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令医务工作者心惊肉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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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7日16时50分左右，病人何海军于去年2月在四川华西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作鼻息肉手术后，因一直感到鼻腔内有异味，于是将为其主刀的医师王恺砍了13刀，构成重伤。现年仅35岁的王恺医师已双目失明。据悉，近5年来仅华西医大一附院就发生了50余起殴打侮辱医务人员的事件。
——同日，北京安贞医院为一74岁的冠心病患者武某作冠状动脉塔桥手术后，因出现肾衰，经抢救无效于11天后死亡，其家属对主管医师及医务处长进行拳打脚踢，并强迫医生向遗体下跪。

——2001年7月10日11时30分，湖南中医学院一附院血液科学术带头人王万林教授被他的病人在读研究生彭世宽杀了46刀，当场身亡。13日，为王万林教授举行追悼会的当天上午，该院骨伤科医师邓天然，因不堪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

——2001年7月25日上午8时，患有巨大脑垂体瘤的患者高某，因术后出现下丘脑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亡。其家属以找X光片为由来医院吵闹。为了不影响病人的休息，我国著名脑外科专家王任直教授请他说话小点声，死者的儿子从护士台上抓起玻璃镜就向王教授砸去，粉碎的玻璃扎进了王教授的左臂，血流如注，造成左前圆肌断裂1/2，正中神经主干外膜裂开，左正中神经支配的屈肌群肌完全断裂，左肘内静脉断裂…… 现王教授最为担心的是今后是否还能上手术台为病人做手术。

——2001年11月14日10时许，突然一声巨响，患有视网膜脱落的病人包季厚用肉弹将重庆市第三民医院给炸了，当场炸死5人，伤35人，其中6人伤势严重。这是世界上首起、也是惟一的一起针对医院的恐怖事件。

——2001年12月26日12时许，郑州康复中心医院二楼郭振峰大夫和两名护士正准备吃盒饭，进来一用帽子蒙着脸的男子，问他干啥也不答话，他突然拿出一个炸药包和一根导火索，右手拿着打火机做点燃状，将3人逼到一小套间死角，随后拿出绳子命护士将郭捆起来。趁歹徒点火之机3人冲上去将歹徒制服。后经审讯，其炸医院的理由竟然是医院未能将其病治好。

——2002年5月11日0时30分，湖南衡阳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值班的袁小平医师接诊了一名呼吸急促、口唇青紫发绀，似诊重症肺炎并心衰的患儿，经抢救无效死亡。患者的父亲打电话叫来约20人对袁医生进行拳打脚踢。袁医生鞋子被打掉了，打着赤脚、穿着短裤，身上白大褂尽是泥、水和血迹，眼镜不见了，一青年手持铁链，猛击袁的后颈部……接着逼袁抱着尸体游街示众，边走边喊：“这孩子是我一针打死的……” 后经查袁小平颅底骨折，颈椎间盘膨出，稍有不慎，便有致高位截瘫可能。

——2002年8月26日8时许，患者家属徐步君因不服医学鉴定，纠集30余人闯入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行政楼，进行砸打，将副院长徐克宁及前来执行公务的6名民警打伤。后来，银川市公安局派出了50余名民警，当场拘留了15名歹徒，才将事态平息。

——2002年9月9日14时45分，在江西省儿童医院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患者的父亲，持刀冲进内三科对正在配药房工作的护士熊福英疯狂砍杀，熊福英被砍成血人。护士长彭玲云听到呼救声，冲进配药房救熊福英时，被歹徒一刀砍中颈动脉，因大出血当场死亡。熊福英被砍40余刀。经警方调查，其杀人的动机竟然是其患有脑膜炎的儿子在该医院治愈后留有脑膜炎后遗症，于是产生了报复医生的念头。

——2003年8月25日9时55分，武汉市汉口区同济来福康门诊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31岁的患者杨克爽持刀连杀6名医务人员后自杀死亡。其中60岁的副主任医师梅某和另一余姓医生经抢救无效死亡。杨克爽因患前列腺炎于2001年起在该院治疗多次，一直未能痊愈。2003年8月24日8时30分来门诊部以“我已治疗多次，仍未痊愈”为由，要求免费治疗。因协商未果，便起了杀心。
——河北省任县县医院内科主任、邢台市人大代表、任县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徐春平医师，因医术回天无力，治疗失败，于2003年7月7日晚21时30分，被任县司法局局长耿玉海等人活活打死。

——2003年7月24日下午，67岁的金道礼在凤阳第一人民医院作前列腺摘除手术时，因麻醉意外，患者心跳骤停，医院全力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仍回天乏力。于是本应出现在殡仪馆的花圈、纸幡等，却在凤阳县第一人民医院整整挂了3天。事发当天，患者家属将麻醉师进行殴打后拖进手术室，让他在死者面前默立了整整8个小时。第二天，死者的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涌进医院，找到院长，声称不进行医学鉴定，要医院赔偿74万元。院长无法答应，就被家属连推带搡地从楼上拖到医院的大院里。五六名上前拉架的医院职工，当场被打。有4名医生受伤，儿科的主治大夫曹凤光被打得腰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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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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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血的教训！难道我们当医生的做错了！
这样下去恐怕后继无人了！！
愤怒！！！



