不可能反对。

　　赵丹一行10人到达迪化以后，茅盾遵照盛世才的嘱托，专程看望他们。赵丹在文革中交代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抵新疆迪化之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二人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原本想叫人带口信叫你们别来的，因此地电报、书信都要经过督办公署审查的，这儿地方特殊，环境非常复杂，不易了解，他有六大政策，有自己的党组织叫‘反帝会’，不谈国民党、共产党，只是坚定地亲苏联，你们来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本着为抗战服务吧。”这一下，真是一盆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希望、理想立即成为泡影，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新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了。（同上，第123页）

　　在盛世才安排下，赵丹等人归茅盾领导，他创办的话剧运动委员会和实验剧团隶属于新疆文化协会。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排练，在新疆学院学生的参与下，赵丹等人于“九一八”纪念晚会上，隆重上演了话剧《战斗》。为此，盛世才身穿戎装，脚蹬马靴，带着妻子女儿和全疆军政要员观看了演出。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也发表《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据说《战斗》在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几乎场场满座。此外，他们还排演了《新新疆万岁》、《故乡》、《塞上风云》等话剧，毛泽民和赵丹也商量过成立新疆电影制片厂等事宜。

　　有人说，这次演出遭到盛世才的亲信、迪化第一中学校长姜作周的忌妒，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前面提到杜重远向盛世才上万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这封万言书中，杜重远除表达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等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信寄出后，盛世才不但没有理杜重远，而且还把他软禁起来。

　　1940年5月30日深夜，杜重远还在软禁期间，几个便衣便闯进赵丹和徐韬的住所进行搜查，然后将他们投入监狱。这时，离茅盾逃走还不到一个月。赵丹被捕后，王为一等人联名上书盛世才，恳求释放二人，却得到“犯罪证据确凿”的回复。第二年3月的一个黄昏，王为一、朱今明、易明等人同时被盛世才逮捕，也被关进监狱。

　　六、赵丹在监狱中的遭遇

　　1940年8月初，赵丹在督办公署接受第一次审讯。赵丹非常天真，他以为这次被捕是出于误会，是盛世才把他当作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了。因此只要经过审讯，就会化解误会，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属于同一革命阵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丹怎么出不会想到他会再次入狱，并反复交代了这段“历史罪行”。在回顾当年审讯的情况时，他是这样写的：

　　一开始两个法官客客气气，采用的是随便闲谈的方式，只问了问来新的经过。由我自己说，我皆据实以告他，扯开了，由生活、思想、经历，一直扯到过去参加过的剧联的身份，法官叫我把这些扯的话写封信给盛世才，于是我以写信方式，立下了第一份供词。

　　这份供词的内容，概括是：将赴新的动机、经过及过去与茅盾等人素不相识的关系说了。

　　说到自己思想如何左倾，革命，由此写出过去剧联组织身份及一些活动。我也说过这一组织已于抗日战争前解散了。

　　为了进一步要取得他的信赖，我写道：“希望督办能向有关方面向口里的田汉、夏衍、阳翰笙、章泯，及延安的袁牧之、张庚等人打听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份供词的重点，倒是向他解释，我平时的一言一行是以引起他的误会之处，并结合着在外边所学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似通非通地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说：“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多疑的不是盛督办，而是我自己。”又说是：“体味到他用的是严与宽相结合的办法，实际是在教育我，改选我的小资性格。”

　　最后肉麻地捧他为马列主义的政治家，说他“严的一面像个严父，慈祥的一面像个慈母”，云云。（同上，第124页）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盛世才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位马列主义政治家；同时也可以发现，天真的赵丹像灯蛾扑火似地进入那个圈子以后，他的人格和思想扭曲成了什么模样。

　　尽管如此，赵丹的供词还是无法让盛世才满意。为了让赵丹承认他和杜重远、茅盾等人是汉奸、托派，盛世才对他进行哄骗和刑讯逼供。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赵丹终于在一份莫须有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这份供词的内容是：“杜重过、茅盾、张仲实等汉奸、托派，通过史枚把我们骗到了新疆来，拉入了他们的汉奸、托派组织，当时参加这一汉奸、托派组织的人有：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五人。汉奸、托派的总任务是推翻新疆政权。我个人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剧团演出部部长。”

　　本来是听命于盛世才的事，到头来却成了一个罪状。这就是专制政权的最大特色。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打破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妥协的迷梦，欧洲战场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一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新疆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蒋介石先后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赴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的亲苏亲共立场开始动摇。1942年3月，新疆发生暗杀盛世祺的所谓“桃色政治事件”，使当地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盛世祺是盛世才的四弟，曾任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回来后担任了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暗杀事件发生后，盛世才逮捕了包括盛世祺妻子陈秀英、邱宗浚（盛世才岳父）小妾姚执中在内的大批疑犯。经过严刑逼供，陈秀英和姚执中承认她们与人通奸，勾结外国人刺杀了盛世祺和邱宗浚，阴谋在“四·一二革命”纪念大会上制造混乱，夺取政权。据盛世才公布的结果，这次事件是由共产党人在苏联领事馆领导下的一次暴动。随后，他以“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逮捕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拉托夫、民政厅长毛泽民、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哈密行政长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事件发生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多次请示中共中央，要求撤回所有人员。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答是，要撤回必须莫斯科方面同意。面对盛世才的变化，苏联一方面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迫使盛世才就范，一方面向蒋介石透露了盛世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为此，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后凡有关新疆事，希望苏联政府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与新省当局径行交涉。”这一年9月，盛世才通知苏联领事馆，要求撤走全部专家和顾问，并将陈潭秋等在内的中共派往新疆的干部全部逮捕并秘密处死。第二年4月，苏联除留下少数外交人员外，将包括“红八团”在内的所有人员撤回。至此，苏联对新疆的干涉基本结束。

　　由于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43年七八月间赵丹又被提审两次。第一次，法官去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汉奸、托派”帽子；第二次，则要求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44年盛世才被调离新疆，赴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据说在临走时他为了销毁罪证，要秘密烧毁囚禁赵丹的新疆第二监狱，只是由于国民政府派驻迪化的一个师长得到消息，才阻止了这一行动。还有人说，赵丹在监狱里当众羞辱过监狱长，此人对他怀恨在心，但把他列入黑名单，呈请盛世才处死，但盛世才却在赵丹的名字上划了一个醒目的蓝叉，使赵丹逃过一劫。

　　1945年初，赵丹、徐韬、王为一和朱今明终于出狱，年轻的易烈却瘐死狱中。获得自由以后，赵丹在张道藩的帮助下，于这一年初夏离开迪化，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