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辱医案”深度内幕

　　后续
　　　　　　　　　　　　　　　　　
　　警方承认过错
　　　　　　　　　　　　　　　　　
　　经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对“5.11”一案报道后，湖南省衡阳市政府立即作出反应。
　　　　　　　　　　　　　　　　　
　　5月23日，该市石鼓区检察院批准对参与凌辱袁小平的尹吉国、尹盛美、黄叔军三人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实施逮捕。该案于6月12日在石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个星期之后，衡阳市公安局承认在“5.11”事件中部分110出警人员确有过错：石鼓公安分局110出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新民在接警后率两民警赶到现场，简单做工作后即撤回，导致事态恶化；青山街派出所教导员李小平于当天7点55分接警后到达现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却离开现场给派出所值班领导打电话———电话打了足有30分钟之久；派出所民警赶到后，李指挥不力，没有采取有效手段控制局势。
　　　　　　　　　　　　　　　　　
　　警方宣布：撤销刘新民石鼓分局110出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李小平行政记过处分。
　　　　　　　　　　　　　　　　　
　　除此以外，南华医院医生认为黄叔军的“出逃”很蹊跷，因为黄叔军在事发后和尹吉国、尹盛美一起被刑事拘留，羁押在衡阳市第一看守所，但对他实施逮捕时，他作为涉黑的重要嫌疑人，警方却称他“在逃”。
　　　　　　　　　　　　　　　　　
　　在南华大学附一院，要求追究院领导责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据该院医生向记者透露，该院领导在事发后曾公开向医院职工认错，承认处理不力，并作出“全体领导扣发一个季度奖金”的决定。但医生们认为仅此仍不够。
　　　　　　　　　　　　　　　　　
　　两起辱医案相隔仅一月
　　　　　　　　　　　　　　　　　
　　袁小平并非该医院第一个遭辱殴的医生，另一位医生周小和在今年4月治疗一位酒醉女人的过程中，被衡阳市某公司的董事长率80余人到医院追打，致头部重伤。
　　　　　　　　　　　　　　　　　
　　目击殴斗现场的医生指证，当时打人者的装束与“5.11”事件中的打人者完全一样———颈戴柱形金项链、大拇指缠铁链。据他们说，那次大闹医院的规模不下于“5.11”事件，凑巧的是，袁小平在那一次也被打伤。
　　　　　　　　　　　　　　　　　
　　医院成立“护院队”
　　　　　　　　　　　　　　　　　
　　记者了解到，事发后南华大学附一院成立了一个“以部分院领导、科室主任带头，数十名医生和保安人员为成员”的护院队，负责在类似“5.11”的紧急情况下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和医生们的安全。这个举措很快得到了其他医院的认同，一些医院都有仿效之意。有人甚至提议，衡阳市的各大医院应该形成一个守望相助的“联合体”，一旦哪家医院有事，别的医院应“无条件、迅速”地组织力量前往支援。衡阳市某医院的院领导向记者透露，“5.11”事件发生时，该院许多医生激愤之下就曾要求医院出动一辆大卡车前往出事现场声援，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5月11日凌晨，惊人的一幕出现在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袁小平只穿着裤衩，裸露着上身和大腿，赤着双脚，双手抱着一个小孩的尸体在医院的楼群之间来回游走。袁的身后跟着神色不善的一群人，他们强迫袁走一步叫一声“是我一针打死了小孩”。袁小平因被怀疑造成医疗事故而遭此厄运。奇怪的是，当地110警员并没能制止这些冲突，据目击者称，其中一个警官还与打人者之一握手。此事经过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近日对此事的背景进行追踪调查。

　　“医霸”阿昌及其后台                             

　　“5.11”辱医案被认为有黑恶势力介入，记者发现这在湖南省衡阳市并非偶然现象。地方帮派正是通过“医霸”这样的中介，渗入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牟利。
　　　　　　　　　　　　　　　　　
　　在衡阳医疗界，“医霸”阿昌（化名）可是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很多人说，如果谁和医院有了医疗纠纷，“找阿昌一定有办法”。