　　
　　 陈竺说医改核心难点，即医疗资源不足导致的“看病难”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切中要害，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看病难有四个重要根源，即医疗体体制的四个重要弊端。
　　
　　
　　 (一) 看病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应该是医疗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
　　
　　 1.由以上报道可以看出，每年农村卫生领域投入约600亿（农村约8亿人口人均约75元人民币），城市卫生领域投入约500亿（城镇人口约4亿人口人均约125元人民币）。本来医疗资源农村更加匮乏，而未来的这种改革，还是偏重于对城市的投资。这就导致农民看病更难，特别是大病。农民如必须要到城市大医院看病，除了昂贵的医药费，还要付出昂贵的交通费、昂贵的食宿费，还不得不耗费有时要分秒必争的宝贵时间。这还得忽略了长途跋涉、颠簸，初到城市的不适应和遭受城市人的白眼和喝叱。医改如何解决好城乡二元体制格局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2.每个城市和地区内的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这导致了一些声誉高的大医院人满为患，号贩子猖獗，医务人员劳动强度过大。而小医院及社区医疗机构门庭冷落，无所事事地过着穷日子，虚度岁月。
　　
　　 (二)看病难的重要根源之二：医疗体制结构不合理。
　　
　　
　　 1.现有人事编制的用人制度不合理，使不同单位的医疗人才不能合理的，自由的流动、交流。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内部缺乏活力。相应地导致不同单位的医务人员不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医务人员不能均衡地获得发展。相应地待遇也差距巨大。这就导致了不同医疗单位的医疗水平差距拉大。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挤大医院看病的一个原因。
　　
　　 2.高级职称晋升上的名额的限制和人为的评选的弊端。职称资格应该是根据水平，而不是象当官一样有名额才能晋升。也不应该是要由所谓有专家委员会人为的评审，那还不是全凭主观，在如今***肆虐的社会，公正性如何保证？人家学得辛辛苦苦的，资格考试通过了就应该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嘛。在这方面，初级和中级的考试制就很合理。而这种官僚体制一样的评审和名额限制制度，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重挫伤了医疗人才的积极性。压制了医疗系统内部的活力。制度性的造成高级职称成为了极度稀缺的资源。从而使得具有高级职称的极少数人得以独享所谓的专家之名。这就是医院里专家号难挂，专家号价格超高的现象的原因。
　　
　　 3.公立医院内的行政后勤人员队伍过于臃肿，这些行政人员往往压制着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决定着临床医务人员的生死，却又依赖着一线的医务人员养活着。这种现象既严重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利益，而且也浪费着大量的医疗资源。因为药价虚高等医院内部的***都与这些人密切相关，且不说医院挣的很大一部分钱就是养活了这些蛀虫，从而增加了医疗成本。可以说这些人是高昂医药费的制造者之一。
　　
　　
　　 (三)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根源之三：医疗市场化
　　
　　
　　 －－－－－－市场化后导致看病贵了，自然地看病也就更难了
　　
　　 　
　　 1.“市场化”医改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医院被推向市场之后，医院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其公益性弱化。医院为了生存，必然要收费，要盈利，渐渐地开始了走上了追逐利润的不归路。于是医疗费用随之一路走高。医生们也随之名誉扫地，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2.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比1978年增长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197倍。而在医疗卫生供给方面，同期床位、医生数目的增加皆不到一倍。勤务人员的工资增长没有统计数字，但据估计在10倍多，即使再多算点，按20倍算，那增长的卫生总费用的50倍左右的大头到了哪里了呢？
　　应该是到了大大小小的制药厂和大大小小的医药公司、大大小小的医疗器械公司帐户上了。
　　
　　 记得01年时就有报道全国的医药公司总数和县级以上医院的总数相当了。想想这是个什么数量。而且这几年医药公司应该只增长没落有减少。而且前些年医药公司的生意之好，医药公司的业务员收入之高，令不少人向这个行业趋之若鹜。
　　
　　 再看看各种媒体上的铺天盖地的药品广告，也就能大体了解到制药厂的利润是有多丰厚了。换包装，换商品名，然后虚高定价，成了制药厂暴利的捷径。
　　
　　 制药厂和医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用各种不正当促销，行贿，给回扣，是他们最重要的促销手段。是他们用肮脏的手段共同推高了药价。他们的行贿从医院、工商、税务等部门一直延伸到了中国药监局，使，并促使郑筱萸恶贯满盈，走上了断头台。可以说制药厂和医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是推高医疗费用导致“看病贵”的最重要的三只黑手。因为高额增长的医疗费用最终大部分成了他们帐户上的利润。但是因为他们是医疗机构的上游，以及行为更多地在幕后，所以在近几年“看病贵”民怨沸腾这际，却侥幸逃脱了公众的眼睛。没有受到媒体及社会舆论的讨伐。
　　
　　 (四)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之四：政府投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5.6%，政府支出占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仅为17%。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支出中，政府投入的只占7%，有的三甲医院甚至只有3%，剩下的支出均要靠医院自筹解决。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通过药品价格加成收入弥补其财政投入不足所需的运营和发展费用，在我国被称为“以药养医”。
　　
　　 关键的是医院被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后，国家对医疗的供给中断了，医药补贴取消了，公费医疗取消了(当然，还有极少数人还在享受着公费医疗)。医院没有了公益性和慈善机构的性质，医药费再没有地方报销了，所以看病所花的医药费国家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可是老百姓的腰包也匮乏，难以承受越来越高的医药费。没有钱就看不起病。得一个大病，病治好了，人变穷了。这一切和改革以前比较起来巨大的落差，让人们难以接受这严酷的现实。可是这委屈无处申诉，于是直接收取医药费的医院首当其冲，成了众人的出气筒，成了社会舆论、媒体的讨伐对象。扮演着替罪羊的角色。付出劳动的医务人员在众人眼里也变成了窃取患者钱包的小偷。
　　
　　 政府大幅减少医疗投入，医院自己搞创收，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这成为了看病贵的主要根源。