　　　　　　　　　　　　　　　　　
　　阿昌没有固定的职业，以前“主营业务”是帮人收债和拆房子。阿昌帮人拆房子，众口相传说厉害到“比权威部门还权威”的程度。一个例子：某房产商在拆迁房屋时，一个“钉子户”不肯搬迁，阿昌找了一些人，二话不说，上门将那“钉子户”的双腿打断，在医院给他办好住院手续并留下1万元治疗费后扬长而去。事后“钉子户”不得不屈服。
　　　　　　　　　　　　　　　　　
　　阿昌近两年来开始将“业务”向医疗纠纷拓展。阿昌并不否认甚至故意宣扬他和一些黑恶势力有瓜葛。按他的说法是，“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阿昌在医院有不少熟人，对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个科室哪个病室发生了医患纠纷，阿昌往往在第一时间知道。阿昌对病人的情况、纠纷产生的情况以及家庭背景等作一番了解后，便会找到病人的亲属，向他们游说，通常的说辞是：如果由他出面向医院进行交涉，保证家属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不掌握什么社会资源的病人亲属通常会同意让阿昌出面和医院交涉。
　　　　　　　　　　　　　　　　　
　　但实际上阿昌自己并不出面，他会和一些帮会联系，由他们充当病人“亲属”（以下统称“外来亲属”），出头以武力相胁，视情况向医院提出数额不等的赔偿。经阿昌搭线，病人亲属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与“外来亲属”合作：一种是事先付“出手费”，在衡阳，帮会中一般成员的价格据说是每人200元，小头目另算；第二种是病人亲属事先不支付费用，但索得赔偿后，“外来亲属”提成50％；第三种办法是，病人亲属先支付诸如车费、烟酒、餐饮等少量费用，得到赔偿后给较低的提成。记者在衡阳市一个月的调查中，发现阿昌的“同行”数量不少，在各医院均有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群体，统称为“医霸”。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平时调查，“医霸”们成分相当复杂，但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职业化的“医霸”，他们并非身在黑帮，只是到医院打探消息，向黑帮提供情报，获取中介费；另一类则是某些黑帮直接在医院安插的“眼线”，这些人平时无所事事，专在各医院间窜来窜去。
　　　　　　　　　　　　　　　　　
　　医院的人对“医霸”不得不客气，不是怕他们，而是对他们的“黑后台”心存忌惮。

　　所谓“三个一工程”                                        
　　　　　　　　　　　　　　　　　
　　在衡阳，介入医患纠纷牟利的不仅是黑帮。
　　　　　　　　　　　　　　　　　
　　5月17日深夜，衡阳市中心医院胸外科主任黄志坚黑着两个眼圈找到记者，一定要“倾吐一下心中的烦恼”。“5.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该院一位病人因并发症死亡，家属两天内找来数十名“外来亲属”到医院谈条件（有人看见其中一些曾出现在“5.11”事件现场），5月14日病人亲属曾向医院索赔5万元，但这些“外来亲属”来后，要价被提高了一倍———10万元。
　　　　　　　　　　　　　　　　　
　　但此时“5.11”事件刚刑拘了尹吉国等3人，被医院授权处理此事的黄志坚“不怕他们在这个时候敢闹”。双方相持不下，决定对簿公堂。衡阳市卫生局出面协调，双方于5月16日上午说好，由市卫生局指定到当地的一六九医院做医疗事故鉴定，病人家属答应了。
　　　　　　　　　　　　　　　　　
　　“但当天午饭后，他们就变卦了，”黄回忆说，“我就知道其中有猫腻了。”当天下午，病人家属聘请的律师杜平（化名）和数十名“外来亲属”同时前往中心医院，强行指定要换鉴定的“专家”———称必须到某大学教授解剖学的教师田克（化名）那里鉴定。黄说自己一听就明白了，医院的麻烦来了。
　　　　　　　　　　　　　　　　　
　　事后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杜平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远在衡南县，之前病人家属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找上门来的。据了解，杜平鼓动病人家属，如果到市卫生局指定的医院做鉴定，肯定对病人家属不利。田克是法医，和他关系不错，“由他做保证对你们有利”。
　　　　　　　　　　　　　　　　　
　　黄志坚认识田克，他认为此人“多次出具严重歪曲事实的医疗鉴定，在衡阳医界都知道”，所以院方不同意由田克做鉴定，但律师杜平在一次调解中指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外来亲属”说：“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叫他们打！”黄志坚将病人的病历交给市卫生局一位相关负责人，“外来亲属”追打该负责人，并将其围困到深夜12点。
　　　　　　　　　　　　　　　　　
　　围困事件的第二天，中心医院被迫同意到田克处做医疗鉴定。该院交给田鉴定费1600元，但没拿到收据和发票。黄无奈地对记者说，中心医院过去曾经吃过田杜二人联手的亏，这次也无法幸免。
　　　　　　　　　　　　　　　　　
　　他说，田杜二人在衡阳和当地某记者联手，共同插手医疗纠纷，从中牟利，被人讽为“三个一工程”（三个一指一个律师、一个法医、一个记者）。三人之中，不论谁先和病人联系上，都要让病人家属接受另外两人的配合：律师在司法界上下活动，法医提供对病人有利的鉴定，记者可以作出偏向于患方的报道———这些都将成为患方凭借黑势力打砸医院、迫使医院就范的借口和依据。
　　　　　　　　　　　　　　　　　
　　记者在采访核工业总公司驻衡四一五医院一位老专家的时候得到旁证，他也知道这个所谓“三个一工程”的组合，四一五医院也吃过亏，他的看法是：这些“白道”中人组合与当地黑恶势力一文一武，形成了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畸形“医疗纠纷生态链”，靠这吃饭。

　　“医疗鉴定”怎么搞出来的？               　　　　　　　　　　　　　　　　　
　　　　　　　　　　　　　　　　　
　　据记者侧面了解，田克从事的是尸体解剖研究工作，早年因衡阳缺乏司法鉴定人才，司法部门就找到他进行尸体解剖。五六年前，田看准了医疗纠纷增多的趋向，全面介入“医疗事故鉴定”。
　　　　　　　　　　　　　　　　　
　　一般来说，解剖尸体仅为医疗事故鉴定提供重要依据，但并不等于医疗鉴定。而田克却把尸体解剖当作医疗鉴定，给患方出具“医疗鉴定书”，并郑重其事地盖上“公章”。
　　　　　　　　　　　　　　　　　
　　记者在田克出具的一些鉴定书上看到，使用的“公章”有好几种，上面刻的鉴定单位不尽相同，诸如“衡阳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专用章”、“衡阳医学院法医研究与鉴定中心鉴定专用章”、“南华大学法医鉴定与研究中心鉴定专用章”等。
　　　　　　　　　　　　　　　　　
　　但记者从南华大学了解到，这些章有的并非南华大学授权田克使用，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厅以及衡阳市卫生主管部门证实，田克并不具备医师资格和医疗事故鉴定的资格，但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当地给人做“医疗鉴定”。
　　　　　　　　　　　　　　　　　
　　一个例子是：一周姓病人腰椎突出，和衡阳两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经衡阳市有关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但田克介入此事后，篡改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的“教授查房会诊意见书”内容，田在篡改意见书的基础上作出了“该手术为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这个鉴定书上加盖了“衡阳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专用章”，还弄上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副主任法医郭某的名字。
　　　　　　　　　　　　　　　　　
　　后经记者查实，根本不存在“衡阳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这个机构，原衡阳医学院并无此公章；省检察院的郭某也称他并未参与田克的“鉴定”过程。
　　　　　　　　　　　　　　　　　
　　此事历经两年多，最后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做出“不是医疗责任事故”的最后鉴定才作罢。为此，衡阳市南华附一、附三院两家医院不仅已经损失10万余元，还多次遭到病人家属的围攻。为进一步核实情况，6月13日，记者以“要做医疗鉴定”为名，和正外出的田克取得了联系，田在电话中开价1500元，叫记者找他带的研究生做鉴定，他们可以出“鉴定报告”，电话里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南华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该司法鉴定中心核实此事，在该中心名单中没找到田克的名字，该中心一位负责人恼火地说，田克几次“打着中心的旗号招摇撞骗”，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侵权，中心已经向学校和有关部门反映多次，可惜没人来管他。

　　6月14日上午，衡阳市司法局法规科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关田克非法做医疗鉴定的事实，现有的情况表明，他出具的假鉴定严重地扰乱了司法秩序，他们将进一步调查并作出惩处意见。
　　　　　　　　　　　　　　　　　
　　医患受损，“医霸”得利                  
　　　　　　　　　　　　　　　　　
　　“5.11”事件后，衡阳医界组织了一次针对“医院环境状况”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在南华大学附一院，在最近一年里共发生了10余起较大规模的打砸事件；四一五医院，从1999年到今年5月，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打砸事件50余起；衡阳市中心医院，自2000年以来发生较大打砸事件24起。调查显示，这些打砸事件90％以上以医院迫于压力作出赔偿而告终；50％以上的打砸事件跟黑恶势力插手医疗纠纷有关。
　　　　　　　　　　　　　　　　　
　　患方为什么宁愿找“外来亲属”以暴力解决医疗纠纷而不采取正常的解决途径？
　　　　　　　　　　　　　　　　　
　　一位曾冲击医院的病人家属说，因为这种方式最为快捷、有效，对自己最有利。
　　　　　　　　　　　　　　　　　
　　南华大学一位教师认为，除了缺乏法律意识外，患方采取此种手段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渠道不畅通。实际上，患方采取这种手段未必能得到好处。
　　　　　　　　　　　　　　　　　
　　而一位当地帮派的头目透露，黑帮插手医疗纠纷后，想方设法要把事情搞大，一来可以从医院获得更大的利益，二来也可以从患方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来。很多情况是，患方为了争一口气，所付出的远远大于所获得的。该头目还透露，截至目前，“5.11”事件中的患者家属已经付出了10多万元的代价，记者未能就此在患者家属处得到核实。
　　　　　　　　　　　　　　　　　
　　在黑恶势力插手的医疗纠纷中，医院方又为什么要退让而默许这种畸形的解决方式呢？
　　　　　　　　　　　　　　　　　
　　除了安全等因素外，南华大学附三院副院长李伯凡把原因归结为三点：时间快，经济实惠，负面影响小。他认为：一打上官司，付出的费用是很吓人的，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医院要在现实中承担更大费用。李算了一笔账，即使是小的医疗纠纷，立案费和律师费要数千元，临时招待费用3000至5000元，院方费用数千元，鉴定费用几千元，考虑到即使赢了官司也要多少给患方一些补偿，所以一场官司打下来，最少也得花两三万元。如果输了，情况就更不妙了。所以只要患方提出的赔偿数额不过高，院方总是愿意退让，接受条件。“拿钱免灾”成为院方息事宁人的主导思想。
　　　　　　　　　　　　　　　　　
　　建立新医患关系：不破不立                       
　　　　　　　　　　　　　　　　　
　　最近，数名医界人士向衡阳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建议首先设立“医疗沟通卡”制度，医院给每个病人发放沟通卡，卡上设立一些密切医患关系、提高病人对医疗风险性认识的内容，明确医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医疗意外发生，病人或家人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病人或家属对医疗行为有怀疑，可按卡上提供的正常投诉渠道逐步得到解决。
　　　　　　　　　　　　　　　　　
　　另一个建议是，建立医疗意外保险，让医院、社会、患者共同分担医疗意外的风险。
　　　　　　　　　　　　　　　　　
　　也有患者提出，医院要更加主动地解决医患纠纷，不要看患者处于弱势而拖延时间推脱责任，只要能双方解决好问题，就不需要中介介入了。
　　　　　　　　　　　　　　　　　
　　但更多人认为，在正常环境下解决医患纠纷有多种方式，都可以借鉴；但首先是要铲除衡阳市寄居在医患纠纷中的“渔利势力”，把这批日益扩大、日益猖獗的小利益集团清除出医患纠纷解决过程。环境不清除干净，打击力度不大，即使使用了先进的方法，这些人为利益所驱总能找到空子把医患纠纷复杂化，这点不可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